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林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危机中的蜕变：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探析

陈国林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19世纪末的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救亡图存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声。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蔡锷在危机中实现了蜕变，他提出了“军国民教育思想”，主张“唤醒国人”“陶铸国魂”“全民皆兵”，致力于军事救国，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危机；军国民教育；救亡图存

蔡锷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是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救亡图存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声。在如何救国图存的艰难抉择中，新型知识分子开始了思考和探索，其中部分人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蔡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蜕变出来的一代儒将。他投笔从戎，主张用军国民教育思想武装民众，致力于军事救国。从此，军国民教育思想登上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

一、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

（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鸦片战争以来，大清王朝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特别是1895年的甲午海战，输给了“蕞尔小都”日本，使得天朝大国的颜面扫地，加之签订了《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两亿两白银，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另外还要出让许多商务和投资上的权益，这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接下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大大刺激了国人的自尊心，也激起了人们对祖国命运的思考。特别是那些头脑敏锐的新型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存的热情更为高涨，蔡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01年，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他进入日本成城军校学习陆军，次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在同年，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系统阐述了军国民教育思想，极力主张“军事救国”。他说：“宜从事军事学问，期握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而后于国事有济。”[1]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提出还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有着紧密的文化渊源关系。

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救国图存为己任的新型知识分子“潜心观天演，愿从达尔文”，把进化论作为分析问题、观察社会的理论武器。进化论思想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它在思想上使人们产生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人，特别是新型知识分子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急起直追、奋发图强，他们便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出发，把武力作为救国最为直接的手段，鼓吹生存竞争之道，宣扬尚武好勇之风。胡适在其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进化论的影响：“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2]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激进的新型知识分子强烈地表达了武力救国的愿望，“夫地不加辟，而人口日繁，自非侵人，安能保我?此则世界之公例，不可逃者也。优胜劣败，强者生存”[3]。“欲自存，即不可不急注重于武力，以求有以捍御国家而不致受人欺侮，此实今日吾民之第一天职也”，“我国之危急，尤有日甚一日之势，则于此时舍求保于武力，益无他策矣”[4]。“今天下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天下也。然则何以强，尚武则强；何以弱，尚文则弱。处闭关之时代，非尚文无以静民气，处交通之时代，非尚武无以振国威……尚文之风一变而为尚武，如是张国权，雪仇耻，索偿地，皆于此基焉”[5]。所以，“尚武一事，为天演竞存之道，为民性发舒之源，在吾国今日尤为救亡砭弱之急务，而国人上下所当特别注意者也”[6]。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就是在这种强烈的“进化”意识下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军国民篇》中他大声疾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7]

（三）日本尚武之道的启示

蔡锷短短的一生却有五年的时光是在日本度过的。1899年7月，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参加唐才常所率自立军在湖北、湖南、安徽等地举事。起义失败，蔡仍赴日本”[7]24。直到1904年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回国”[7]21-22。这五年正值他思想启蒙时期，对他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日本以“武士道”为核心的尚武之道对在苦闷徘徊中寻求救国之路的蔡锷来说，无疑是“一济良方”。日本武士道提倡忠节、武勇和献身等精神，从10世纪以来，在日本历届政府的强力灌输和培育下，逐渐成为日本全体国民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为近代的日本走向富强注入了“大和魂”，也给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蔡锷以思想启迪。1902年，蔡锷发表了《军国民篇》，字里行间透露出蔡锷对日本尚武精神的推崇，同时也指明了中国要像日本那样成为强国，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是当务之急，“军事救国”是必由之路。所以他极力主张“宜从事军事学问，期握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而后于国事有济”。

（四）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熏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见义勇为为核心的“武侠”文化流传至今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在其熏陶下不怕牺牲，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请命，为国分忧。蔡锷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对传统“武侠”文化做了最好的诠释。蔡锷是生活在民末清初的新型知识分子，对传统的背叛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但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武侠”文化，不仅不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反过来是他们武力革命的思想源动力。蔡锷6岁开始识字读书，13岁“得中秀才”，16岁进长沙时务学堂学习，这期间接触的主要是四书五经，还有“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说他接受的启蒙教育是传统教育，传统的儒家、墨家等非常重视尚武教育。儒、墨等积极“入世”的传统侠道，对日后蔡锷主张武力救国、大力宣扬军国民教育思想有很大影响。在《致湖南士绅书》（1902年）中，他说：“然我大圣杰贤如孔、孟，伟儒绝学如墨、惠、邹、老、庄、列……武命壮绝，沙数斗量，何可胜道。而胡以退步疾速，致俾大社之局面一败灰墨如此也夫?抑其文想之极度，尚与武命相悬绝，而不免于懦耶?”[8]15-16蔡锷借古圣先贤的尚武之道来宣扬军国民思想，足见军国民教育思想有传统武道之渊源。

二、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唤醒国人

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当时正在日本求学的蔡锷经过几番痛苦的思考与寻求之后，认为必须“唤醒国人”，实行军国民主义，在四万万国民中普及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发扬尚武精神，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素质，唯有这样才能与列国的侵略相抗争，达到救国的目的。他说：“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8]19在《军国民篇》中，蔡锷从教育、学派、体魄、国势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缺乏尚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为此他大声疾呼：“军国民兮，盍归乎来!”[8]36旨在唤醒国人，使国人“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惟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6]27。

（二）“陶铸国魂”

蔡锷把“陶铸国魂”视为建造军国民主义的根本。他说：“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6]32国魂如何铸就?蔡锷也有明确的回答，他说：“国魂者，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然而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渐。其得之艰，则失之也亦匪易。”[6]34他还指出了日、德、俄、美等列强强大的原因是因为有其“国魂”。我们的国魂是什么呢?“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6]35，这一国魂就是军国民主义。蔡锷认为，只有铸就军国民主义这个国魂，才能强大中国，才能救中国。

（三）全民皆兵

实现全民皆兵，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抵御外侮，是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目标。蔡锷主张的全民皆兵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是“野蛮其体魄”。鸦片战争后，国民大量吸食鸦片，致使体力孱弱，精神憔悴，没有战斗力。面对这种现象，蔡锷深感忧虑，他在总结“汉族之堕落腐坏不堪”的原因时，其中之一就提到“原因于体魄者”。他指出国势强盛的基础在于野蛮国民之体魄，“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8]27。蔡锷主张全体国民都要具有强健的体魄，像斯巴达民族一样能战斗，方可救亡图存，称雄世界。

第二是提高道德力。蔡锷认为：“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于武力而尤大。”[8]304军国民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国民的道德力，造就“节俭忍苦、果敢坚毅、富于爱心而重义务的国民”[8]304。

三、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

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是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未达到预期救亡效果的情况下，社会呼唤着一条新的救亡道路。以蔡锷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实现了蜕变，主张“军国民教育”，以武力救国，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在民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从此，军国民教育思想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军国民教育思想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文弱积习的原因，有助于社会大众从历史教训中和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把尚武精神和民族危亡、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去思考救国的出路。这是一种新的探索，在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清朝末年无疑是一剂救国良方。它唤醒了国民，开启了民智，凝聚了民心，摧垮了几千年来统治阶级“防民胜于防川”的思想堤坝，为人民群众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做好了思想准备。

军国民教育思想由于缺乏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动，它没有成为清末政府挽救颓亡的政治道路，然而军国民教育思想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使得军国民教育思想在社会能够迅速蔓延传播，具有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动员性。从此武力救国成为清末乃至后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手段，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都深受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人民高举“武装革命”大旗，致力于“武力救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1]胡适.胡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55.

[2]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J].新民丛报，1902（22）.

[3]寒山.和平之真诠[N].民立报，1911204216.

[4]别有怀抱人.京师宜创立武备大学校论[N].大公报，1904206223.

[

5]国民会进行策略[N].大公报，1911206207.

[6]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5.

[7]蔡端.蔡锷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20.

[8]毛注青，等.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5-16.

[责任编辑 孙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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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1-202572-03

陈国林（1970-），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研究。

200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