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飞

香港独立出版之路

《市场周刊》：在香港做出版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想到做出版?

袁兆昌：我想我跟很多同龄人最大的分别是，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职业和成长轨迹。比如说本土年轻一代的作家谢晓红，韩丽珠，她们一直从事着写作，顺利地进入了大学学习，大学毕业之后也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在文学事业上的地位。当传媒去跟她们做访谈的时候，知道她们是香港女作家，明白她们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比较复杂，在年纪小的时候有很多落败和挫折，走了不少弯路后才进入大学学习。上大学之前创作了《超凡学生》。这部作品于我而言，是我投入文学创作的种籽，它的意义，不止于读者的反应或销情，而且是个人志向的重新确定，追寻普世价值的路标，探问年轻人于教育制度里出路如何，摸索社会明细于个人成长的影响力，等等等等。

但是当我跨过30岁的时候，我感觉我遭遇到了一个瓶颈，很难在写作上再有突破，像韩丽珠那样走下去，我能很清楚地看见自己书写的方向可以到哪里。自己一旦有了这种自觉后就想着重新回归读者的身份，但是又不止于读者。我想到我可以做出版，去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作者，有兴趣的题材、有兴趣的旧作，重新包装，复刻再版。我可以以出版为自己的事业，做一些可以影响下一代的事情。

《市场周刊》：于是您就在2008年4月23日“世界阅读日”那天，成立了点出版有限公司，旗下又创立了文化工坊，专推本土文化人的知性散文、文化评论，诗集书评，具有浓郁的本土人文气息。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地区，按照陈冠中的话说，香港社会的普遍心态，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到头来，大学教书的迷股票，媒体做报纸的搞网络，政府当官的帮忙吹鼓楼市，却唯独缺少了沉得下心来的读书人。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为什么会想到以主打人文书籍为出版方向?

袁兆昌：诚如你所言，确实香港人普遍有一种“揾快钱”的即食心态，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所以充斥着香港图书市场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工具书、教辅书、财经方面的书籍。而出版这些图书的出版社，无论是在书的选题，内容、排版、样式还是装帧，设计、插图，乃至书的型貌上，最先需要考虑和算计的就是市场。我的理解是，所有可以计算这个市场的出版社，都不会是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更加强调内容质量，设计理念及本土特色。所以当初我们出版“文化行者系列”，跟叶辉先生出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想要做到跟香港别的出版社不同，而别的出版社已经经过了市场的检验，有一套成熟的出版模式。以叶辉的《书到用时》这本书为例，我们采用了口袋书的小巧装帧设计，宣传“掌可握”的阅读模式，并且为了进一步迎合香港年轻人的口味，还专门请来了90后新生一代的插画师在每篇文章的正文前配上桃红色的人物插画。我觉得这本书的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好处就在于书的重量，它的纸张、它的排列，它的设计跟我们所追求的标准比较接近，跟我们一般香港出版的书都很不同。我们是要追求这样一种书，我们尝试着跟这个市场去打官司，尝试重新演绎文化书籍的出版模式更新大众对文化知识的印象，并且让大众能在掌心里吸收知识结果呢，结果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市场周刊》：市场反响非常好?是否产生了一些新的效应和回响?

袁兆昌：我希望有这个效应，但是实际运作下来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原本寄望采取口袋书这种出版形式，有很多喜欢流行文学的青年人会愿意买我们的书。因为我们觉得，手心才是盛载知识的良好容器。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多读书，多读有意义的书，毕竟香港是个读书成本远远大干不读书收益的城市，但是在市场、在读者方面来看，似乎缺少足够的回应，最热烈的回应就是曾经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带有批评性质的书评了。从市场的反响来看我们发现读者也还是同一群人读者的数量并没有大范围的增加，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喜欢叶辉的读者，他们依旧是购买此书的主力。我想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市场周刊》：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原因，我更加喜欢像你们新近出版的叶辉新书《卧底主义》这种较为传统的印张和设计模式，以文字为主，简约质感。另外我发现，口袋书刚出版的时候，由于宣传的上档效应，新书会被摆放在书店较为显眼的位置，容易被读者注意。但是从长久来看，这种策略并不可取，比如说一年以后这些口袋书就不太容易能够在书店里找到，它们小巧的特点反而很容易促使他们被淹没在一堆书籍当中，寻不到踪迹了。

至于说到市场的回应，我觉得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座不读书的城市，这里太喧闹，太商业，太吵杂、太物欲横流，对于人文阅读自然更加淡漠了。您对出版事业很有热情，付出了很多，但是您做出来的东西，得到的回应却很少，会不会觉得有些悲凉?

袁兆昌：可以说对于这种没有回应的情况，我早已经习惯了。这个悲哀在于，当你很受欢迎的时候，或者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热烈的讨论，媒体和大众都会赞赏你的勇气，给予掌声。但是到你无力支撑，不得不关闭一家书店、关闭一家出版社的时候，媒体虽然也会留意，但是只是在报纸杂志上一个很小的角落里的只言片语，无法发表出一种有深刻意义的回应。

《市场周刊》：为什么香港的媒体不能够发表一些非常有深度的回应?

袁兆昌：我想有一部分是报纸空间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读者需要的问题。香港的读者都很忙碌，一般看报纸的时候更加关心一个故事的桥段，而非一大段对于某种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内地、在台湾的普遍现象也是这样；读者们关心的只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些价值上需要做出判断的评论。毕竟，一家小书店或者一家独立出版社的关门结业，在香港实在是太过于司空见惯，以至于大众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媒体去书写评论的事件。

《市场周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媒体缺乏足够的文化承担，因为在香港报业看来，文化承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无法在市场中赢得生存。在市场，体制和读者认同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化承担只好一层层递减，最后变成了零，甚至负数。

像您前面所讲的，出版是您的兴趣所在。另外一方面会不会觉得是一种文化上的责任，觉得自己不做就不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袁兆昌：在我来说没有，不是说我不负责任，但是可以说这个责任不用我来负。文化是一种传承，但是这种传承不需要你去把它当成一种职业，这个不是你的职业。我觉得责任于我而言，是一种认真做事的动力。我想出版一本好书，并希望这本好书可以打动一些读者，影响一些读者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我愿意从事出版的动力所在。但是我的动力并不是我的责任所在，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关系，我把我能够做的事情做完、做好，甚至如果可以，也带动起一些同样热爱出版的朋友，但是这个目前来看似乎还只是想象。

出版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纠葛

《市场周刊》：说到传承，香港年轻人做独立出版似乎一直有一个传承性。从上世纪70年代末西西和一群喜爱文学的朋友所创办的素叶出版社，到今天的进一步——点出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传承的?

袁兆昌：我想我最想做到的是在点出版的旗帜下开很多的子公司。开公司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叶辉先生的书，我就将它放在文化工坊，我喜欢西西的书，我将它放在点出版，如果我喜欢旅游的书，我就将它放在另一家公司。换句话说，每一家子公司都对应一个特定的出版领域，关注该领域的题材。一个形象的比喻，点出版是妈妈，文化工坊是儿子。我想点出版的目的是生产更多的“女儿”和“儿子”，以“点”带“面”，去发展他们的出版事业。

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在这些不同的公司发挥他们不同的能力，从他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去影响更多的读者。如此，独立出版社就不再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一人出版社”的形态，比如说已经逝世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他当年就是在“人主义”经营哲学之下办出版，凡事只能亲力亲为，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钉装、甚至一人搬运。相反，我所理想的形态更加类似于“同人出版社”，以朋友问的友谊与相同的志趣为纽带，同时通过开办很多子公司这种商业的手法去达到文化场上一种需要。虽然可能没到这一步我们就倒了，但是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理想。

《市场周刊》：在出版的过程中，您会依照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作家?您既选择了叶辉，汤祯兆这些非常有市场保证的当红文化人，譬如说叶辉，他在香港就有着“民间学者宗师”、“文化界北野武”之美誉，但同时也选择了一些默默无名的青年人，甚至是中学生。这种反差是非常巨大的。说到您和中学生的接触一方面是因为您的《超凡学生》系列深得他们的喜爱，另一方面是因为教授写作班，常常会接触到这一群体。这种多元的涉足是否也使您具备了在出版界不同的视角。

袁兆昌：我想我是一个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出版的出版人。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我喜欢一个作家，很希望和他建立一个出版合作的关系，向更多的人介绍他的作品，我想我的方向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不多，我在写作班授课的时候跟很多中学生建立起一些关系，在我看来，这些关系不是我是老师他是学生，而是我发现他有才华我发现他们有我们没有的想象力，他们有我们没有的知识背景，他们的创作力也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爱绘画而不爱打字，但却也把书写当成一种美学，这种差异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的创作是可以到达一个发表的水平，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商量合作出版的计划。

我常想如果将他们放在出版的过程里，他们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我要分配他们的角色，有些人喜欢去绘画，有些人喜欢看书，我跟他们联系跟他们沟通关于我们出版的一些情况我甚至经常邀请他们作为我们的特邀编辑或者插图师。

《市场周刊》：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批年轻人的作品虽然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却没有合适的媒体或者途径帮助他们发表，您的出版社或者您的一些想法使他们具有这样一些机会。

袁兆昌：我不觉得是我给他们一个机会，而是他们可以在一个平面去发挥自己的想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这层意义上说，我反倒觉得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实现自己的出版理想。出版一本书之前，我们并没有什么数据化的市场依据，也无法预测会有什么样的读者有兴趣看我们的作品。但我一直坚信，认真出版，就有好书，有好书，就有读者。我们只能一直去冲，一直向我们的理想去构思。

《市场周刊》：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袁兆昌：理想就是出版一些自己喜欢的题材和作品，这就够了。

《市场周刊》：我想做出版大概是每一个爱书人毕生最大的理想，然而理想容易实现，实现之后又如何维继之，在香港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终极难题。您在创立和实际运作出版社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现实的压力或者阻力?

袁兆昌：困难一定会有，而且我相信很多和我们类似的独立出版社都会遇到。譬如说市场份额问题，第一线的集团式出版大概已经占据香港市场书籍流量的一半多，加上其它中型出版社的销售份额独立出版所占有的比例就相当窄小。这里面有资金和相对应的宣传方法的先天不足。集团式经营出版的优势，不仅是在资金调动上少一点顾虑，还有对主流市场机制的熟悉与配合，于市场上有一定权力地位，对开拓媒体及零售通路早已驾轻就熟，书一出，马上相对应的发行、采购、零售等一整套系统化的配套流程就可以立即启动起来，独立出版社却做不到这一点，不仅难以打入大型连锁书店，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和各个二楼书店逐一沟通，洽谈如何分销。

与此同时，受众的普遍阅读口味与意向也会影响到图书的销量。不过，独立出版社在独立与自由运作的意义下在内容质量及特色上，往往比大型出版社更见突出。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要没有倒闭的情况出现，就会一直去冲。

独立出版社与小书店

《市场周刊》：具体说来，独立出版社与香港集团连锁书店以及二楼书店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袁兆昌：这个关系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而是一个地缘的关系。因为我们香港出版行业出了一个非常笨的问题，这个笨问题是指运书。书很重，谁来运?尤其是文学书、文化社科类书籍，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兴趣会帮你去运，因为这些书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们只能堆放在书店里而鲜有人问津。既然难以售卖，那为什么又要花精力和人力去搬运呢?特别是运输到那些没有电梯的二楼书店。我们知道，由于租金的关系，现在香港的二楼书店其实已经很少有可以继续据守二楼的，通常都是四楼、五楼甚至更高的楼层。但是对于辛苦出版它们的独立出版社来说，他们会想象自己策划出版的书会被摆放在书店的哪里，是犄角旮旯，还是黄金位置，有哪些读者在读最感兴趣翻阅的章节又是什么。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独立出版社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走进大书店。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家集团经营式的代理商，由他们负责采购、发行到各个大型书店进行门市陈列和零售，以扩大接触面。现在你可以在中环的商务和三联书店里看到我们的书。因为这些书籍被代理商打入了大型书店的网络里，所以当二楼书店看见这个情况之后，也就会很有兴趣向这个代理商进行批发和采购，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却意味着众多的二楼书店也会出现我们的出版物。二楼书店也是一个商业的机构，他们也是看销量的，有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二楼书店都会主动地引进。所以我们跟二楼书店的关系没有这么偏僻。

关于二楼书店的运作，可以说只有香港新闻机构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可以在书店里面再辟出一块空间做成一间出版社的办公室。我们香港的一大特色就是空间上的拥挤，而将一个空间分隔成两种用途，同时做两件事情，就会节省很多成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新闻机构是成功的。我也想做这方面的尝试。我的一个理想就是再开办一家小书店，主营自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