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银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名称变体与社会语境变迁

王富银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语言哲学中有着命名的理论主要有“摹状词理论”和“历史因果命名理论”两种。社会语境因素对同一事物的初始命名和后续改名作用机制具有同一性，对语言的使用具有社会规约性和过滤器作用。任何社会语境下的命名都包括特有的价值内涵，同一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命名由特定的社会语境决定，它的变化同时又折射社会语境的变化。

命名；初始命名和后续改名；社会语境

什么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一说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一说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意义问题”[1]。在笔者看来，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层面在于，语言如何通过“命名”这一媒介和现实发生了关联。

一、语言哲学中的命名理论

语言哲学中关于命名理论的研究主要有“摹状词理论”和“历史因果命名理论”两种。摹状词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等人，其特点是可证实原则和真值理论。换句话说，他们把解决哲学根本问题转变为一个个子命题，并对它们逐个求证，从而将哲学问题转化成了纯逻辑问题。罗素指出，“一个名字乃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直接指一个个体，这个体就是它的意义，并且凭它自身而有意义，与所有其他字的意义无关”[2]。他强调语言的意义、命题的真值都赖于经验式的证实，强调“亲知”是理解的关键。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组成命题的名词与组成世界的事实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语言则是命题的总和；语言是世界的图像，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在这里，名称是两种图像之间的‘接触点’。名称的意义是它的指称对象，命题的意义是其涵义。命题的涵义是规定命题真值条件的方法，而不是其真值，因为任何命题的真值都是一样的，即或真或假，但却不能说任何命题的涵义都是一样的”[3]。根据这种理论，每一个名称都与一组有确定含义的摹状词相联系，但摹状词的产生并不一定与其所指称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密切相关，在更大程度上和形而上学逻辑推定有关。

历史因果命名理论的思想渊源则应返溯到美国逻辑学家克里普克。他认为指称产生于“初始命名”，名词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是通过某种“最初的命名仪式”完成的。普特南进一步认为，通过专家式的“初始命名”之后，社会成员便可以集体传承，这样，指称关系便沿着因果链条传播开来，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变体之间具备了因果联系。

二、汉英命名方式的异同

在我国当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中，伍铁平从比较词源学意义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之间的关系，指出：“词义（指实词）通常是反映概念的，概念表达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但是命名的根据却是任意的，往往可以任取一个特征，而且可能是非本质特征。”[4]潘文国“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英两种民族的命名本质进行探讨”，“把汉语的命名过程归之为‘取名’说，而把英语的命名过程归之为‘给名’说”。“汉语的人名是‘取’出来的，从一大堆汉字里选一两个合自己心意的字来作为孩子的名字；而英语的人名是‘选’出来的，一般是从《圣经》、古代神话传说、文学名著中选用其中的人名来作教名”[5]。进一步而言，汉族人对于人的命名和命名对象的本质属性之间关系不大，多有长辈的“述志”标记，而英语民族的命名思维则多与宗教式“纪念”心理有关[5]。比如，汉语的陆修远、张亦驰、王志飞，英语的John、David、Mary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张向晖在对商标命名机制的研究中发现，英汉商标命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共性：“在‘生产’理想认知模式中，命名者均采用了概念换喻，如‘产地代产品’、‘生产者代产品’及‘原料代产品’等；人物在‘广告’理想认知模式中，正是隐藏于消费者背后的概念换喻‘抓’同商标词背后的概念隐喻‘兴趣’之间的互动，使得广告中如此命名的商品具有吸引力，并最终导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6]。比如，英语的商标Nestle（咖啡）、Jaguar（美洲豹汽车），汉语的商标雕牌（洗涤用品）、张小泉（剪刀）等。

三、社会语境对于命名的强制性规约作用

命名在反映现实、体现因果传承关系的前提下拥有很强的自由度，然而这不表明命名的过程是任意性的，事实上，名称的演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语境是一种隐蔽而又无所不在的“巨型文本”，它从方方面面决定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褒扬提倡一些语言和压抑禁止另一些语言，是社会语境的常规性功能。具体地说，由于社会语境的强制性规约作用，一些命名被过滤掉或者遭到扭曲，进而被迫产生出各种令人费解的名称变体。由于命名和其他语言使用一样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所以，有些命名常常会对现实造成一定的冲击，为了减缓这些冲击，社会语境就会对这些命名加以过滤。比如，在15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的欧洲，人们对梅毒这一疾病的命名过程，就包含了社会语境对命名的规约作用。古代欧洲世界曾经存在一种比较温和的梅毒类型，但是被西班牙水手带入欧洲的梅毒更为致命。后来，西班牙人把梅毒这种疾病称作是来自埃斯帕诺拉（Espanola）的疾病，意大利人则称之为法国病，而俄国人把它称为波兰病，印度人和日本人更把它称为葡萄牙病。同一病毒名称的变体如此之多，正是缘起于当时的社会语境，是各国人民出于对当时社会语境下的政治、伦理等因素考量而采取的相互归咎策略。

四、名称变体对社会语境变迁的折射作用

语言相对于现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名称变体出现的原动力归根结底产生于社会语境并受制于社会语境，折射出社会语境的变迁。以“群体性事件”这一名称为例，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群众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紧急治安事件’及‘群体性治安事件’等称谓，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7]，透过这些名称，人们能真正观察到社会政治语境由紧张向宽松演变转化的过程。

总之，命名离不开待定的社会语境，它一方面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一方面也以名称的变化折射社会语境的变迁。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9.

[2]罗素.数理哲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3.

[3]梅德明，高文成.命名理论的辩证观与实践观[J].外语学刊，2007（2）.

[4]伍铁平.论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语义学中命名理论的一章[J].现代外语，1994（1）.

[5]潘文国.汉英命名方式差异的语言学考察[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1（1）.

[6]张向晖.英汉商标命名机制的认知语言学诠释[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7]郑卫菊.浅析群体性事件的命名[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36.

Name Variants in Change and Social Context Developments

WANG Fu-yin
（Foreign Studies School of NFU，Nanjing 210037，China）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analyses on theories of naming.Then from the static and dynamic mode，it is ar- gued that socio-psychological factors play a constant role in naming the same identity in history.Accordingly，the conventional- ity of language use is stressed and the filtering function of social context on language specified.Finally，the author’s arguments are presented that under no case will language use be valueless，that name variants in change are actually true reflections on so- cial context development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naming；name variants in change；social context developments

H0-05

A

1000-2359（2010）01-202172-02

王富银（1977-），男，河南商丘人，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南京林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X09-102-1）

200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