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宝

（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海南海口571158）

在想象中被人为夸大了的思想冲突
——剖析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和校长林文庆之间的“矛盾”

严春宝

（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海南海口571158）

鲁迅虽然只在厦门大学待了一百余天，但却留下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历史谜题。其中他与当时厦大校长林文庆博士之间的所谓矛盾与冲突，就是一个长期困扰学者们的问题。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被人为夸大了的误会。其实，在鲁迅和林文庆之间的冲突，远没有学者们想象中那样剧烈，导致鲁迅最终离开厦大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他与许广平之间炽热的爱情，其次是他与顾颉刚等人之间的激烈矛盾，这些与林文庆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因而，鲁迅的离去，实不应成为妨碍后人正确评价林文庆的一块顽石。

厦门大学；林文庆；鲁迅；思想冲突

私立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尽管已经去世有半个多世纪了，但笼罩在林文庆头上的团团历史迷雾，迄今却并没有完全散去，其中的一个重要谜团，就是他与鲁迅之间错综复杂的所谓“纠纷”或“矛盾冲突”。

笔者近来在研究林文庆和鲁迅关系的时候，发现长期以来研究鲁迅和林文庆的学者们，实际上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个认知上的错误，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基于林文庆与鲁迅之间思想理念的不同（一个尊孔、一个要打倒孔家店），学者们往往想当然地预设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离开厦大，是因为他和林文庆之间思想上的冲突!其实，依据笔者的考证，林文庆和鲁迅的思想观点不同的确是真的，但是因为鲁迅在厦大的时间太短，两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两人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尚没有机会爆发出来。研究者如果仅仅以两人思想上的对立而逻辑地推演出其行动上必然有冲突的结论，那就是犯了主观臆造的错误。笔者认为，就算鲁迅离开厦大确与林文庆有一定的关联，这也是促使鲁迅离开厦大的所有原因之中最次要的一个因素。实际上，鲁迅对许广平炽热的思念之情、他对顾颉刚等所谓现代评论派成员的极度憎恶，才是导致他离开厦大的最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从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找到明确证据的。

一、导致鲁迅离开厦大的内因

让鲁迅不能在厦大久留的首要原因是许广平当时不在厦门，《两地书》可以为证。本来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时曾有“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可分开没几天，许广平就首先坚持不住了：“临行时所约的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1926年9月6日，指写信时间，下同）至于鲁迅，则在前往厦门的船上就开始打听“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14日）了。鲁迅到厦门的第八天，就盼着“合同的年限早满”（12日）。总不能说，鲁迅这时就已和厦大或林文庆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吧?而此时的鲁迅已然流露出希望合同早满的心情，只能说是他与许广平难分难舍的爱情，是促使鲁迅心生去意的最根本原因。纵观鲁迅在厦门期间的生活，只能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30日）鲁迅到厦门四十天，就已心生去意：“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10月16日）10月20日，鲁迅还差点儿和孙伏园同船到广州去，但后来因为鼓动林语堂不成功，且考虑到自己“已经收了三个月薪水，而上课才一月，自然不应该又请假”，拿了厦大这么多钱，就连鲁迅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这才不得已打消了去广州的念头。虽说去广州的目的“大部分却是为公”，但鲁迅也不得不承认，“要同行的理由，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到底为公为私?相信读者自会明白。在风景那边独好的情况下，鲁迅自然是“于这里毫无留恋”（21日）了：“到此刚五十天，而恰如过了半年。”（23日）至此，鲁迅终于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不作长久之计”，“倘无别处可走，就仍在这里混半年”（29日）。不能让鲁迅下决心决然离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怕广州比这里烦劳，认识我的人们也多，不几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样”（11月7日）。至于许广平，则是主动提出要到厦门去：“你愿否我趁这闲空，到厦门一次，我们师生见见再说，看你这几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独似的。还请你决定一下，就通知我。”（16日）所有的这一切都促使鲁迅痛下决心“决计要走了”，本来“时期是本学期末抑明年夏天，却没有定，现在是至迟至本学期末非走不可了。……无论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噉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18日）决心“从速离开此地”（25日），因而，“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28日）。鲁迅开始迫不及待地计算离开的时间了：“计算起来，我在此至多也只有两个月了。”（12月2日）只是因为要等着拿薪水，才迫使他不能立刻离开：“离校恐当在二月初，因为一月份薪水，是要等着拿走的。”（14日）因心急，甚至让鲁迅连离开厦门的时间都计算错了：“我离厦门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天，说‘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16日）离开厦门的日子愈近，“算起来只有一个多月了”（24日），心情愈发迫切，希望“能早走则早走”（12月29日）。

相信凡是发育正常、曾坠入过爱河的成年男女，都曾有过“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体验，鲁迅和许广平也是人，自然难以抵御爱神丘比特那犀利无比的攻击。两人天各一方，唯有依靠鸿雁传书以解相思之苦。据陈梦韶统计，鲁迅在厦门134天，共给许广平写了40封信，平均3天多写1封（有些信虽是作为一封信发出，但其内容却是分时段写的，因而，一封信实际上等于好几封信的内容，即，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实际上远不止于40封）。虽然这期间鲁迅也给他人写信多达140封，但相较于信中内容大多为就事说事、三言两语近乎公函式的简短说明，则给许广平洋洋洒洒的每一封信，几乎都算得上是鸿篇巨制了，因而，这些信件几乎构成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短短四个月中，写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作品”[1]中的最大一个分额。收看许广平信，是令鲁迅最为开心的事：“得到你六月八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为了不错过许广平的信，邮务代办所成了鲁迅“每日去看的”（9月14日）地方，除了“每日自去看一回”（9月25日），甚至连开会时都要“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一看”（12月12日），平时则借着上厕所的机会一天数次去看信：“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9月30日）如此情况下，鲁迅又怎么可能会在厦大坚持两年之久呢?鲁迅虽然不是少年人了，但爱情是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起来的，因而，处于热恋中的鲁迅，有这样的行为、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可以看成是促使鲁迅必然离开厦大的内因。

二、导致鲁迅离开厦大的外因

至于让鲁迅不能在厦大久留的第二个原因或外因之一，则是国学院内部的人事矛盾，即他与“现代评论派”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原本在北京就已产生的旧矛盾来到厦门之后持续发烧，也是迫使鲁迅必然要离开厦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虽然研究鲁迅的学者一般都轻视甚至有意识地忽视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矛盾的激烈程度，但《两地书》却将鲁迅和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第五六封信，以下仅写数字）《两地书》中至少有8封信十余次公开提到了顾颉刚（朱山根）的名字：“在国学院里，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四二）“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这两个人的……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四六）“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他已在开始排斥我。”（四八）“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敌却还未知道。”（六〇）“山根先生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六六）“先前朱山根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六八）“本校并无新事发生。唯山根先生仍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九五）“朱山根已经知道我必走，较先前安静得多了。”（九六）这些与鲁迅“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四一）。这就是令鲁迅待“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五四）。当鲁迅说出“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的时候，他就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心迹：他是决不会久留厦大的!在当时，只有孙伏园算是能与鲁迅说得上几句话的人：“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四二）虽然基于林语堂的举荐之恩，鲁迅时常有维护林语堂的言论，但两人的关系毕竟尚未达到他和孙伏园之间那样的程度：“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情的程度。”（六〇）所有这一切，都于无形之中加重了鲁迅在厦大时孤独、苦闷的感觉，使鲁迅对厦大不再有任何留恋，从而进一步地刺激鲁迅，使他日益产生渴望能早日离开厦大的想法。

从鲁迅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顾颉刚等人的憎恶程度是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他甚至以“敌人”称之，大有不共戴天之意。鲁迅不是只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攻击顾颉刚等人，在同一时期给友人的信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譬如，他给川岛（章廷谦）的信中说：“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2]583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因为憎恶顾颉刚等人，鲁迅到厦大不足一个月，就要辞去国学院的兼职，只是因林语堂的缘故才暂时作罢：“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2]563

由上述可以看出，鲁迅与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是促成鲁迅离开厦大的最重要外因。尽管鲁迅在书信中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他与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但滑稽的是，不但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不愿意承认“排挤说”的存在，就连顾颉刚本人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当厦大学潮爆发后，他还在以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态度，在为学潮的爆发总结原因呢：“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3]假如让顾颉刚看过了《两地书》后再让他来谈对学潮的看法，相信其结论肯定会大不一样。在《两地书》中，鲁迅首次提及文理科之间的矛盾是在1926年10月23日，“理科诸公之攻击国学院，这几天也已经开始了”，但那时候，鲁迅已是去意已决，因而，倒也乐得坐山观虎斗，甚至大有幸灾乐祸之趣味：“因国学院房屋未造，借用生物学院屋，所以他们的第一着是讨还房子。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就含笑而旁观之，看一大堆泥人儿搬在露天之下，风吹雨打，倒也有趣。”（六〇）身为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居然说“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足以显示出鲁迅当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境：鲁迅的离去，已经不是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

导致鲁迅离开厦大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鲁迅与学校当局之间的所谓冲突，其中包括了身为大学秘书的刘树杞对国学院及其教授们的一些不当做法，鉴于这一点已有大量记载，故在此不予赘述。当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之后，就更加刺激了鲁迅那十分敏感的心，从而使得鲁迅离开厦大的时间表被一步步地提前了。在事关学校当局的行为中，令鲁迅对林文庆感到不满的地方主要有：林文庆催问教授们的成绩，但当鲁迅真的把稿子拿出来之后，学校却又不准备安排出版。随着国学院经费一步步缩减，鲁迅的不满程度更是达到了最高点，从而爆发了他与林文庆之间唯一有确切记录的一次正面冲突：“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豫算，玉堂颇愤慨，要辞去主任，我因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我即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八一）陈嘉庚在南洋的生意已出现亏损，迫使他不得不压缩划拨给集美和厦大的经费，这就导致林文庆不仅无法兑现他曾向林语堂承诺过的研究经费，也无法安排出版教授们的著作，甚至连《国学研究院周刊》，都不得不建议让它与业已存在的《厦大周刊》合而为一，这一切都让林语堂和鲁迅等人对林文庆产生大大的不满。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不满确在情理之中，但反过来看，正如俗话所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尤其是像厦大这样全赖于陈嘉庚个人捐款基础上的私立大学，几乎自始至终都面临着财政捉襟见肘的困窘，如果在这方面对掌握、支配全校宝贵办学资金的林文庆提出过于苛责的要求，那也是不甚合理的。很遗憾的是，鲁迅并“不了解陈嘉庚办教育的精神，自然也不体谅厦大草创时期的财政困境”。因为，“鲁迅在世的时候，看不到陈嘉庚办学的大部分过程，因此他根本不会了解厦大的筚路篮缕的艰苦创校过程”[4]。自然，鲁迅也就更加不能理解林文庆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了。

综上所述，鲁迅离开厦大是必然的，上述种种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在厦大久留。

三、鲁迅笔下的林文庆

现今大部分研究鲁迅的学者和海外研究林文庆的学者，似乎都很喜欢强调鲁迅与林文庆在厦大期间的冲突。然而，据笔者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似乎远没有学者们想象中的那样严重。

在鲁迅书简中，都极少提到林文庆，就算提到，也并没有出现过于激烈的言辞。《鲁迅日记》先后5次提到林文庆：11月25日，“午林梦琴邀午餐”；后面几次提到林文庆都是在1927年1月份，也就是鲁迅提出辞职之后。4日，“上午林文庆来”；9日，“午林梦琴饯行，至鼓浪屿午餐，同席十余人”；13日，“午林梦琴饯行于大东旅馆，同席约四十人”；最后一次是15日，“上午寄林梦琴信再还聘书”。日记极为简单，语气甚为客气。《两地书》中，对林文庆的记录稍微多了一些：“玉堂对于国学院，不可谓不热心，但由我看来，希望不多，第一是没有人才，第二是校长有些掣肘（我觉得这样）。”（四八）鲁迅特意说明，“我觉得这样”，显示这仅是他个人的猜测，并没有多少事实上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林文庆确有从中掣肘，这在鲁迅看来也只是影响国学院发展的第二位因素。“校长是尊孔的，对于我和兼士，倒还没什么，但因为花了这许多钱，汲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些牛乳一般”（五〇）。对于林文庆的尊孔，鲁迅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期待中应有的反感，他的表现反而是对林文庆急功近利的做法颇有微词。“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五六）。尽管是第二次说“校长是尊孔的”了，但平和的语气中似乎依然没有表现出人们期待中应有的愤怒。相信所有的研究者都不会忘记这次演说，且往往都过分强调鲁迅和林文庆相冲突的一面，但学者们似乎都忽略了，针对这次演说的两个内容，林文庆和鲁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交集存在的：鲁迅提倡“少读中国书”固然让林文庆感到难堪，但鲁迅主张要做“好事之徒”的想法却是与林文庆相合的，所以林文庆才会接着鲁迅的演讲，进一步发挥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从事后鲁迅的反应来看，鲁迅对于林文庆腰斩他的演讲词也并没有表现出过激的反应，看在鲁迅的眼中，林文庆最坏也不过就是一个多少有点儿糊涂因而让他觉得有些好笑的孔教徒罢了。“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豫算，玉堂颇愤慨，要辞去主任，我因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我即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八一）。这是鲁迅与林文庆之间最为直接的一次冲突，但如果考虑到此事发生前后的因果关系的话，则鲁迅的这次当面抗议，与其说是对林文庆个人的不满，倒毋宁说是鲁迅出于同情林语堂辛苦维持国学研究院的一个打抱不平的义举，因而，似乎不宜将之视为鲁迅和林文庆之间的个人冲突，自然就更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了。“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九三）。虽明言是“胡说”，但至少还是在鲁迅可以容忍的程度之内，否则，依鲁迅的性格，他哪里会坚持听到十一时，恐怕早就跳起来大发其难了吧!鲁迅离开厦门的前一天，他给林文庆写了一个短函：

文庆先生足下：

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

周树人启一月十五日

鲁迅最后一次提到林文庆应是在《海上通信》中：“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5]（P418）其实，鲁迅是拥有《孔教大纲》这本书的，虽没有证据显示鲁迅曾通读过该书，但可以断定他是翻阅过的，鲁迅故意不说出书名，只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与林文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是说，鲁迅这么做的目的是有意将自己与林文庆进行切割：你照旧去读你的中国书，而我则继续做我的好事之徒，大有井水不犯河水之意。此外，《海上通信》中还提到各种谣传，涉及林文庆的有“排挤说”：“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鲁迅只说是“听到的”，在当时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林文庆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些话?除了鲁迅的一面之词外，一切都不得而知，而林文庆却是予以公开否认的。

《两地书》中还有几次间接地提到林文庆：“国学院是一时不会倒的，不过不死不活，‘学者’（指顾颉刚）和白果，已在联络校长了，他们就会弄下去。然而我们走后，不久他们也要滚出去的。为什么呢，这里所要的人物，是：学者皮而奴才骨。他们却连皮也太奴才了，这又使校长看不起，非走不可。”（一〇一）林文庆的形象再不讨好，但在鲁迅看来，他至少还不是“敌人”阵营中的人，而且因“校长看不起”“现代评论派”的人，那是否暗示着林文庆是比较地靠近鲁迅这一边呢?

总起来看，鲁迅对林文庆的不满远比不上他对那些包围在林文庆身边的“敌人”的敌视程度：“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5]419鲁迅提到“现代评论派”成员时，其说话的语气和讽刺的力度，都远远超出了他对林文庆的不满程度，譬如，鲁迅称“‘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六八）。鲁迅对黄坚的嘲弄，简直堪称经典的讽刺之作：“白果从北京到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用人，四十件行李，大有‘山河永固’之意。”（九五）这才是鲁迅行文的典型风格。与之相反，鲁迅对林文庆就显得客气多了，他在已然离开厦大前往广州的船上仍是一如既往的客气：“校长林文庆博士是个英国籍的中国人。”这与“陈源之流”“朱山根之流”的称呼相比，难道还不足以看出鲁迅对林文庆的态度吗?

四、鲁迅和林文庆之间的所谓“冲突”

研究鲁迅的学者为了突出林文庆与鲁迅之间的对立，大都强调鲁迅是因为对厦大的整体不满意而辞职的。鲁迅对厦大浓郁的尊孔气息不满可说是肯定的，但因他没有在这方面留下记录，故无从得知他的确切态度是怎样的。鲁迅致川岛信中的一句话，似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厦大的整体观感：“学校的精神似乎很像南开，但压迫学生却没有那么利害。”[2]（P583）鉴于林文庆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和提倡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正是基于伦理基础之上的，因而，厦大会显示出一些“很像南开”的地方倒也并不令人奇怪，更何况当时厦大的教授，多是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后起之秀，相对于林文庆这个耄耋老者，他身上所散发出的长者的宽厚仁慈，令一些年轻的教授不自觉地将其视为长辈，也自在情理之中。关于这一点，《两地书》中的一次记录，可以反证之：“下午有校园恳亲会，我是向来不到那种会去的，而一个同事硬拉我去，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竟有人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真要立刻跳起来。”（七五）鲁迅之所以没有跳起来，是因为讲话者林玉霖是林语堂的二哥，因顾及到林语堂的面子，一旦翻脸，“玉堂必大为敌人所笑”，所以鲁迅只好“哑子吃苦瓜”，说不出的苦了。从鲁迅后面所说“还有希奇的事情。教员里面，竟有对于驳斥他的教员，不以为然的”[2]619可以推断出，林玉霖所表达的意思，在当时绝非仅是他个人孤立的想法，应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我们知道，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施行家长式的治校方式，鲁迅的上述说词，足以显示出厦大的情况至少要好过南开。

在强调和突出林文庆与鲁迅冲突、对立的各种说法中，一直有一个流传甚广、颇能体现出鲁迅式幽默和睿智的故事，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故事据说出现了多达七个不同的版本，以至于大大地削弱了这个故事本身的可信度!仅笔者就收集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一是陈梦韶在《忆鲁迅先生在闽南》中的说法，二是洪丝丝在为《陈嘉庚兴学记》所写序言中的说法，三是厦大首届毕业生黄天爵的回忆。三种说法其结局虽大体相同，如鲁迅拿出两毛钱，说要捐给厦门大学，或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或说“我出钱，我出主意”，但其起因却各异，因而难以分辨其真伪。笔者以为，如果这次冲突是发生在国学院削减预算经费会议上的话，发生如此精彩的辩论镜头，鲁迅是应该会留下记录的，然而，鲁迅关于那次会议的记录却仅限于“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鲁迅终于发现了可以用来形容厦大的词句时，他不只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许广平，“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六〇），也告诉了他的朋友川岛：“这里的情形，我近来想到了很适当的形容了，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2]583鲁迅的得意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然而，像“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这样堪为逻辑史、辩论史上经典之作的精彩对白，鲁迅居然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记录，实在是有些令人费解!

学者们之所以喜欢强调林文庆与鲁迅之间的冲突，或许是考虑到林文庆的尊孔与鲁迅的打倒孔家店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的确，林文庆尊孔和鲁迅打倒孔家店都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如果仅从思想根源上来看，两人之间的确是应该存在着激烈冲突的，但思想上的冲突，却未必会立刻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从鲁迅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百余天当中，时时刻刻让他恼怒不已的，是“现代评论派”成员经常给他制造的“小刺戟”：“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鲁迅无可避免地需要经常与这些人打交道，而伴随着“‘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膨胀起来”，鲁迅敏感地预测到，“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这才是令鲁迅最为担心和无法容忍的。至于林文庆，虽名义上是国学院的院长，但从资料上来看，他这个院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挂名的，平时并不参与研究院的日常工作，就算是国学院的某些事项需要校方来处理，中间还隔着大学秘书刘树杞，否则，也不至于因刘的从中作梗而引发出诸多事端来了。至于鲁迅，以他的性格，也决然不会趋炎附势去巴结在他看来已被他的敌人包围了的校长!由于鲁迅和林文庆之间缺少直接交流的机会（两人之间的几次接触，基本上是局限于几次宴饮之间，而且大多发生在鲁迅已决定离开厦大之际），两人之间相应地减少了摩擦的可能，因而使得鲁迅在其书信中不只缺少对林文庆的评述，甚至也较少地出现对林文庆的批判，因为鲁迅显然更介意那些包围着林文庆的人。

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幸亏鲁迅在厦大待的时间不长，使得他激进的反孔思想与林文庆的尊孔意念尚未有直接碰撞的机会。鲁迅当时的目光几乎全都集中在“现代评论派”身上了，他实在无暇顾及林文庆的尊孔言行和他打倒孔家店的目标之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否则，如果他在厦大待的时间足够长得话，那么，他和林文庆之间更加激烈的正面冲突将会势不可免，那时候，再出现在鲁迅笔下的林文庆，恐怕就远非是“尊孔的”可比了，以他那一贯辛辣、无情的笔触，我们很难想象林文庆在他的笔下会变成怎样的一个样子。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鲁迅的过早离开厦大，虽然引发了一场学潮，使林文庆遭受池鱼之殃，但对林文庆来说，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林文庆因此而减少了后人附赠给他的更多骂名!

总起来看，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并没有以往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严重，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或者一定要说成是冲突的话，基本上集中在1927年的1月份，也就是鲁迅已经从厦大辞职并准备离开厦门之际。退一步讲，就算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也并不是以往人们所认定的那样是思想观念上的对立与冲突，而是集中在有关国学研究院的内部事务及其人事上的纠纷，后来更因学潮即将爆发，谣言满天飞，在无法分辨谣传真假的情况下，鲁迅显然是不自觉地选择了相信谣言的真实性。这就必然导致他对林文庆的不满情绪呈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切都是可以从鲁迅著作中对林文庆仅有的那点儿记载中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鲁迅离开厦大，与林文庆并没有多大实质的关联，如果因此误解以至于影响了后人对林文庆的正确评价，那么，这对林文庆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

[1]陈梦韶.鲁迅在厦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21.

[2]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C].厦门：厦门大学，1987：281.

[4]叶钟铃.鲁迅和林文庆在厦大的一场冲突[M]//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1984.[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An artificially Exaggerated Ideological Conflict in Scholars’Imagination——Research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u Xun and Dr.Lim Boon Ke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moy University

YAN Chun-bao
（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lthough Lu Xun only spent more than one hundred days in Xiamen University，however，he left behind a se- ries of bewildering historical puzzles.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he and Dr.Lim Boon Keng，the presi- dent of Amoy University at that time，was a question which plagued scholars for long time.However，it was an artificially ex- aggerated problem.Actually，there is no violent conflict as scholars’imagination between Lu Xun and Dr.Lim.Moreover，the first reason caused Lu Xun’s final departure from Xiamen was the hot love between he and Ms Xu Guangping，the second rea- son was the violent conflict between he and Gu Jiegang and some other people.It was obviously there was no substantial con- tacting with Dr.Lim Boon Keng.So，Lu Xun’s departure from XiaDa reall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at fishbone stuck in the throat when we evaluate Dr.Lim Boon Keng.

Amoy University；Lim Boon Keng；Lun Xun；thought conflict [责任编辑 孙景峰]

G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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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1-201842-05

严春宝（1966-），山东莒县人，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东南亚华人文化（史）研究。

200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