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晓

1866年，时年29岁的安徽人杨仁山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之时，应该不会料到后人将他尊称为“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之父”。彼时的南京经历了太平天国十多年的战火，城市建设毁损严重。曾为江南佛教胜地的南京已不复往日风光，不仅是各大寺院遭遇战火，许多佛家典籍也在战火中被烧毁。作为一个信佛之人，杨仁山深感当时佛教之所以衰微，与佛教典籍的散佚、经版的毁灭，大藏经流通的不便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发愿要恢复刻经事业，刻印方册本佛经，以便广泛流通。就是这么一个最纯朴的理想，拉开了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帷幕。

如若把杨仁山作为一名出版人来看，晚清时期的杨仁山无疑是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一位出版名流。为维持金陵刻经处的运转他与家人立下“分家字据”，明令后世子孙不得侵占金陵刻经处的房屋，还要求几个儿子分担自己因开设金陵刻经处产生的债务。

杨仁山创立的金陵刻经处不光是佛教出版机构，还是一个讲学教育机构。杨仁山亲自编写教材，亲身授课。这又与他后来游历欧洲达6年之久的经历有关，这时杨仁山的振兴佛教的理想已经和强国富民交织在一起了，因为他深信“有学”才能经世济民。

结缘在病榻

杨仁山，名文会，1837年生于安徽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杨朴庵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他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但他不喜举子业，终其一生未下过考场。由此可见，杨仁山学佛之前，就是生性淡泊之人。

杨仁山真正与佛学的结缘是在27岁。1864年，杨仁山回家乡安徽石埭安葬老父，连日奔波，舟车劳顿，感染了当时的流行病。在病中，杨仁山阅读了对他后来佛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大乘起信论》，连读五遍，爱不释手，洞悉书中奥义，从此遍求佛经、广学佛法。相传此前一两年，有老尼送他《金刚经》，虽然觉得微妙，但困难解其义，便搁置一边。杨仁山真正信解佛法，开始学佛，便在这一年病中。由《起信论》入门，杨仁山便留心佛典，常去书肆购求佛经。有一日在书肆觅得一部《楞严经》，便在那儿读诵，几乎忘掉周围的一切，直至日暮店主催归，才恍然醒悟。从中可见杨仁山这一年在思想上的极大转变及其对佛法的迷恋程度。杨仁山从此专志佛学，凡有亲戚朋友到外省，他都要委托他们代觅佛典，而见到行脚僧，也必询问从何而来、有何寺庙、有无经卷。1886年他第二次出访欧洲，结识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他的帮助下，杨仁山从日本、朝鲜等国，收集到我国佚失的历代重要经论注疏与高僧著述二百八十余种。

佛学式微中的理想火花

1865年，杨仁山第一次来到南京。南京为太平天国之天京，经十余年之攻战，被毁严重。杨仁山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来到南京，“董江宁工程之役”，负责城市恢复建设工程，在江宁工程局任职。第二年，即1866年，杨仁山全家迁来南京。这一年，杨仁山在公务繁忙之余，结识了一批同道，经常聚会，讨论时事和宗教问题，达成共识，认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以普济众生。当时由于多年战火，经典文物被毁严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经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坏，明末《径山藏》也大多毁于兵燹。清《龙藏》乃朝廷赏赐，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民间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经太平天国战火就更难搜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刻印流通经典，实为当务之急。这也正是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的一大因缘。刻经处最初设在北极阁，并不在今日的淮海路延龄巷一带。次年，杨仁山将自己在延龄巷的私宅捐出来作为金陵刻经处的使用场所。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杨仁山与诸同道刻成邵阳魏默深(魏源)所辑《净土四经》，杨仁山亲撰《重刊净土四经跋》。《净土四经》的刻印，标志着近代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立。同时赞助杨氏刻经事业最有力者有郑学川(后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州创立扬州藏经院(江北刻经处)：又有曹镜初在长沙创立长沙刻经处等。这几处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体例，互相分工合作，为近代佛教典籍的刊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陆续精选刻印了大量佛典，对改变当时佛教界和学术界经书难求之状有相当大的作用。杨仁山为刻经事业投入了极大精力，白天查理工程晚上潜心佛学校勘佛经，或诵经念佛、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金陵本”

作为一个出版人，杨仁山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从内容到形式上，树立了被佛教界认可的“金陵本”品牌。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在近代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陵刻经处对所刻经书，选择极严，内容纯正：二是刻印经书的质量很高，校勘严谨，刻工精致。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家出版机构，对于所出刊物都有一定的标准。100多年前，专做佛教典籍出版的杨仁山在创立金陵刻经处之初就已定下“公议条例”，对所刻佛经有一基本的原则，“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直至晚年，杨仁山又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

对于这条原则，杨仁山把握极严。他虽然与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交谊很深，但当他发现真宗教义有违佛经原义时，也不留情面，拒绝了金陵本愿寺希望在金陵刻经处刻印《选择本愿念佛集》的要求，并在与南条文雄书信中直言坦陈，“觉其中违经之语甚多”，并“将真宗教旨详览一遍，逐细批评”，托人交南条文雄，在第二番书信中并说明：“既为释迦遗教弟子，不得不尔也。”杨仁山的做法，并非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场上。对于本国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观》中引文的错误等，杨仁山也有错必纠，并不为之回护。

除了在法义上审慎辨析、严格选择，杨仁山在版本取合上也很严格，在决定刻印一部书之前，对该书的版本必先有一番研究，选择善本而刻之。如《释迦谱》虽在坊间有多种流通本，杨仁山则选择较好的明版藏经而刻。并且，在版式及内容校勘上也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因此，金陵刻经处所印经书，与一般翻刻佛经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错乱较多大不一样，从内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审，校勘严谨，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经中的善本。

除了内容、版本上的严谨审慎之外，杨仁山为了促进佛经在民间的流通，采用方册本(书本式)刻印流通，突破了以往各种藏经的形式，为广大与佛结缘之人提供了易于购得且方便携带的佛经。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曾经风靡一时的“口袋”书，最早却溯源于1935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究其创意内核，其实出发点根本是一致的，就是让读者易于购得且方便携带，却比金陵刻经处晚了六七十年。

游历欧洲

金陵刻经处初创期间，杨仁山振兴佛教的理想多多少少都有着个人取向的浓重色彩。但在游历欧洲6年的经历让他站在

了同时代人更高的位置，对于国家命运的发展，杨仁山看得更远。这时，他试图振兴佛教的理想就和他个人的家国感情维系在一起。考察了西方宗教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杨仁山深信“有学”是国家强盛的原因。对金陵刻经处的坚守和发展，是他相信“学佛”可经世济民。杨仁山对于理想的坚持有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动荡中主动选择的意味。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晚清朝廷派出一批使臣到欧洲学习考察。在1878年至1886年间，杨仁山就曾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两次出使欧洲达6年之久。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等后，杨仁山发现欧洲各国强盛的原因在于“有学”，而当时中国社会仿效西方只是学其皮毛。因此，杨仁山研究西方科学，“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从西方回国时还带回许多科学仪器，希望能有助于研究西方富强的学问。至1897年，他还与谭嗣同、刘聚卿等人倡设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民间学会“金陵测量会”，会址就设在自己家中，同时积极支持谭嗣同变法维新的进步活动，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

除了学习，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希望能强国民富之外，杨仁山更发现世道人心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杨仁山说：“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菩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他晚年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写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日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

与同时代人多以军事经济或政治制度等“硬实力”思考国家命运不同，杨仁山已认识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深刻作用，即使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前瞻性。

佛教学堂，出版人的转向

杨仁山早有开设佛教学堂，兴办讲学事业的构想，认为这是振兴佛教的关键，但当时同见同行者甚少。1899年，杨仁山在一次演讲时表示“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未至耶?请以观诸异日。”当时国内的佛教，虽然规模仍存《康熙时全国僧尼仍有十一万八千余名》，然而人才凋零，“不学无术，安于固陋”，徒有空壳，已经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一般寺院成了社会上无依无靠者的谋生庇护处。正是面对这样的状况，杨仁山认为应重视佛教教育、培育人才，这是振兴佛教的关键。

谈到振兴佛教的具体措施，杨仁山提出必须“自开学堂始”。为此，他曾亲自订立了一个“释氏学堂内班课程”的计划，主张“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并且认为，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僧尼“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为大和尚。”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杨仁山针对当时“庙产兴学”的压力提出的建议。他建议以佛教的资产兼办佛教教育和新式教育，“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糜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

经过多年的努力，1908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办起了“祗洹精舍”，正式开始讲学并亲任讲席，入学僧俗共有二十余人。当时就学者以出家僧为主，其中有太虚、仁山、开悟、智光等僧青年，居士中有邱虚明，谢无量等，欧阳渐、梅光羲已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当时是否是祗洹精舍学生不能确定，但深受祗洹精舍讲学的影响应无疑问。当时的英文教师和梵文教师是苏曼殊。本来佛学讲席拟请法师担任，一时未得，仁山居士亲任讲席，讲授《楞严经》。次年还迎请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任监学讲《天台教观》。

可惜由于缺乏经费，祗洹精舍于1909年秋停办。1910年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又将刻经处的佛学研究和讲学事业继续下去，参与者有许多是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每七日讲经一次。当时杨仁山已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讲学不辍，直至1911年去世。后来在中国近代佛教和佛教教育发展中有相当影响的太虚大师，就是这一期的学生。近代著名居士欧阳渐即是于此时依侍杨文会的。杨仁山逝世后，欧阳渐受嘱主持金陵刻经处，之后他又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

祗洹精舍虽然开办时间较短，但教学质量极高，非如普通僧学堂，实际是近代高等僧教育的开始。祗洹精舍培养的一批人才，许多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释东初认为“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施设，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印顺法师认为：“为佛教人才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祗洹精舍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创办的僧学堂，创办目的纯为培育佛教人才，且眼光远大，其志不仅在振兴中国佛教，且有在世界范围内振兴佛教的考虑。

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中国近代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高僧，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欧阳渐、释太虚等，都曾直接受到杨仁山倡导佛学的影响。

金陵刻经处小记

金陵刻经处创始至今已140多年。几度兴衰，慧灯不熄，成为近代史上历史最为悠久，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文化机构。

新中国诞生以后，四川，北京，天津，苏州，常州等地的经板都汇来金陵刻经处，加上金陵刻经处原刻经版、佛像版，总数达15万余片。“文革”中损失了3万余块，至今仍存经版125318片，佛像版18套，并收藏了大量佛教典籍(包括杨仁山居士当年从日本寻回的隋唐古德注疏)，使金陵刻经处实际成为我国唯一的汉文木刻佛经和佛像版的文物中心。

八十年代初金陵刻经处重新恢复以后，古老的雕版印刷(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也得以恢复，继续为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木刻版佛经，使金陵刻经处至今仍为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

现在的金陵刻经处是一个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庭院，主要建筑有深柳堂，祗洹精舍，经版楼、杨仁山居士墓塔等，深柳堂，坐北朝南，硬山顶，砖木结构，小瓦屋面。堂正中悬杨仁山画像和赵朴初题写的“深柳堂”匾额。深柳堂，名字来源于诗句“深柳读书堂”，是杨仁山居住讲课的地方。深柳堂的后院有一个六角形喇嘛塔，建于1928年，高8.88米，就是杨仁山居士的墓塔，他的孙女杨步伟的骨灰也撒在塔旁。经版处，原为平房，现为两层楼房，门上悬赵朴初题“经版楼”匾额。经版楼门前有棵香椿，乃是杨仁山孙女杨步伟所植，已有百余岁了。时至今日，金陵刻经处的师傅们仍然远离现代化的印刷方式，使用着延续千年的传统雕版印刷工艺，以纯手工的方式制作线装版佛经。2009年10月2日，金陵刻经处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经院一起捆绑申报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