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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理论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整体效率研究

2010-07-23刘相友

统计与决策 2010年1期
关键词:低效率均衡点行为主体

刘相友,梁 锐,李 成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1 库珀—约翰协调博弈理论的分析

库珀和约翰(Cooper和 John,1988)指出,当行为主体的策略是一个闭区间上的标量时,之间容易产生相互作用的博弈,该博弈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博弈可能出现多个帕累托排列的均衡,使经济体有可能“粘滞”在非效率的均衡状态,每个人的独立行动都无力协调其他行为主体的活动以达到帕累托优等均衡;二是博弈的多重均衡使各主体行为具有策略互补性,其他行为主体增加努力会使剩余单个主体追随,并形成乘数效应。协调博弈达到高效率时,就具有策略的互补性。

库珀—约翰模型假定行为主体i=1,2,…I,一个经济体中存在I个单个行为主体或者I个联合行动主体,且以非合作方式选择他们的行动水平。行为主体i在区间[0,1]内选择了一个策略ei。ei指行为主体i的活动水平或努力,对每个行为主体设定的策略完全有序排列。 设 δ(ei,e-i,θi)是行为主体i从行动ei中得到的得益,e-i是其他行为主体的行动向量,θi是标量。假定:①在ei中得益函数严格凹,而在θi中努力的边际收益递增。②θ=θi,其他所有行为主体都采取相同行动的对称纳什均衡。

当除i以外的所有行为主体都选择了行动e并且处于状态 θ 时,i的得益为 δ(ei,e,θ),因为在 ei中得益函数严格凹,所以,存在使单独行为主体i获得得益最大化的努力水平。引入单独行动主体的最佳反应函数φ(e,θ),并满足条件σ1(φ(e,θ),e,θ)=0,则 ε(θ)={e∈⎿0,1」|φ(e,θ)=e}。 假定 σ1(0,0,θ)>0 并且 σ1(1,1,θ)<1 对所有 θ 都成立,这意味着 φ(0,θ)>0 和 φ(1,θ)<1。如果所有其他对局人选择的努力水平是两个极值中的一个,就会刺激余下那个对局人选择一个内部的努力水平。因为假定σ(·)是连续的,所以这些条件表明至少存在一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其他行为主体的努力水平e,纵轴表示单个行为主体反应函数 φ(e,θ)的努力水平,e∈(0,1)。单个行为主体的努力水平 φ(e,θ)在 e 上递增,φ(e,θ)与 45 度直线相交点 A、B、C 对应的努力水平 e1、em、eh、ef即对称纳什均衡点的努力水平。反应函数φ(e,θ)上有若干个低效率和高效率均衡点努力水平,为便于分析做出简化,假定e1、em为低效率均衡点努力水平,eh、ef为高效率均衡点努力水平。反应函数φ(e,θ)上的其他若干点表现出不断向更高效率均衡点靠拢的过程,反映了博弈效率的不断提高。

库珀指出,建立相互信任以及增进预期机制就是提高博弈的协调性。要产生策略的互补性:(1)博弈前的沟通非常重要。现实中博弈协调性不高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安全。要建立一种便于协商的机制,并引入协调人制度;(2)习俗和制度惯例。当人们在其社会博弈中处于信息不完备状态时,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会趋从同一惯例,就是“局部从同效应”。一种惯例一旦生成,就倾向于在一定时期长期存在,产生“继续均衡效应”和“吸同状态”;(3)约束和惩罚。存在第三方约束,行动互动双方外的第三方对两方施加的约束行为。

2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效率的现实分析

2.1 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协调效率

(1)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中的地位

从理论上看,无论一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怎样设计,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监护人”,在维护金融机构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作为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人民银行承担着对有关金融机构的监控、救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因此,如果一个具有系统性特征的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时,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人民银行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必须提供流动性支持,以防止金融危机的触发。为保持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防止银行的问题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加强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及时获得金融体系的信息,有效杜绝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资金的流动方向,人民银行要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就必须与金融监管机构共享信息,在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理重大金融事件和新问题。

(2)协调低效率纳什均衡点的突破

库珀—约翰模型的优越性在于可用来分析多个行为主体的博弈行为。因此,为便于分析,现做如下假定:①金融监管得益函数连续可微,在ei中得益函数严格凹,在θi中努力的边际收益递增。②θ=θi,三家监管机构都采取相同行动的对称纳什均衡。③三家监管机构均处于状态θ,且都非常努力e,φ(e,θ)表示人民银行的反应函数,三家监管机构的努力程度对人民银行的监管收益产生影响。现实中,低效率纳什均衡点有若干,为了研究聚焦分析,简化为两个即A点和B点(图 1)。

前述模型得出,当其它行为主体与单独行为主体i的努力水平相等时,就产生了使单独行为主体i获得得益最大化的努力水平。所以,如果在三家监管机构较低的努力水平e1时,人民银行做出最大化努力水平φ(e1,θ)=e1。此时,金融监管协调的低效率对称纳什均衡点A,中央银行较高的努力水平不会得到高回报,反而造成监管资源浪费。三家监管主体采取较低的努力水平,会使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难以高效有效发挥。

由假定①可知,金融监管得益函数连续可微,在ei中得益函数严格凹,在θi中努力的边际收益递增。所以,当其他金融监管主体的努力水平增加时,得益是增加的。单个主体i对于其金融监管机构的努力增加做出的最佳反应就是增加ei,φ(e,θ)在e上递增。当三家监管机构的努力程度提高到em时,人民银行存在使自身得益最大化的努力水平即φ(em,θ)=em,此时,形成对称纳什均衡点B(三家监管机构努力水平增加在这里特指获取全面资料,导致数据收集重复监管,加大监管成本)。人民银行努力水平增加主要是指人民银行在信息收集方面的重复监管以及面对金融机构的软抵抗,人民银行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措施。三家监管机构与人民银行之间没有形成策略互补的乘数效应,追求各自得益的提高建立在金融监管体制整体效率损失的基础上。所以,监管各方单纯努力水平的增加,不能有效提高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效率,往往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必须从制度安排上规范协调性,避免监管效率损失。

因此在骨科护理管理中采用风险管理,可有效提高潜在风险的回避力度,提高护理人员素质以及服务意识,针对病房内外环境清除潜在风险,提高患者治疗安全程度。

由此可见,当低效率对称纳什均衡点形成时,经济体有可能“粘滞”在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单方面的独立行动都无力协调其他行为主体的活动以达到帕累托优等均衡。

(3)高效率纳什均衡点的形成

金融监管努力必须在制度优化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提高监管效率。改变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之间监管博弈的低效率均衡状态,需要外力的作用以及监管制度的优化。当制度环境优化时,三家监管机构的努力水平提高到eh,人民银行最大化的努力水平即φ(eh,θ)=eh,此时,形成高效率对称纳什均衡点C。制度环境的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具有制度的权威性,监管机构与人民银行形成充分的信息共享机制,明确权利边界,降低监管成本并实现监管资源共享;二是三家监管机构在权限范围内加强监管,金融机构的规范运作提高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使制度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高效率监管体系有利于监管各方形成策略互补的乘数效应,只有行动和谐才会产生整体效率,推动监管协调制度完善,形成高效率纳什均衡点D。高效率金融监管水平的形成需要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共同努力和协调配合。

2.2 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效率

三家监管机构的协调是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民银行策略互补乘数效应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对综合经营协调监管的基础上。金融综合经营主要表现为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型金融创新产品。金融控股公司参与多个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交易,内部子公司经营中面临信用风险、投资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多重风险,还要面对在业务经营中由控股公司这一特殊组织形式带来的复杂股权关系,以及控股公司内子公司的相互关联所引起的一系列风险以及风险传递。

(1)低效率纳什均衡点的形成

在分析三家监管机构的协调问题时,同样做如下假定:①监管得益函数连续可微,在ei中得益函数严格凹,在θi中努力的边际收益递增。②θ=θi,其中两家监管机构采取相同行动的对称纳什均衡。③有两家监管机构均处于状态θ,且都采取努力水平e,则φ(e,θ)表示另一监管机构的反应函数。两家监管机构的努力程度会对另一监管机构的收益产生影响。在这一协调博弈中,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致力于对某一金融控股公司或某一交叉型创新产品的监管。当证监会和保监会均采取较低努力水平e1,银监会将采取使其获得收益最大化的努力水平φ(e1,θ)=e1。下面通过囚徒困境矩阵(库珀—约翰模型实验)解释协调博弈低效率均衡的成因。

图2 三大监管机构博弈矩阵

策略选择ei∈{1,2}表示两种努力水平,其中,1表示不监管,2表示监管,且特指功能性监管。在这个同时行动的博弈中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策略组合{1,1}和{2,2},以及两个混合策略均衡。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监管当局根据自我效用最大化原则独立行动,倾向于选择不监管的策略组合{1,1},即双方都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不愿承受选择2面临的不确定性,形成低效率对称纳什均衡点A。由于制度环境尚未改善,证监会和保监会努力水平的提高,促使银监会努力水平的提高形成下低效率纳什均衡点B,从而造成监管资源浪费,协调博弈“粘滞”在非效率的均衡状态。三家监管机构监管侧重点的差异是造成监管协调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一是三家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存在差异。银行监管机构强调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及银行支付体系功能使得银行系统间各机构具有非常高的相互依赖性,银行业失败会给经济金融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证券监管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首要考虑的是证券公司挪用保证金、上市公司散布虚假信息等问题;保险监管机构主要考虑的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监管重点是偿付能力。二是三家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如银行有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在国际上没有统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标准。

三家监管机构之间监管博弈的低效率均衡状态,依赖外力和监管制度的优化。当制度环境优化时,证监会和保监会采取较高的努力水平e,e代表功能性监管,促使银监会采取较高的努力水平,从而形成高效率对称纳什均衡点C,表现为策略组合{2,2}。制度环境的优化表现在:三家监管机构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监管权限以及责任的划分明确;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等,真正使制度运行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良好监管环境的形成将激励各监管机构协调合作,促使更高水平纳什均衡点D的形成。

金融监管协调的目标是形成高效率纳什均衡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正处于向高效率纳什均衡不断迈进的过程,策略互补的乘数效应尚未形成。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金融监管协调的内在作用机理:首先,监管努力水平的提高需要在制度优化的前提下,才能提高监管效率,否则将造成监管的效率损失。金融监管是一项成本巨大的经济活动,各家监管机构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考虑,必然在协调过程中,根据其他监管机构的努力水平,调整自己的策略以达到对己有利的均衡,但并非最有利于金融长远发展的均衡。其次,当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没有形成时,金融监管容易粘滞在低效率状态,信息不对称使得各监管机构监管策略无法相互协调。当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时,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乘数效应。

我国需要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尽量避免监管的效率损失,促进金融监管主体高效率协调博弈均衡的形成。

3.1 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消除信息不对称冲突

(1)信息收集方面分工明确,防止监管信息真空或重复收集。

(2)人民银行在信息系统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

(3)建立紧急磋商协调机制,将危机处理程序化。

3.2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博弈各方往往在牺牲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实现策略组合的最优,需要引入“监管协调人”。监管协调人是一个超然的角色且公平、公正。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人民银行牵头的由各个部委参加的高于一般部委规格的常设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统一的报表格式和标准,由各家金融监管机构轮流担任主席,讨论与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有关的重大问题,协调监管机构的政策与业务,有效处理紧急和难点金融事务。

3.3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约束和制度安排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建议国务院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明确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职责,建立对监管当局的责任考核制度,追究监管失职责任,减少因法律空缺带来的监管摩擦成本。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于协调监管机构之间的决策选择,消除风险隐患有积极作用。

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组成,定期召开时间,使制度运作有保障。这种机制虽然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但是“继续均衡效应”和“吸同状态”将促使该项制度的运作日益规范,发挥积极的作用。

3.4 明确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中的地位

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提高有利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充分、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避免信息的重复收集和收集真空,保证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因此,中央银行需要积极参与和配合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真空是导致金融运行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在分业监管机制建立之前,考虑中央银行作为总体监管者对金融业实施监管。所以,在其他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功能性监管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实施总体监管是明智之举。中央银行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部门。

[1]朱富强.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学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2]王振山.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3]美.罗素.W.库珀.协调博弈——互补性与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李成.金融监管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李成.金融监管理论发展与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考[J].预测,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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