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静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从《后汉纪》看袁宏的政治观及史学批评思想

刘海静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袁宏在《后汉纪》中提倡用道家思想作为统治理念，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手段，即“以无为本，以儒为用”的政治主张。具体来讲，就是要求君主要行为简易，治理国家时要无为而治；在实际的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顺民情、顺民性，主张教化其心反对滥刑。同时，袁宏因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述、评价中有秉笔修史的美德；同时又表现出了正统史家的史学批评意识，这种史学批评所折射出的经世、警示的社会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后汉纪》；政治观；史学批评思想

袁宏，东晋人，著有《后汉纪》一书。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玄谈炽盛，蔑视礼法。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性情刚直的袁宏不可能无动于衷。加之袁宏对当时社会流传的多本东汉史著不满，“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于是便致力于《后汉纪》的撰写，以图通过《后汉纪》达到“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1]1的目的。因此，袁宏在其史论中阐发了他对国家统治策略的看法。为了借古讽今，他还从史家的史学批评层面来阐发议论。

一

东汉末期以来，僵化的名教已经引起人们的厌恶。伴随着魏晋士族兴起以及田庄经济建立，玄学相机出现。玄学“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2]。纵观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名教虽在“竹林时期”一度被否定，但时间很短，之后的玄学家们很快就把它与自然协调起来，用道家的因循自然、静化无为，修补儒家的纲常名教，强调自然与名教的同一。袁宏深受影响，亦将“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3]。他说，“夫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恶乱，万物之心也”[1]40，“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1]509。即认为儒家的仁爱礼制是出于自然之理，倡导名教是遵从天地之性。换言之，就是认为“名教”与“自然”统一。具体到国家治理上，袁宏表达出了与此思想相一致的政治观：道本儒用。

他先是考察了历代因所处时代及社会现实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制度政策，“尧舜之传贤，夏禹、殷汤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亲尽则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其故何耶?所遇之时异”[1]231。继而又考察了儒、道、墨、阴阳等诸家，认为各派学说因其不同的社会现实需要而相机出现，从而达到“治”的目的。那么到了魏晋时期，该以何种学说来使国家达到“治”的要求呢?袁宏分析了儒道两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1]232，在肯定两家各自的社会作用即“居极之术”与“运通之方”的前提下，明其有“本”“用”之别。

袁宏认为，君主要用“以无为本”的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君主行为要简易。他宣称：“夫神道贞一，其用不烦；天地易简，其礼尚质。故藉用白茅，贵其诚素；器用陶匏，取其易从。然则封禅之礼，简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1]154袁宏认为，君主崇尚简易，就不会去讲求奢华，天地之性简易，人间之礼尚质，如果封禅礼节耗费过大，那也是违背天地之性的。他提出，“众务简而才有余，所以轻而事不滞”[1]123，就是说日常政务要简易行事，那么事情处理就会通畅。作为君主要行为简易，少思少欲，虽有万乘之尊，也不用追求奢华，即“少思少欲，冲其心而守之，虽爵以万乘，养以天下，不荣也”[1]433。其次，在治理国家时要无为而治。袁宏以古代君王承上天之理，崇尚简易无为，则天地交泰的事例，来表达自己主张无为的政治观。他说，“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师无为之理。君敬于尚，臣顺于下，大化潜通，天下交泰”[1]173，又说：“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1]66他认为三代以前的君臣之道唱和无间，而此后君臣之道距离“高尚之道”甚远。他对古代圣王的赞扬，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表达他无为而治的思想。在袁宏看来，君主治理天下，要像古代圣王那样，修身养性，顺乎道，本乎情，这样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

此外，袁宏还提出了达到“无为而治”的方法：切勿多欲。袁宏指出：“古之帝王不为靡丽之服，不贵难得之货，所以去华竞以嘿止喧也。夫上苟不欲则物无由贵，物无由贵则难得之货息，难得之货息则民安本业，民安本业则衣食周、力任全矣。”[1]347这里，袁宏认为古代帝王“不欲”，则社会安定，民安本业。袁宏还援引华侨之论“盖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诚能不争，天下莫之与争，则怨祸不深矣”[1]523，来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

袁宏在提倡君主实行无为而治的同时，还指出应该以儒家思想教育引导人民。首先，在管理人民大众上，袁宏强调“顺民情”。袁宏说：“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1]483他以流水之性来比喻民情，用平缓的办法来管理之，则社会平稳；反之则激起民变。他以古代帝王之例来强调顺乎民情的重要作用，“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1]327，“是以古先哲王必节顺群风而导物为流之途，而各使自尽其业，故能班叙万物之才，以成务经纶王略直道而行者也”[1]433。这也就是说古代帝王因顺乎民情，不夺民意，从而“笃化美俗”，“成经纶王道”。袁宏的此观点以古讽今的味道很重。在袁宏看来，魏代汉、晋代魏都是不顺民情的，所以才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风下降。而袁宏生活的东晋时期，桓温又有代晋自立的倾向，这直接威胁到某些世族的政治利益，袁宏出于自身家族利益考虑，从“顺民意”角度来借古讽今。

其次，在具体人事方面，袁宏主张“顺人性”。他说：“夫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员行方止，器之异也。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物诚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焉。”[1]84这就是说人的性情存在很大差别，在用人方面应按其性而决其用。此点亦是在魏晋时期有关“名教与自然”讨论中涉及尊重人性的一个反映。尽管袁宏一再强调名教观，但这个主张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再者，主张教化其心，反对滥用刑罚。在陈纪提出恢复肉刑时，袁宏表达了自己对古时运用刑法治理国家方式颇不赞同，并讲到了“礼教”的优越性，他说：“礼教则不然，明其善恶，所以潜劝其情，消于未杀也。示以耻辱，所以内愧其心，治之于未伤也……率斯道也，风化可以渐淳，刑罚可以渐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陷刑网，求世休和，焉可得哉!”[1]578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是用“礼”教化其心，即“夫礼也，治心轨物，用之人道者也”[1]357，并且进一步指出“礼备”“礼顺”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夫礼备者德成，礼顺者情泰。德苟成，故能仪刑家室，化流天下；礼苟顺，故能影响无遗，翼宣风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1]400。这即是说礼是维护社会的基础，是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礼教完备顺畅，则社会秩序、社会风尚稳定通泰。

袁宏在论述了名教与自然同一的思想下提出了“道本儒用”的政治观，从而通过《后汉纪》的撰写来达到辅陈王道的目的。王记录曾言，袁宏的思想“已非两汉时代纯粹的封建礼教，而是崇尚自然的名教。他为统治者提出道本儒用的治术，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4]。从政治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道本儒用的提出，比司马谈和班固的理论要进步一筹，“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不为、居极玄默的君土自处之术；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5]。他的道本儒用的政治观既反映了当时国家治理中的弊端，又反映出像袁宏这样的正统史家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这样的观点就当时的社会来讲是进步的，有道理的。

二

崇尚名教就是对封建纲常的维护，袁宏以强烈的史家责任感用“笃名教”的方式来诛乱讨逆、惩恶扬善，在《后汉纪》中表现出了正统史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一）对史事的评价

首先，袁宏对史事的记载体现了史家秉笔修史的美德。袁宏认为刘玄称帝是遵循大义，人心所趋，所谓“刘氏德泽，实系物心。故立其寝庙，百姓观而怀旧；正其衣冠，父老见而垂泣……于斯时也，君以义立。然则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飨宗庙，成为君矣”。而刘秀因其文韬武略受到爱戴，于是刘玄命其出征，此时刘秀尚能尽到为臣之道，即“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而当赤眉军与刘玄交战时，刘秀却没有做到臣下发兵救援主子的为臣之道，“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1]40。他的这段论议，很引起后世一些封建学者的骇愕，被斥为放纵、不合于道[6]。其实，袁宏在这里只是真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没有因刘秀是一代明君而趋势依附，并以正统的为臣之道来批评刘秀在此做得不够，要受到道义的谴责。这是史家秉笔修史的体现。

其次，袁宏用正统思想评价史事的史学批评意识。袁宏在评价“汉和帝刘肇年少继位窦氏以皇太后监朝执政”事时说：“非古也。易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礼有妇人三从之义，然则后妃之德，在于钦承天命，敬恭中馈而已。故虽人母之尊不得令于国，必有从于臣子者，则柔之性也……自母后临朝，必舅氏专权，非疏贤而树亲昵也。盖管其号令者，必寄外氏，是实违天封，而训民以私政之所阶。”[1]240-241袁宏在此首先肯定地说太后临朝是古代所未有之事，然后引用经典之语来说明“妇人有三从之义”，后妃的美德在于恭敬伺候皇帝。虽然窦氏贵为国母，但必须听从于大臣，这是女性美德。这里袁宏以正统的三从之义对女性临朝加以批评，随后分析了女性临朝导致外戚专权的危害性，认为这是违背天理的。当然，此点认识有袁宏自身的局限性，但就家天下的封建社会而言，其分析是合乎社会现实，有一定道理的。

（二）对人物的评价

在《后汉纪》中袁宏对人物的评判，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道德裁判的史识，通过强调礼法名分，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

首先，对著名历史人物以严格的儒家思想、名教标准来评价。例如，对班固的评论，袁宏认为班固虽好学善作，亦喜结附权贵。《汉书》虽详而有体，但班固在《汉书》中一些记载却不尽如人意。袁宏说：“至于排死节，否正直，以苟免为通，伤名教也。史迁之作，皆推之于谈。彪经序其谋，略以举矣，而固尽有功，岂不胜哉!”袁宏认为班固在《汉书》中否定有节气的正直人士，不记载杀身成仁之士的崇高行为，这些都是有悖传统思想，有损名教的。司马迁将做《史记》之功都算在父亲头上，而班固却夺取父亲之功为己功，这算什么行为呢!袁宏在这里以严格的名教观来评价班固的为人和马、班的优劣。再如对曹操的评价。白寿彝言：“对于曹操这样窃取政权的头脑人物，袁宏的名教尺度是不放松的。”[7]袁宏对曹操的批评甚为严厉。袁宏说，虽然桓、灵以来纲纪废弛，但并未暴虐百姓，虽有宦官擅权，但人君之威未失，这怎能说东汉灭亡了呢?汉朝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又进一步指责曹操，“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1]590。袁宏认为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袁宏在此以步步紧逼的态势对曹操进行了严厉指责，以严格的名教尺度评价曹操行为。当然，袁宏强调君臣之义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其次，用正统思想评价一般人物以惩恶扬善。例如当冯异打败隗嚣乱军后，没有居功而是谦恭礼让，相反有些将领却想贪占冯异之功。袁宏对冯异及他人评价曰：“谦尊而光，于是信矣。冯异能让，三军赖之。善呼，王之言谦也……然则，克让不伐者，圣贤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恶行也。”[1]101袁宏对冯异“谦让”的品德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指认其为“圣贤之上美”。而对那些自以为贤，自居其功，自夸其善的人，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直斥为“小人之恶行也”。再如，在评论荀彧时，袁宏以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态度进行评价，名教尺度有所放宽。袁宏认为，荀彧帮助曹操夺取刘氏政权，没有做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忠孝之义，没有从一而终，并将荀彧与乐毅（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乐毅出逃他国，有人诱骗他带兵攻打燕国，乐毅坚决不同意）比较，责备荀彧促成了曹魏王朝。但是，袁宏在荀彧不赞同曹操称帝这件事上，认为荀彧心里效忠的是汉朝，因其不明智乃选错了道路，甚为可惜，曰：“惜哉，虽名盖天下，而道不合顺，终以忧卒，不殒不与义。故曰非智之难，处智之难；非死之难，处死之难。呜呼!”[1]581-582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袁宏对一般人物的评价没有求全责备，只是从正统思想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

其三，对人物评价时表露出了对人性的尊重。例如记述廉范入蜀地迎取父亲灵柩回故里这件事情，蜀郡太守张穆送车马盘缠给廉范，廉范不接受，“自与客步负丧”，途中坐舟，“船触石破没，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动，遂没石间”，众人被廉范的孝义感动，一起搭救起廉范。张穆闻之大惊，“复驰遣将前资追与范”，廉范又拒绝。袁宏评价说：“古之人明救恤之义，开取与之分，所以周急拯难，通乎人之否泰也。廉范厉然独行，以任所重，其身殆亡，而亲柩几丧，非全通之道也。”[1]175也就是说古代的人明白互相救助体恤的真谛，实施救助和接受帮助因牵涉人的生命安危会有所权衡。廉范特立独行，以自己一人迎取父亲的灵柩，而不接受他人的帮助，致使自己几乎死去，父亲的灵柩也差一点落水丢失，这不是应有的权变办法。袁宏认为，廉范的这种举动有悖人性。这里袁宏在对人物进行评价时强调注意人性，这种评价思想是与汉代的名教观所不同的。

总之，袁宏直书历史并以正统观念来直抒胸臆的史德，是他史学批评思想中的亮点，对人物的评价强调尊重人性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袁宏多以儒家的君臣观来评价史事或人物，但这在当时却有现实的进步意义。东晋正是处于这样混乱的历史环境之下，作为正统史家的袁宏，不论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还是从维护自身士族利益出发，来强调“君臣”，拥护王权，在他的时代肯定是进步的。

袁宏的《后汉纪》虽然明显地带有玄学烙印。我们对此烙印应该给与理解与谅解，因为处于玄学兴盛的学术环境下，史家受此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更应该看到《后汉纪》所透示出来的“道本儒用”政治理念的经世功能，袁宏史学批评思想中维护正统、拥护王权的时代进步性，在对人物、事件批评中呈现出来的社会警示作用。

[1]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任继愈，张岱年.中国哲学史通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163.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145.

[4]王记录.袁宏史论新探[J].兰州学刊，1994（4）.

[5]汪高鑫.论袁宏史学思想的玄学倾向[J].史学史研究，2005（1）.

[6]刘隆有.汉纪和后汉纪在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J].历史教学，1984（5）.

[7]白寿彝.陈寿、范晔和袁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4（1）.

[责任编辑 孙景峰]

K237.2

A

1000-2359（2010）01-201582-04

刘海静（1981-），女，河南新乡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

2009－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