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伏清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柳宗元：唐宋思想转型与宋明儒学复兴的先驱

李伏清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学术界在探讨唐宋思想转型端绪和探寻宋明理学的端倪时，一般都注意到韩愈在儒学复兴方面的贡献，却往往忽视了柳宗元。事实上，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的先驱。

柳宗元；唐宋思想转型；宋明儒学复兴；先驱

唐宋变革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热门话题之一，在思想层面具体表现为唐宋思想的转型，其特定的表现形态和结果即中唐和宋明儒学的复兴。其中，中唐儒学的复兴正是宋明儒学复兴的胚胎。因此，中唐在唐宋思想转型这一历史事件中是一关捩点。然而，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学术界往往重韩愈而轻柳宗元。在笔者看来，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对唐宋思想的转型尤其是中唐儒学的复兴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以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来抉择儒学复兴的道路作为切入点，解析柳宗元对儒学复兴的贡献及其价值，从而还原他在唐宋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一、开放吸收：儒学复兴路线的抉择

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鼎立，但在斗争中它们彼此融合、相互渗透。中唐以后，三教融合趋势成型，为儒学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面对三教并存，尤其是佛教的异军突起和势力膨胀，儒学内部就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存在着表面上的分歧：一派以韩愈为代表，主张反佛、辟佛，独尊儒术，排除异己，这一主张在形式上走向了思想文化的专制，不适应历史、文化发展的态“势”。另一派以柳宗元为代表，明确提出“统合儒释，宣涤凝滞”[1]669，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各家之长，以开放的思维使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韩愈看来，中唐最大的现实危机为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直接危及儒家内部“礼法”等级、“大一统”的主张，后者构成儒学发展强大的外力阻碍。韩愈认为佛老不讲君臣礼义、伦理纲常，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为国计民生之大蠹，故力主建立儒家道统，排除异学，加强文化专制，防止以夷变夏，成为“夷狄禽兽”。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等文中，韩愈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论。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以捍卫儒道为自任，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和儒学的继承人自居。韩愈弘扬儒家道统，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藩镇割据，使儒学得以规范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力图振兴和重构儒学传统。韩愈看到了佛教与儒学冲突的一面，但偏执一端，没有看到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以儒为主，三教并存，兼取百家。因此，韩愈尽管多次重申并无时不忘对佛老的摒弃，主张辟佛，但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却有意无意识地汲取了佛老的思想。这种做法力图在形式上与佛老末学划定界限，其实质仍在于标立其复兴儒学的立场和旗帜，其指归与柳宗元高度一致，即志在复兴儒学。

可见，韩愈辟佛、反佛只流于形式，在实质层面上，仍与柳宗元一样，走的是统合儒释道、兼容并包的开放思路。故在复兴儒学这一问题上，韩柳可谓“殊途同归”，甚至可以说是“同途同归”。事实上，在思想史上，各派学说的斗争消长，只能是共存，而不是学术的垄断，思想史的前进过程正是在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思维中“日日新”而“月月新”。

儒学自有开放创新的传统，其复兴亦只有以开放的视野汲取多元文化才能获得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复兴儒学的开放派才显得更有意义，同时，他们所开辟的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各家之长的创新开放式思维路线，有着现实的依据。

首先，从儒学自身状况来看，儒学虽然在唐初呈现表面上的兴盛，但仅停留于“五经正义”，他们重训诂、循章句、守经疏、分家法。表面盛况之下，儒道凋敝，进士仅以浮文媚世，明经仅以记诵见长，义理不清，儒道不举，难与佛老抗衡。大唐王朝统一天下后，亟待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此时的儒学已被扭曲变异而丧失了生命力，自身难保，又何以独自担当统一思想、与佛老末学抗衡的社会、思想文化功能呢?唐宪宗“汉元优游于儒术，盛业竞衰”[2]6893的感叹和忧虑，不正表示了他对儒学社会功能的怀疑吗?不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唐代儒学的失望吗?所谓“儒风不振久矣”[2]6332。汉代经学衰落之后，儒家一直缺乏对自身问题和现状的反思，没有用适宜的方式代替神学目的论体系，严重地削弱了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故儒学的复兴，亟待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开放式反思、重整、重构。而在思想层面，佛教经过六朝、隋及唐初与儒道斗争、摩擦的漫长过程，逐步实现中国化、伦理化、理论完善化，不断改善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的局面，这样也就为儒学复兴、统摄佛教提供了典型范式和理论的现实基础。

其次，在现实中，儒释之间早已互动，佛教受信群体广泛。

宋儒周必大在《寒岩升禅师塔铭》文中称：“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上，往往出乎其间。”的确，在唐代，儒学的载体士大夫广泛与名僧交游，如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翱等。在柳集中，由儒而通佛或与名僧交游之士人大量存在。如弘农杨炎、弘农杨凭、赵郡李萼、河东裴藏、奉和州刺史张惟俭等不少士人受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的影响，或志于佛，或服为弟子；另有裴胄、李巽、吕渭、杨凭为、御史中丞房启公等向龙安禅师执弟子礼，且皆尊师之道；宰相齐公映、李公泌、赵公憬，尚书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等与大明寺住持惠开，“或师或友，齐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天官顾少连、夏官韩皋、廷尉郑公、吏部郎中杨公、刘公等，“皆厚于（文畅）上人，而袭其道风”；郑纟因、孟简和柳公绰以师友与重巽交。不仅士人好与名僧游，而且自晋宋以来，“桑门上首”（即名僧）也“好与贤士大夫游”。如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等人与名士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交游。其后由儒门出家为僧者广存，如衡山希操、荆溪湛然、圭峰宗密、马组道一、雪峰义存、岩头全、丹霞天然、云门文偃等。总体上，唐时期僧人与儒者及文人间之交往之佚事多见于《居士传》、《分灯录》、《金汤编》、《法喜志》、《先觉宗乘》及《传灯录》等。不论是僧儒互动还是由儒而为僧，本身都表现出儒佛之间的交融互汇。

佛教尤其是禅宗之南宗禅的迅猛发展，极广泛地扩展了佛教的信仰群体，从而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如岭南节度使马总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宪宗赐号大鉴禅师于慧能祠时，“幢盖钟鼓，增山盈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厉，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法照受教于衡山，“俾为教魁，人从而化者以万计”；南岳云峰寺法证和尚莅事五十年，弟子三千余人，受度者达五万人；南岳大明寺大明师在当时影响也颇大，柳文中称：“翦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2]149-166信仰群众的扩大化一方面与国家政策有关，一方面与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联系更为紧密。

再次，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在三教并存方面，李唐诸帝基本采取折中政策。在他们看来，三教虽有差异，但皆有所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高祖曾言“三教虽异，善归一揆”[2]36；太宗亦说“三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3]574；武则天主张“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2]983；睿宗宣称“释及元宗，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2]217。可见在三教问题上，诸帝并非走向偏激，基本上采取折中政策、开放态度，尽量调和儒释道的矛盾，使其共同为唐王朝服务。

总之，安史之乱之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各阶层集团的政治派别斗争加剧，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穷苦民众都需要心灵的慰藉：一方面统治阶层意识到危机，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神灵，以求福佑神庇和解脱，同时利用它来麻痹民众；另一方面，宦官专制，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大量穷苦民众不堪盘剥赋税之重和徭役战乱之苦而流为僧徒，既求得生存，也遥寄上天赐福的希望。在物质层面上，当人们遇上旱涝战争等天灾人祸，生存难以为继时，佛道之势往往能解燃眉之急，如佛教无遮大会的无遮斋等。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救济无不稳固了佛教存在的合理性。而佛教本身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又非常注意自省、反思，积极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剔除其弱点，日益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中，迎合了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再加上其庞大的信众，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社会势力，影响甚至左右社会的安定、政治的走向，所以许多明智的封建君主都对它持亲近态度。佛教在中国民众中的信仰基础已根深蒂固，不可能用暴力连根拔起，这可以从当时强大的河朔藩镇拒绝执行废佛的禁令中看出。所以韩愈那种力主道统、摒除佛老的保守复兴方式难以为继。

我们由中唐特定的时代背景可知，中唐儒学的复兴必然选择柳宗元“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这与今天处于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国哲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存在，以及中国史学研究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内核是相一致的，即采取文化多元、“家族相似”的态度来看待社会文化发展的殊相和共相的关系。

二、改革创新：为儒学复兴开创新思维

中唐伊始，在社会层面，宦官专制，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边乱频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佛教势力在混乱局面中如日中天；在思想上，又承继了汉末以来趋于荒诞迷信的谶纬神学和趋于僵化呆滞的章句训诂学，加上佛教思想的昌盛造成的对峙，儒学日益陷入困境。故在佛教势力和佛教思想的威逼下，社会亟待革新，儒学也亟待重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4]121，现实的要求迫使儒学由思想层面开始转型，使其影响向现实辐射，士人的注意力从唐初对章句学的注重转移到对义理的探求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并转而指导社会的变革。而柳宗元在革新方面为儒学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佛教经典行文及思想表达方式的启示下，针对进士仅以浮文媚世，明经仅以记诵见长，导致儒道不举的现实，柳宗元以双重角色，推动了古文运动和解经范式的变革，从形式、内容方面厘定儒“道”以此“明道”。

首先，柳宗元人等倡导古文运动为宋明理学的文风铺开了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贯风轨，莫益劝戒”（《文心雕龙·诠赋第八》）的文体，力主复兴先秦两汉质朴的散文文体，使儒学获得新的形式和生命。古文运动就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对后来宋明儒者思想的充分发挥提供文体上的自由，有着更多的积极作用。其二，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把文学和儒学之道的关系厘定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突出儒学的作用和意义，影响了学风的改变，使知识分子转移了注意力。他指出：“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1]886也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递“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他指出：“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认为“得位而以《诗》、《礼》、《春秋》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1]660，明确厘定儒家的主旨为“辅时及物”。其三，柳宗元对骈文持批判态度。他讽刺骈文徒有虚表，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1]489。主张“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1]181。强调写文章要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强调纯粹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工夫。在“为文之道”方面，他认为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1]873，可谓广博。

其次，与古文运动相呼应的《春秋》学派的疑经思潮为宋明理学的繁荣解放了思想。古文运动解除了儒道发明方面文体的禁锢，同时，在研究范式方面，儒学意欲取得新的发展，必须抛弃章句训诂之学的模式，寻求直接探颐儒道的范式，发挥儒学适宜时代要求的基本精神。柳宗元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在《春秋》学派影响下，一改传统的经传注疏，直接探讨儒道义理的重大问题，对宋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汉唐以来，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儒学义理被淹没在繁琐的训诂义疏之中。这不仅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难与思辨性极强的佛老之学对抗，而且也使儒学失去了原来那种关切社会的经世致用品格。大历前后，官学衰微，私学兴盛，以“疑经”为特征，以复兴儒学为目的的《春秋》学派崛起。《春秋》学派以经驳传，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历代学者对于《春秋》的解释，以新的视角、新的态度研究儒家经典，带有一种自觉的批判、创新精神。皮锡瑞说，“啖助等人说《春秋》，是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是“开通学之途，背专门之法矣”[5]214。《春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陆质为柳宗元的老师，另一代表吕温又为柳的挚友，故“柳主要继承了啖助、赵匡、陆质一派《春秋》学的观点”[6]27。柳宗元认真研读了《春秋》学派著作，吸取了其中的智慧与精华，熔铸出批判训诂经学的利剑，主张“言道、讲古穷文辞”，认为东汉“马融、郑玄者，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1]878。而唐前期的儒学重训诂、循章句、守经疏，进士以浮文媚世，明经仅以记诵见长。面对沉闷的学风，目睹急变的现实，柳宗元在《春秋》学派影响下，大胆改革创新，冲破经学的束缚，不迷信儒家经典，重唤儒学的生机和活力。这与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保守固执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主张做学问要“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1]181。他对经书上的记载多有怀疑和批判，他轻视那些背教条、“师古训”的“拘儒”、“章句师”。他认为经典之言只要是荒谬悖理的，即使记载确凿，也要敢于大胆推翻。他同时还把陆质通权达变、反经合道的观点应用到现实的政治领域，从对经学“死守章句”的学风批判发展到对现实的反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的政治批判，他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运动，并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结语

尽管柳宗元的著作到北宋中期还不能“全见于世”，但此时已风靡于世，他也由此成为由汉唐章句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转变的关键性人物。如穆修把韩、柳的文章和儒经等量齐观，沈晦在《四明新本柳文后序》中称“天下乃知有韩柳”。而在欧阳修和穆修前后，推崇柳宗元者逐渐增多。如田锡也认为学习韩柳之文，可“警心于邪僻”，归于儒学之大道。石介所推崇的“数十子”中也包括柳宗元。北宋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其影响，北宋疑经和以己意解经的学风难免不受支持并推动“疑经思潮”的柳宗元的批判和创新精神的渗透。宋明新儒家大多以“经注我”的新思路代替了“我注经”的传统风格。如孙复与石介的研讨《春秋》，司马光、王安石、张载与程颐的《易经》作注，陆象山的“六经皆我注脚”，朱子继续其怀疑精神，直至以“四书”替代了“五经”的权威。宋儒遍注五经，疑序疑经，甚至到了删经改经的地步，这是对中唐以来疑经思潮的继承和发扬，开启了宋学的新局面。

[1]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董诰，等.全唐文[Z].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孙昌武.柳宗元传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张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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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2-200242-04

李伏清（1981-），女，哲学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暨近代哲学研究和湘学研究。

湖南省教育厅社科课题“柳宗元与儒学复兴”（09C968）

2009－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