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伏生 罗 匡 沈 丹 张珊明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是指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使病人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极端或明显偏离特定文化背景与一般认知方式（尤其在对待他人方面），导致对环境适应不良，明显影响患者的社会和职业功能，或者患者自己感到精神痛苦，这种障碍通常开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或终生［1］。相关研究证实，在青少年群体中，大学生是人格障碍的易感人群，有较高的发病率［2］，人格障碍在大学生中的诊断率要高于儿童和成人［3］。因心理健康问题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被诊断为人格障碍［4］。

临床证实，人格障碍与抑郁症、强迫症、惊恐障碍、进食障碍及癔症有较高共病率。为此，有人提出，潜在的人格特质可以解释心理疾病各症状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理解个体疾病及共病现象，如果各障碍间的共病存在共同的潜在人格特质，那么所描述疾病的临床特征能反映出是哪些人格特质在起作用［5］。因此，探讨大学生人格障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研究发现，幼年期的家庭心理因素对人格障碍的形成起主要作用，成年时的严重边缘型人格障碍多与童年期的情感虐待相关［6］。而国内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状况对人格障碍有影响［7］。因此我们在国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长沙某综合性大学学生为样本进行人格障碍问卷调查，并从依恋和情感虐待的角度来探讨大学生人格障碍的形成原因，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证性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长沙市某综合性大学60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筛除明显乱填、漏填的无效问卷后获取的有效样本量为561例，回收率为88.63 。其中男生336例，女生207例（18人为缺失值）；年龄为17—23岁，平均为19.90±0.98岁。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学生分别为243人和278人（40人为缺失值）；家庭经济状况贫困者为113例，温饱者为356例，较富裕者为50例（42人为缺失值）。

1.2 研究工具。

1.2.1 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PDQ-4+）

该问卷由美国Hyler博士编制，包括107个条目，用于测评DSM-IV系统的12种人格障碍类型。国内应用的结果表明，PDQ-4+对人格障碍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特异度，适合于作为筛查量表使用［8］。

1.2.2 成人依恋问卷（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AAQ3.1）［9］

该问卷按五级评分制进行评分，共90个项目，每六个项目组成一个分测验，共15个分测验。本研究选择其中13个分测验进行研究，即母爱缺失、父爱缺失、母亲拒绝、父亲拒绝、母亲角色倒置、父亲角色倒置、母亲消极纠缠、父亲消极纠缠、对母亲愤怒、对父亲愤怒、对母亲理想化、对父亲理想化、对父母影响的消极评价。

1.2.3 儿童虐待史问卷［10］

该问卷共有28个条目，分为5个分量表。本研究选取情感虐待分量表进行分析，它由憎恶因子和忽视因子构成。儿童虐待史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回顾性儿童虐待史筛选调查的自评工具。

1.3 研究程序。

在大学各年级辅导员的配合下，研究者以班级为单位，将问卷以无记名方式在课堂上发放给大学生，完成后当场收回。随后研究者将有效的测验数据输入SPSS13.0，对资料进行统计描述、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结果

2.1 大学生在PDQ-4+各分量表的得分比较。

大学生在PDQ-4+各分量表的得分见表1。人格障碍诊断各分量表得分的家庭结构、城乡差异不显著，部分分量表在性别、独生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得分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男生反社会型、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得分要高于女生，而女生（3.24±2.12）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得分要比男生（2.81±1.92）高，差异显著。在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中，较富裕组的大学生在反社会型、边缘型和表演型人格障碍中的得分要高于贫困组和温饱组，而贫困组则在回避型、被动攻击型、抑郁型人格障碍与总分中要高于温饱组和较富裕组。独生子女差异主要表现为反社会型、回避型、强迫型和抑郁型人格障碍。

表1 大学生PDQ-4+得分的家庭经济状况、独生子女情况比较

2.2 大学生人格障碍的筛查状况。

统计结果发现，547名大学生中出现人格障碍倾向的人数为249名，其检出率为44.4 。关于各种人格障碍的具体人数和百分比见表2。人格障碍的检出率较高的前五位依次为表演型人格障碍 （17.9 ），强迫型人格障碍（13.6 ），边缘型人格障碍 （11.1 ），自恋型人格障碍（9.1 ），分裂型人格障碍（8.1 ）。男女生在边缘型人格障碍、依赖型人格障碍与总的人格障碍筛查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这几项人格障碍的筛查率均比男生高。

表2 大学生人格障碍的筛查率及性别比较

2.3 大学生人格障碍组与正常对照组的依恋、情感虐待各均分比较。

依恋各分量表的得分比较见表3。除在父母亲的理想化分量表中，人格障碍组的得分低于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各分量表人格障碍组均要高于正常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人格障碍组情感虐待得分均高于正常组，差异非常显著。

表3 大学生人格障碍与正常组的依恋、情感虐待的均分比较

2.4 大学生人格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以人格障碍的总筛查率为反应变量，社会学因素、依恋和情感虐待为解释变量，先进行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有意义的变量（P＜0.05），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向后逐步法（backward：LR）选择变量。引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αin=0.10，剔除变量的显著水平αout=0.15。Logistic回归分析的卡方值为89.589，用回归方程预测人格障碍的正确率为68.10 。进入回归方程的有七个变量，其中仅有家庭经济状况为保护因素，其余均为危险因素。具体而言，女生发生人格障碍的可能性是男生的1.978倍，家庭经济状况差一个等级其人格障碍检出率的比数比例为0.717，城市样本发生人格障碍可能性是农村样本的1.26倍。

表4 社会学因素、依恋、情感虐待与人格障碍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比较大学生PDQ得分，发现男生反社会型、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得分要高于女生，而女生（3.24±2.12）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得分要比男生（2.81±1.92）高，这与凌辉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1］。在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中，较富裕组的大学生在反社会型、边缘型和表演型人格障碍中的得分要高于贫困组和温饱组，而贫困组则在回避型、被动攻击型和抑郁型人格障碍中的得分要高于温饱组和较富裕组。独生子女差异主要表现为反社会型、回避型、强迫型和抑郁型人格障碍。

由于研究对象和筛查工具的不同，人格障碍的筛查率有很大的不一致性。在以PDQ-4+为调查工具的研究中，杨艳杰［12］等人发现其筛查率为0.9 —28 ，其中以强迫型和回避型人格障碍为首；傅文青［8］的结果显示其阳性率为8.1 —45.4 ，最高的是强迫型（45.4 ），其次为回避型（29.4 ）；凌辉［11］等人研究发现全体大学生样本12种人格障碍亚型的阳性检出率在1.2 —27.6 之间，最高为表演型（27.6 ），最低为分裂样型（1.2 ）。本研究中，大学生十二项人格障碍亚型的筛查率为0.9 —17.9 之间，最高是强迫型 （13.6 ），其次为边缘型 （11.1 ）、自恋型（9.1 ）、分裂型（8.1 ），最低为分裂样型（0.9 ），总筛查率为44.4 。本文的研究与凌辉的研究结果较一致。另外本研究发现，女生在边缘型、依赖型与人格障碍筛查率上显著高于男生，可认为该校的女生人格障碍的患病率要高于男生。而临床观察发现，人格障碍男女患病率总体上无差别，但具体类型不一，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男性为多，表演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以女性居多。

本研究发现，人格障碍组大学生与正常组大学生比较，在母爱缺失、父爱缺失、母亲拒绝、父亲拒绝等多个依恋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而在对父母的理想化分量表中结果却相反，周秋荣等人的研究发现这两组大学生仅在部分依恋因子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13］。另外，人格障碍组在父母的情感虐待上得分也显著高于正常组。早期经历被认为是引发精神疾病的最重要因素。童年期属于非安全型依恋者要比安全型依恋者更多的出现行为问题，即早期依恋与后期行为问题间密切关联。这些结果说明，早期依恋、父母的情感虐待与大学生当前人格障碍症状有一定关系。

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城乡、对父亲愤怒、母亲角色倒置、母亲憎恶、父亲憎恶7个因素进入最终模型。Stone和Zanarini等人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人在童年期多有被虐待的历史［14］。边缘型人格障碍组要比其他人格障碍组更易被照看者情感和身体虐待，以及非照看者性虐待。照看者对他们多情感剥夺，反复无常，否定他们的想法和情感，让他们扮演一个家长的角色，不能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保护。Zanarini的研究证实，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危险因素有四个，即女性、男性非照看者性虐待、男性照看者情感拒绝和女性照看者反复无常的对待［14］。在本研究中，女性是人格障碍的危险因素，与以上研究一致。对父亲愤怒、母亲角色倒置、母亲憎恶、父亲憎恶这四个均为人格障碍的危险因子。有人试图将家庭情感暴力氛围和破坏性的依恋与躯体虐待、性虐待相比，以确定哪个能更好地预测边缘型人格障碍。研究结果都发现，破坏性的依恋、情感暴力或忽视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相关要高于躯体或性虐待的［15］。也就是说，情感虐待对人格障碍的形成影响作用可能更大。儿童虐待是童年众多创伤经历中最主要的，而童年期的创伤通常与家庭功能失调是同步的，包括父母亲的精神病理、情感忽视和家庭破裂。儿童成长中，由父母亲所形成负性经历对其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注意的是，童年虐待并不是直接导致人格障碍的条件。负性事件虽然是精神疾病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大多数有创伤经历的孩子适应力强，而适应力较强的孩子具有适应性的人格特质，他们会更坚持自己的目标，这也就增加了他们形成安全依恋的可能性。所以，童年虐待对人格障碍所产生的影响要放在具体的环境中来理解。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对大学生患人格障碍的筛查工具单一，仅凭人格诊断问卷难以作出确定的诊断，应通过临床访谈和观察来确定，学校应对可能患有人格障碍的学生作进一步的调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帮助他们。本文仅对总的人格障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下一步的研究可细化到各类型人格障碍的影响因素，影响人格障碍的因素较多，今后的研究应从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诸因素角度来探索其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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