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演进和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经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等一系列关于国际政治的认识演进和外交战略的调整，毛泽东最终走出了“两个阵营”理论的影响，推动着中国意识形态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战略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型。

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毛泽东；“三个世界”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新中国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是自1945年抗战结束以来，毛泽东对美苏关系和国际政治认识过程的一个突变[1]。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毛泽东开始了对摆脱“两个阵营”理论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艰辛探索，最终在70年代中期完成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战略的非意识形态化，这是毛泽东晚年国际政治思想一次极大的嬗变，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和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

二战结束后，面对美国不断强化与苏联的实力对抗，1947年9月，在苏联推动下，共产党情报局在波兰秘密召开成立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阵营”的国际政治理论，指出战后世界，“新的政治力量的划分已经出现了。战争过去得愈久，战后国际政策中的两条主要路线的区分也愈明显，这两条路线适应着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政治力量的划分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2]。“两个阵营”理论是战后苏联外交政策从寻求与美国建立战略同盟转向与美国战略对抗的界标，其实质在于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欧洲共产党约束在苏联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的框架内，而不是像共产国际那样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3]。此后，在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罗马尼亚会议、1949年匈牙利会议上通过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所掀起的“迫使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而成为铁板一块”的新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4]，“两个阵营”理论不断得到强化。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美苏冷战的重心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中国革命。此外，中共也不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党，因此“两个阵营”理论提出后并没有马上对中共和中国革命产生直接影响。但1948年底以后，随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开始强化对中共的理论影响和政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美苏冷战的大国关系背景下思考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时，逐渐接受了“两个阵营”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1948年11月，毛泽东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指出，“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5]。同时，刘少奇撰写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理论文章，指出，错误地对待苏联，“乃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果”[6]15，“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6]28。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两篇论著标志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共开始接受了“两个阵营”理论，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很快随之确定。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自从有中共以来，就是布尔塞维克，我们自己有的只有枝节，细节（灵活性），如果没有这种原则性则是行不通的。”“中苏关系是一条线上的，有机会就要公开宣传。”[7]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公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8]与此同时，1949年7月，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强调，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共是“统帅部”，“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9]。至此，“两个阵营”理论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成为中共判断国际形势和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

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指导下，建立和不断巩固中苏同盟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石。为了体现“一边倒”的外交特点，新中国采取了两种建交方式，一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除了南斯拉夫），采取承认即是建交的方式，二是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先谈判后建交的方式。“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10]51。关于对待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态度，1949年12月，毛泽东针对缅甸要求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指出，要先谈判后建交，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11]117。显然，毛泽东这时把民族主义国家划入了资本主义阵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交虽然相比苏东要灵活一些，但在整体上却是立足于“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政策性突破

“一边倒”外交战略维系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同质性这两个因素之上。如果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一边倒”外交战略及其基础“两个阵营”理论的突破客观上就不可避免。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紧张的国际形势逐渐缓和，中国开始寻求对国际政治的新认识。

首先打开“两个阵营”理论缺口的是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新变化。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经过谈判顺利建交，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这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态度和外交政策。1953年6月5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10]62。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政府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的谈判中明确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推广是对“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的转折。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调整。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讲到国际关系，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如果两种制度的国家再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10]158-159显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从深层次上涉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基点上仍然没有摆脱“两个阵营”理论。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要矛盾和危机。”[12]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加强中苏同盟“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13]。即便是在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决定不再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后，毛泽东仍然强调“阵营论”的意义：“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14]

“两个阵营”理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两个矛盾性的因素统一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中国大规模的建设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决定了中国需要在“阵营论”的基础上不断巩固中苏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又决定了中国需要走出“阵营论”的冷战思维，不断调整和改善与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50年代后期，随着台海危机引发中美的再次对抗、中印边界冲突的升级，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中苏两党统一意识形态的破裂，“两个阵营”理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15]尽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列为社会主义对外政策三大内容之一，但在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根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失去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原初内涵。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明确地说：“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16]总的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由于缺失了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能是对“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政策性突破。

三、新“中间地带”理论和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革命化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在中苏论战中还试图通过“以斗争求团结”来重新实现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同质化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那么，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60年代中后期的持续恶化，中苏同盟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已经是势所必然。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开始放弃“阵营论”，而在毛泽东走向对国际政治新认识的过程中首先激活的却是“中间地带”的“旧”思想。

“中间地带”的思想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会见斯特朗时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共在抗战结束后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接受了“两个阵营”理论和确定了“一边倒”外交战略后，毛泽东在很长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提及“中间地带”的思想。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提出来后，毛泽东才又重新开始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的发展。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说：“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11]1591955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与英共主席波立特的谈话中说：“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11]205与1946年不同的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论述中，“中间地带”是指介于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的中间政治力量，也就是说，“中间地带”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战后统一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社会主义阵营仍然是统一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并没有被包括在“中间地带”的范围之内。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背景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对“中间地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与日本访华代表团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是中间地带。”[11]487在毛泽东这个表述中，“中间地带”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充了，不仅资本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联邦德国、日、英、法等国，而且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国家都被纳入“中间地带”。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11]509这里毛泽东虽然并没有特别指明社会主义阵营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明确强调中国是否属于中间地带，但从毛泽东所说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11]507这一点判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阵营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政治力量已经处于深深的怀疑之中了，这种怀疑实质上已经隐含着毛泽东对“阵营论”的质疑。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11]522这是60年代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列入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表明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不仅帝国主义阵营，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也坍塌了。

新“中间地带”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认识演进的过程中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新“中间地带”理论中强烈的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推动着中国外交战略迅速走向革命化。“理想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中国革命成功了，不只自己站起来了，成为世界大国，而且要进行世界革命，要改造、打破旧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创立一个新的无压迫、无剥削的社会主义新世界，这是新中国执行国际主义外交的总目标”[17]。在这种革命化的外交战略中，孤立、反对苏修、美帝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大力支持民族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改善、发展与处于“中间地带”范围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则是实现这一核心目标重要的外交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毛泽东已经完全走出了“阵营论”的认识框架，为扩大中国的外交空间奠定了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与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在1956年到1965年第二次建交高潮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25个国家绝大多数是民族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与处在“中间地带”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1964年1月中法两国的建交成为新“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中国外交活动的重大胜利。

四、“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公开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成为威胁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对于毛泽东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政治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18]。苏联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和对中国的威胁，迅速推动毛泽东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

1970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即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11]587与1964年1月同法国代表团的谈话相比，这里的“第三世界”不再指英、法、日本等国家，转而指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毛泽东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完整表述：“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1]600-601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对60年代的新“中间地带”理论在内涵上的进一步提升，第一世界是新“中间地带”理论中美苏这两个对立的两头，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则分别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和第一个中间地带。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演进和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具有全新的意义。

第一，把自身的国家利益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核心。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主要反对的已经不是美国这一长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人，而是曾经具有同一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1971周恩来在向斯诺解释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时说：“毛主席显然不会期望美国的革命很早就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19]在“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关于防止苏联扩张的“一条线”战略设想表明，现实性的政治考虑而不是理想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核心问题，中国开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寻求对国际政治的新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外交战略的深刻转型。

第二，确定了中国外交中不结盟的基本原则。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南斯拉夫等第一批不结盟国家的形成，不结盟成为冲击美苏集团对抗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仍然立足于“阵营论”，因此中国无法认同不结盟。1963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开罗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是结盟国家，所以不可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10]376但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也走出以结盟的方式参与世界政治的范式，开始认同不结盟。1970年7月13日，毛泽东在同法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得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11]590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外交从结盟向不结盟的转变。

第三，为中国参与和影响世界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战略支撑点。从“一边倒”时把中国划入与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反帝反修时把中国划入第一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划分时把中国划入第三世界，毛泽东最终冷静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把社会主义中国划入第三世界，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发展与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坚固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支撑点。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中国在摆脱了“两个阵营”理论的影响后对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重构，但在70年代中后期中国“左”的整体政治环境下，“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形式和实质却并不统一。在形式上，“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仍然带有如新“中间地带”理论一样的“世界革命”色彩，即立足于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但其思想实质却是现实主义，不再是理想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重新架起了中国认识和通往世界的桥梁，推动着中国革命化的外交战略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型。

[1]任晓伟.1945-1949年毛泽东对美苏关系认识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外交重心调整[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3）.

[2]安·日丹诺夫.国际形势[C]//情报局会议文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7.

[3]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4]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295-296.

[5]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C]//解放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哈尔滨：东北新华书店，1949：2-3.

[6]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7]杨尚昆日记：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4-45.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3.

[9]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6-17.

[10]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62.

[13]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61.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25.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47.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79.

[17]杨公素.对新中国“革命外交”的几点回顾[J].国际政治研究，2000（3）.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80.

[19]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55.

Evolution of Mao Zedong’s Understanding to World Politic after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nd Adjustment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REN Xiao-wei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round foundation of New China，Mao Zedong established 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leaning to one side，based on reception of Cominform’s theory of two camps.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50s to 1970s，Mao Zedong finally get rid of the in2 fluence of Cominform’s theory of two camps and push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deological diplomacy to realism.

Cominform；two Camps；Mao Zedong；three worlds

A84

A

1000-2359（2010）01-200452-05

任晓伟（1974-），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 孙景峰]

2009－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