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书文，王秀杰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白鹿原》：家族文化的民间叙事

曹书文，王秀杰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白鹿原》作为家族母题小说在继承前代作家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从民间的价值立场对村落家族文化、宗法式的乡村生活进行了艺术的反映，对保守知识分子，走出家庭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家子弟的心路历程给予深入的揭示，成为当代家族小说创作的经典文本。

家族文化；知识分子；旧家子弟；民间立场

在《白鹿原》中，一向被新文学作家批判与忽视的村落家族文化、宗法式的乡村生活开始进入作家的艺术视野，传统宗法社会生活、祠堂文化，保守知识分子与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旧家子弟，在民间叙事话语中都呈现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这既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又冲击着已有的审美趣味。

一

《白鹿原》的作者称自己要叙述一部民族的秘史，而秘史是与正史相对而言的，但它又与正史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关于秘史的写作昭示出民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即以秘史为主以正史为附。“于是，叙述者采用了分身术来表现不同的历史和家族故事，一方面，叙述者通过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的视点，承载着传统文化包括家族文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即承载着秘史的叙述，另一方面，叙述者通过家族叛逆者白灵、鹿兆鹏等人的视点，承载着时代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叙述，这是一种显性的历史叙述，在两种叙事相交融的过程中，家族与国家、族权与政权、宗法伦理和社会革命等关系结构设置得极富张力，叙述者也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完成自身的分裂与整合”[1]。不过，叙述者的家族文化话语和价值体系不仅在小说民族秘史的叙事过程中占主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这个叙述者往往透过他所信任的人物表示出对革命的价值评判。在朱先生眼里，国共之间的内乱不过是公婆之争，而在白嘉轩看来，农民运动也好、国民革命也好，都是把白鹿原作为翻烤烧饼的鏊子。叙述者借助书中人物的评判隐约地表明对他们的些微之词。作品对不同人物结局的安排显示出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对黑娃，叙述者怀着一种同情，对白孝文，表示着一丝冷漠，对鹿子霖，则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嘲讽，深层的原因来自黑娃浪子回头，对传统儒家道德传统的归依，而白孝文、鹿子霖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儒家伦理的负面传承，因此，小说的叙述者更象是一位坚守儒家传统价值立场的民间保守知识分子。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古船》中的叙事者立足于思想启蒙的价值立场，那么90年代《白鹿原》中的叙述人则表现为文化反思的视角，叙述者超越于主流文化对宗法家族文化的偏见，以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对存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并且仍为多数人所服膺的家族文化进行理性的审视，首次从正面肯定了家族文化在传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在从传统家族本位到现代个体本位的社会转型期，各派政治势力都把白鹿原作为他们争夺政治权力的舞台，借以展示其各自的政治主张与阶级倾向，一旦政治失利，纷纷逃离，给白鹿村带来的是动乱和灾难，老百姓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无所适从，只有族长白嘉轩在不同阶级、党派争夺国家权力的乱世，帮助村民逃避、抵制官府的苛捐杂税，遇到灾年，组织乡亲抵御旱灾与瘟疫，坚守“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人生信念，保持作为一个族长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白鹿村之所以被誉为“仁义白鹿村”，是与作为族长的白嘉轩的道德人格魅力密不可分的。乡村宗法组织对家族成员履行了管理、处罚、团结、安全、教育与情感抚慰职能，为家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当代作家对宗法组织与家族文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要么忽略遮蔽，要么否定歪曲，《白鹿原》对村落家族文化及其族长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与文化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当代家族叙事在这方面的空白。

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社会，体现为家国同构的结构格局与忠孝互通的道德伦理。在从传统的群体本位到现代的个体本位转型的过程中，家族权力逐渐被国家权力所取代。在白鹿镇，最初只有一个代表国家行施职权的白鹿仓，主要职责是“负责丰年征粮与灾年发放赈灾，再不管任何事情”。家族代替国家履行着对百姓的管理、教育与惩罚权。进入民国以后，白鹿仓变成了行使革命权力的行政机构，仓下设保障所，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原来隶属于家族族长的权力现在一步步被国家的行政机构所拥有，族长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为村落家族祠堂的范围。尽管在家族内部白嘉轩是族长，鹿子霖只是一个陪衬，但在家国权力斗争中，白嘉轩显然只能扮演被动适应的边缘角色。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风搅雪”冲决了家族祠堂这一神圣的殿堂，国民党清党的反攻倒算血洗了白鹿村的戏楼，土匪黑娃的部下棒击他的一向挺得太直的腰，家族权力由传统社会的神圣不可侵犯变得愈来愈形同虚设，家国一体、家国分离到国取代家成为一种大势所趋，《白鹿原》的价值不在于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于揭示出代表历史进步一方道德素质的低劣，他们常常是以国的名义、民的代表的身份掩盖着他们的自私、卑劣与冷酷，相反，作为失去历史存在必然性的家族族长与保守的民间知识分子却传承着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的精髓，显示出道德判断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

在《白鹿原》中，作为白、鹿两姓的族长白嘉轩对年轻一代黑娃与白灵的婚姻进行家族式的干预，对小娥之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穷人与富人共同福星的冷先生在家族血缘亲情背后有着人性恶的显现，但小说重点叙述的则是家族宗法组织积极的一面。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担负着对族人日常生活与重大事件管理的责任。对违背家法族规走入歧途的“淫”、“盗”、“赌”等行为进行惩罚，在族人遭遇“匪”、“瘟疫”、“灾荒”乃至战争灾难之际领导族人共渡难关。而在和平时期，则带领族人建立学堂、聘请塾师对后代子孙进行规范的文化教育。这里没有明显的阶级分野，只有相互之间的源于血缘的家族感情与道德伦理。地主与长工之间不是惯常的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对立，而是建立在共同人格信仰之上的世代交好的兄弟情义。“这里的人们遵循着同样的原则：‘仁义’。当两大户主白嘉轩与鹿子霖为争李寡妇那六分地而引起的矛盾，被朱先生的几句诗化为无形之时，‘仁义白鹿村’被正式命名了”[2]。“仁义”在白鹿原的家族世界中不是一个抽象虚假的教条，而是人们自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对于朱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普通的民众也都内化为一种人格追求与精神信仰。

二

在现当代家族叙事性创作中，不管是从启蒙的视角或是阶级的视角，作家在对家与国关系的描写中，对个人与群体的对立冲突中，从宏大历史叙事到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型中，都集中塑造了具有传统家族文化丰富内涵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家长的典型，他们的成功不只是表现为其作为艺术形象内容的丰富与复杂，而且在于叙述者的价值立场有别于对传统文化由激进到认同的保守立场，小说在体现传统正统文化的人物身上，揭示了长期以来在这些人物身上所遮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内容。

在以往的家族小说中，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通常是思想迂腐、思维僵化、道德堕落的典型，但是，出现在《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则是一个理想化的民间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是民间的精神导师，是白鹿村族长白嘉轩眼中的“圣人”。他遵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作为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具有以人为本的民本情怀。为使无数百姓免受战争的折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中，他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雨伞，徒步出入革命新党与清廷巡抚的两军对垒之中，凭借着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学识修养让二十万大军不战而退。遇到灾荒，他勇敢地承担起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担任赈济灾民的副总监，以自己的廉洁与敬业深得官民的一致称赞。他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在抗战爆发之后，他与其他八君子投笔从戎，在国内引起强大的新闻轰动效应。作为知识分子，他重视文化传承，盛赞白嘉轩与鹿子霖在村中建立私塾让子弟文化文化教育的行为，他“学而优”但并不贪恋官场的荣华。一生淡泊名利，坚守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为百姓排忧解难。在时局日益动荡的内战时期，致力于县志的撰写工作，把县志的编写工作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仅重视文化的传承，还致力于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工作。族长白嘉轩在他的影响下，耕读传家，学为好人，以德报怨。战乱年代，他为白嘉轩制定“乡约”，成为价值失范的乱世人们的道德准则与精神归依。

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体现者，那么，作为族长白嘉轩则是传统家族文化的身体力行者。作为儿子，他是传统家族伦理的孝道的遵循者。作为父亲，他对儿子进行规范的伦理教育，教子读书，学习礼仪，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在家庭内部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秩序。作为家长，他为了家庭的繁荣兴旺，想方设法与鹿子霖家换地，以便得到原本属于对方的风水宝地。他从岳父家带来罂粟种子，大力种植，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由此奠定了白家的经济基础。作为白鹿两姓的族长，他亲自出面和鹿子霖一起重修了祖宗祠堂，为家族子弟建立私塾，学习儒家经典。他请求朱先生为族人制定乡约，作为人们的行为处事的准则。在家族面临战争灾难与瘟疫侵蚀时，他带领本族人员团结协作共渡难关。面对与自己有过恩怨的人，他以德报怨。在他身上，儒家的“仁爱”思想得到完美的体现。如果站在现代启蒙叙事的立场，作为家族的族长、政治上的阶级异己、思想上的保守地主，白嘉轩就不该是书中的主人公，而应是《家》中专制的高老太爷、《红旗谱》中反动的地主冯老兰。在这里，小说赋予其“最后一个族长”、“最好的族长”的称号，充分显示出作家无法掩饰的欣赏之情。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都是白鹿村出人头地的人物，都对家族、族人有功，对自己的孩子，都让其接受文化教育，希望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且在视野、见识、管理才能方面，鹿子霖远在白嘉轩之上，那么，为什么同在白鹿村，二人却得到相反的评价与结局。首要的原因在于在鹿子霖身上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家族文化的负面内涵。如果说白嘉轩是“仁义”思想的典型体现，那么，鹿子霖更多的是表面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思想性格上的诸多不同源自不同的家庭文化环境。白、鹿两家由于发家方式的不同导致各自家族血脉中禀性的文化差异。白家的祖上是靠勤奋、吃苦、节俭的方式积攒钱财，为避免败家子的出现，借助于严格的家规，形成白家内敛含蓄的特性，这在白嘉轩身上有较好的体现。而鹿家的祖上则是进城靠卖尻子学来的手艺发家致富，前辱后荣、先穷后富的反差决定了其家族中张扬浮躁的个性，这在鹿子霖身上有明显的体现。由于两人所处的乡村文化环境，崇尚注重修身齐家的传统中庸之道，而对那种不重修身过分功利的行为嗤之以鼻，白嘉轩、鹿子霖的较量就不体现为两个人个性和能力差异，而是背后所蕴涵的家族与民间文化土壤。同样是传统宗法社会中生长的人物，叙述者对朱先生、白嘉轩精神人格的赞美，无意中流露出对儒家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同，而对鹿子霖思想人格的不屑一顾昭示出对儒家文化负面因子批判的价值立场

三

《白鹿原》描写了价值立场相互对立的两个人物形象系列，一个是恪守传统家族伦理的冷先生、白嘉轩，另一个是以不同的形式背叛家族伦理的鹿兆鹏、白孝文、黑娃、白灵。尽管作者在价值尺度上不无现代启蒙精神，但还是将情感倾斜于那些恪守传统伦理的老一代，而对新一代的革命者选择一种理性的审视。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颠覆家族统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到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历程。《白鹿原》比较真实地展现了从民国建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到国共合作及其分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来讲，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站在民间的价值立场去审视，这种历史发展的进步与道德素质的水平并非同步。《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可以分为共产党、国民党、宗法家族三大阵容，他们都想争取乃至改造乡村宗法势力。作为乡村族长白嘉轩与其精神导师朱先生，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国民党卷土重来的血腥报复不约而同的发出了“鏊子”的感叹。国民党、共产党在现代主流话语里，一个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失去民心的反动党派，一个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为人民谋幸福的进步团体，但是，从民间的立场上看，它们都有自己无法避免的局限，“共产党的革命是顺天应人的，但有时却因把斗争哲学推向极端而出现了残酷的内部杀戮。……国民党搞民主革命，很快就走向腐败和营私，又把全部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自掘坟墓，走向毁灭”[3]。而朱先生、白嘉轩对国、共政党的道德评判显然是民间价值立场使然。从道德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破坏了传统家族社会的那种宁静与自在，那种和谐有序，显示出历史发展与道德评判的错位，

20世纪50—70年代的家族小说在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上没有达到现代作家已有的高度，而《白鹿原》在塑造封建旧家庭的叛逆者时则显示出特有的个性，其独到之处在于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形式上的离开家庭与情感上和旧家庭的纠葛。即使是与家庭冲突最激烈的白灵，也仍然与姑姑、大哥保持着亲情上的交往，奶奶和母亲在家里一直牵挂着她，母亲临死之际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见上女儿一面。兆鹏虽身为国民小学的校长，党组织负责人，但在爷爷权威面前也不得不重新走进他不愿面对的旧家。黑娃与白孝文在自己人生得意之际都曾先后回到原上祠堂祭祖，即使是革命者白灵也在被活埋时魂归故里，为亲人托梦，走向了从伦理反叛到精神回归之旅。叛逆者与旧家庭的联系乃至精神回归，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传统家族文化的两面性。家族，不仅仅是人们的生存场所，个人奋斗的目标，更是一种价值理想、精神寄托和精神家园。这正如白嘉轩所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显然，家族祠堂已失去了其具体家族仪式活动的空间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白鹿祠堂在这里已经是一个‘仁爱’的殿堂。祖，在这里是‘仁’的初始的创立者。它是一种‘精神’故土。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魂归故里’、‘浪子回头’，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漂泊者对‘家园’的回归，是一种子精神对母精神的依恋和融合”[4]。叛逆者的回归，显示出其精神上对家族的情感归依与家族文化本身的魅力之所在。

在叙事态度上，《白鹿原》既客观真实地描写了传统宗法乡村社会“仁义白鹿村”民风的淳朴，仁义的道德，秩序的井然，又揭示出在现代文明与战争、动乱的冲击下它的日趋衰落的结局，既塑造了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朱先生、白嘉轩、鹿三的道德情操与人格魅力，又为他们作为最好的先生、最仁义的族长、最后一个长工的悲剧命运而充满哀婉之情，在理性地展示传统家族文化非人性的同时，又对家族文化的解体带来的传统美德的消失充满深深的眷恋。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创作上的矛盾时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寄予了全部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5]陈忠实对他所喜爱的人物的嘲讽尽管达不到巴尔扎克尖锐的程度，但他对其笔下理想人物的描写既有赞美也不乏反讽，这正如评论家雷达所指出的：“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挽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6]在一定意义上，作者在《白鹿原》中对传统宗法社会、家族文化及其代表人物流露出明显的挽歌情调。

从20世纪初鲁迅“揭露家族制度与礼教弊害”的《狂人日记》到世纪末陈忠实揭示“一个民族秘史”的《白鹿原》，家族叙事性创作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与发展，无论在内蕴的深刻与格式的特别上都为我国小说创作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白鹿原》作为家族母题小说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同时，从民间的价值立场对传统家族文化进行了艺术的反映，成为当代家族小说创作的经典文本。

[1]吴晖湘.20世纪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2]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与留连[J].小说评论，1995（1）.

[3]费炳勋.谈白嘉轩[J].小说评论，1993（4）.

[4]常智奇.文化在白鹿精魂中的光色[J].小说评论，1993（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4.

[6]雷达.废墟上的精魂[J]，文学评论，1993（6）.

I206.7

A

1000-2359（2010）01-202052-04

曹书文（1964-），男，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