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健，程婷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试论1960年代美国现代化外交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主义困境

高 健，程婷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现代化理论是冷战背景下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作为一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思想，现代化理论是美国冷战期间外交战略规划的关键环节之一。自由国际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规划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本质差别，而现代化理论正是传承了美国外交中自威尔逊主义以降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现代化理论成为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思想有其必然性与可行性，其在美国外交实践中日益边缘化的命运充分说明美国外交政策作为一种看似正义的理论表达，完全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用本质。

自由国际主义；现代化理论；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冷战思维

现代化理论是冷战背景下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理论。正如学者Michael Latham所言，当肯尼迪步入白宫的时候，现代化理论就以一种极其鲜明的方式开始改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了，成为美国冷战期间战略规划的非常关键的环节之一[1]30。近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冷战时期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牛可尤其对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挖掘。然而，纵观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基本停留在局部的历史介绍与个别单一问题的细节探讨上，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本质及其最终失败的原因还远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

在美国历史传统中，依据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天然屏障寻求自我发展的“孤立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尽管威尔逊政府在一战结束后提出富有理想主义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十四点主张，但是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一次将美国拉回到孤立主义的立场[2]307-312。

饶有趣味的是，也许是孤立主义传统势力过于强大，明确提出美国应该积极介入国际政治的主张恰恰是由民间社会完成的。1942年2月，美国媒体巨子亨利·卢斯在其公司旗下的杂志《生活》上发表题为“美国世纪”的文章，号召美国彻底放弃其自19世纪末形成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在卢斯看来，“我们并非身处一场保卫美国国土的战争之中”，恰恰相反，“我们要为保卫、促进、鼓励、推动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斗争”。卢斯一再呼吁，“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负责，更要对她置身其中的世界与历史负责”。因此，美国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她应该承担的世界责任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作为世界上最有力量和活力的国家，对世界历史施加她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有鉴于此，卢斯非常自信地指认，“如果20世纪要成为一个健康而富有生机的时代，她就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美国世纪”[3]。

不难看出，卢斯笔下的“真正的美国国际主义”是对20世纪初威尔逊自由主义的回应与延伸，也为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现代化理论开辟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历史语境。作为对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否定，威尔逊主义重点强调的是民族自决的权利，试图借助于美国价值理念与政治范式在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式民主，逐步确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4]。尽管威尔逊主义在一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并没有被真正加以贯彻，但它不啻是美国全面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前兆，并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佳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作为自由国际主义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的集中体现，更是充满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色彩。

然而，现代化理论对于肯尼迪政府而言，绝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自然而然的选择。事实上，具有浓重的自由主义色彩的现代化外交理念受到保守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极大限制。在现实主义的视野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因此，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者对基于“现实利益”驱动的国际关系是否存在道德理想的质素表示深深的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无非就是不同利益团体与组织之间的斗争。国际冲突不仅仅是由于缺乏沟通或者政治家短视的结果，它还深深地根植在人性的本质规定之中，根植在人类对于财富、利益、安全和权力的渴求之中。因此，国际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是基于霍布斯原则而不是洛克主义的[5]。

回顾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思想的历史，不难发现，以“遏制”为核心思想的保守的现实主义外交居于主导地位。根据乔治·凯南的观点，美国必须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时刻保持警惕的遏制政策”，“在一系列根据苏联政策的转移和策略部署而经常移动的地点和政治目标上，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6]。因此，从杜鲁门主义到艾森豪威尔的第三世界政策思想，以强硬的武力逻辑为出发点的对立态度奠定了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基调。有鉴于此，在外交政策中引入代表着自由主义与理想色彩的现代化理论，的确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存在着相当的差别。

现代化理论力图将道德与理想的质素引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他们看来，国家安全并不是依靠武力就可以获得的，它更取决于文化的内在影响力与道德优势。现代化理论家乐观地认为，通过对话与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战争的危机。与立足于当下利益的现实主义者不同，现代化理论更为强调立足于长远，通过在对象国内部实现一种本质的、深入的变化来保证美国自身的利益与优势。毫无疑问，现代化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在肯尼迪时代的回归。

二

现代化理论为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承担起前工业社会国家与新近独立民族的社会责任提供了清晰的概念与原则[7]。概而言之，现代化理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首先，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极富理想主义的、具有深度与长远规划的战略构想。与其他由身处外交第一线的政治家提出的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现代化理论更像是源自大学与书斋，其基本构想是由美国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众多学者直接提出的。二战之后，一大批学术机构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倾注了强烈的兴趣，尤其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角色极为关注。在这一政治与学术联姻的蜜月期，学者们不失时机地通过现代化理论为美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了宏大而又细致的综合构想，并赋予其强烈的道德意识与文化使命[8]。

其次，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价值理念等诸多社会方面的内容极为丰富的综合意识形态。正如Michael Latham所言，现代化理论是涉及经济结构、政治构架和社会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的一种有机的、内在统一的理论构想[9]4。它希望通过民主政治、自由贸易、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等一系列社会构件，实现整个社会的本质变化，将美国式的生活推广到政治真空地带，以达到对象国利益与美国利益的共同最大化。

最后，虽然现代化理论给美国1960年代的外交政策注入了新思维，但是，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冷战框架下美国“遏制”外交理念的补充，完全服务于美国力主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总体构想。虽然现代化理论不失为肯尼迪时代美国外交的一大亮点，但是它始终置身于“冲突和敌对意识”的思维框架之中。正如肯尼迪明确指出的，美苏的根本矛盾“并非可以通过谈判就能轻易解决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同它们是根本冲突的，不论在欧洲、中东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10]。毫无疑问，现代化理论是完全服从于、服务于美国以“遏制”为主导的战略思想的。

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高度对抗的冷战思维统治世界的1960年代，肯尼迪恰恰选择现代化理论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支撑和鲜明特色呢?究竟是基于怎么样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传统，着眼于长远的现代化理论竟然为直接利益驱动的冷战时代所接受的呢?依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现代化理论有助于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辐射力抢占新兴的第三世界，为其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实，1940年代，时任总统杜鲁门就已经感觉到作为政治真空的新近独立国家的重要性。在1949年就职演说中，他着重强调有必要“实施一项全新的计划，让那些欠发达地区和国家有机会分享我们的科技进步与工业成果，以利于他们的进步与成长[11]。然而，受制于日益迫近的苏联的威胁，这一远见卓识并未付诸实施。进入60年代，伴随着第三世界进一步的扩张，肯尼迪充分认识到真正形成针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的紧迫性。考虑到第三世界并非美国等西方阵营的直接对手，一种具有“软化效应”的政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其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文化传统中的美国文化卓异论为现代化理论的推广奠定了理论传统。正如英国学者Deborah Madsen所言，在马萨诸塞的最早的殖民者的思想意识中，清教徒肩负着特殊的精神和政治使命：在全新的世界中创造一种为全欧洲所有国家都尊奉为榜样的教堂与社会。美国认为本民族肩负着从拯救自身开始从而拯救整个人类世界的使命[12]2。这种极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促使美国积极地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化为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强烈的拯救世界的观念，创生了肯尼迪时期的现代化理论[1]7。

最后，肯尼迪、约翰逊自身的个性特点和他们的政治理念直接保证了现代化理论得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根据学者Glenn Hamstedt的观点，像肯尼迪这样的总统在性格上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与成就感，他注重效果与绩效，渴求新挑战[12]185。作为一个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肯尼迪认为，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形成的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与中庸立场的敌视态度应该被重新改造。因此，他对第三世界给予了持久的关注并保持了积极主动的合作态势。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增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这样有助于使它们的领导人认识到“是我们而不是俄国和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繁荣与发展[9]53。

由此可见，肯尼迪时代为现代化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极佳的政治环境与历史机遇，它为日益政治化、武力化的国际关系注入了较为理性的色彩与富有远见的智识。

三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试图将经济援助、文化价值输出与军事遏制有机地统一起来，标志着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构想走向更为成熟和全面的阶段。然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化理论终究无法驾驭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正如Michael Latham所言，“直至60年代末，美国国内外的一系列严峻的政治危机都与现代化政治结构有着本质的联系”，“现代化政治理念再也不能像起初那样享有不容置疑的理论地位了”[1]215。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庞大的军事开支与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终于耗尽了国会议员与美国民众的热情与耐心，现代化战略构想也伴随着约翰逊任期届满而被废弃与搁置了。依笔者看来，造成现代化外交战略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根本性原因。

首先，根深蒂固的以对抗和遏制为基本模式的冷战思维始终居于政治决策的绝对核心地位，而经济援助、文化价值理念输出等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理念始终处于辅助性的、次要的地位，并且带有浓厚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色彩。

肯尼迪一代人是在冷战阴霾的笼罩下逐步走向政治成熟的。在肯尼迪、约翰逊等人的观念中，1950年代是共产主义潮流汹涌而来的日子。面对这一强悍的对手，自由世界必须吸取慕尼黑协定的惨痛教训，美国在这一全新的世界性对抗中责无旁贷，必须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行动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必须指出的是，肯尼迪一代认为，冷战在政治、军事之外，更是一场道德战争，正如肯尼迪所强调的，冷战“不仅仅是追求军事霸权的斗争，也是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斗争，即上帝所保佑的自由同冷酷无情的、无神论的暴政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13]。这种非此即彼的泾渭分明的对抗式思维严重损害了现代化理论中倡导经济援助与文化价值输出等具有“软性”特征的战略构想。更为严重的是，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作用下，现代化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带有极为明显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色彩。

其次，现代化理论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始终以美国社会文化为其单一的标准模式，严重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考虑。缺乏政治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用抽象的宏大理论取代了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是促成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因素。在肯尼迪看来，美国与苏联相比，在意识形态上保有明显的优势，当之无愧地享有世界上最清白、最伟大的美名，美国的现代化模式理应是，而且必须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2]438。毫无疑问，这种抛弃了别国的现实语境与历史传统的一意孤行的做法是无法被多元共生的世界真正接受的。

需要强调的是，在1960年代，学院知识分子构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迎合了而且强化和巩固了这一单一的政治理念。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集中体现，罗斯托主义是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为一体的社会学范式研究，其宏大的理论体系和指标参数覆盖了现代社会的所有方面。然而，罗斯托主义只是对现代化社会模式作出了诸如马克思式的宏观描绘。尽管其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抽象理论构想，罗斯托主义在现实政治语境中根本无法提供明确的发展路径与正确的实践方式[14]。

最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没有认识到国际问题的复杂性，高估了美国自身的精神与物质承受力，幻想毕其功于一役的近乎赌徒式的政治选择极大地透支了美国民众的信任与认同。

现代化理论充分体现了60年代美国力图扭转冷战初期相对劣势的进取意识，因而在早期获得了国会与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随着美国在国际争端中耗资日益巨大，特别是随着越南战争日益美国化，美国不仅付出了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而且产生了无法挽回的重大人员伤亡，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

结语

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外交理论，现代化思想伴随着1960年代美国外交实践的失败而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虽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宽了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势力范围，增强了美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然而，所有这些成果距离现代化理论的最终目标相去甚远。

不难看出，虽然现代化理论在60年代美国外交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未有持久的诚意将其落到实处，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始终是其外交战略中的首要考量。以经济援助和价值输出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化理论之所以能够进入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视野，是因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军事、政治之外的外交手段与说辞，有助于美国在华丽的道德外衣下实现其全球争霸的企图。因此，现代化理论的本质决定了其必然的历史命运与最终结局。

然而，现代化理论虽然在60年代以后的美国外交中逐渐淡去，但回顾近20年美国外交的历史，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布什时期坚持“接触”政策，试图通过发展经济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实现民主，克林顿强调将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这一系列外交理论中，我们总能看到现代化理论若隐若现的身影。在这一层面上而言，现代化理论不仅属于20世纪60年代，它也必定长久地影响着美国在21世纪的外交实践。

[1]Michael 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Nation Building”in the Kennedy Era[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2000.

[2]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Henry R.Luce.The American Century[J].Diplomatic History，1999（spring）.

[4]John Baylis＆Steve Smith.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68.

[5]Samuel P.Huntington.Robust Nationalism[J].National Interest，1999/2000（winter）.

[6]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1：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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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J].美国研究，2007（1）.

[9]John F.Kennedy.The Strategies of Peace[M].New York：Harper＆Brothers press，1960.

[10]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M].Califor2 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1.

[11]Madsen，Deborah.American Exceptionalism[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267.

[12]Glenn Hastedt.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st，Present，Future[M].New Jersey：Person/Prentice Hall，2006：199.

[13]Thomas Paterson.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Truman to Reaga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4]Nick Cullather.Modernization Theory[C]//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18.

[责任编辑 孙景峰]

D80

A

1000-2359（2010）01-201942-04

高健（1976-），上海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思想史、美国社会与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一般科研项目“葛兰西主义与20世纪美国外交理论的流变”

200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