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琨，严令耕

（1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2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46)

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也丰富多样,而就学术史研究要素而言,主要在于“学者和著述”二者。史传重在记载“学者”，而目录则重在记载“著述”。“艺文志”是我国纪传体史书中记载当代图书典籍的目录。班固之《汉书》首着《艺文志》而成为我国首部史志目录,同时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图书目录。

经学,原是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在汉代，经学是学术的主流。汉代学者们把经书及其传记作为真理的载体，加以解说、发挥,从中研读出适合统治者实现大一统政治需要的思想。

《汉书·艺文志》作为《汉书》十志之一,是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正如余嘉锡所言：“目录者,学术之史也。”《汉书·艺文志》以目录体的独特形式对汉代经学的著述做了系统、全面的历史性总结,通过《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我们可以窥探到汉代经学的发展源流,了解到经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与特点。

1 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任一学术的发展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根据《汉书·艺文志》置于志首的总序,我们可对汉代经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有一大体的了解。

1.1 秦始皇“焚书”

《汉书·艺文志》说“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私藏民间的《诗》、《书》,以统一原六国人民思想,巩固其政权。

1.2 出于“大一统”的需要

为了适应汉朝政府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统治者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作为其政治指导思想。《汉书·艺文志》开篇说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又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意思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这个流派，奉行上古三代的王官学说，任务是协助国君顺从阴阳变化、教化人民.建元五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学著作成为最高统治者钦定的经典，标志着儒学正式成为官学。

1.3 利于汉统治者对经学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成帝深感很多经书的散亡,便派谒者陈农向全天下收集遗书,同时命令光禄大夫刘向等校勘群书，《汉书艺文志》载：“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而每当一书完成之后,刘向都会写一“书目提要”,列明书名、篇数、作者、版本等内容,有时也涉及对作者生卒、学说的考证与辨析,即“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死之后,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续完成其父亲的工作。

2 汉代经学的独尊

2.1 汉代经学思想的特点

2.1.1 汉代儒学是融百家之长之儒学

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结束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但这并不是要去除儒学以外其它诸子百家的学说,也不是简单传承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吸收融合先秦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学说基础上的一个再创造。《汉书·艺文志》载:“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儒学经学兼容其它学术之长不仅是出于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的需要，同时也是巩固儒学官学之独尊地位的需要。《汉书·艺文志》载：“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由此可知,融合诸子百家之长的儒学是汉代经学最突出的特点。

2.1.2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尊祟的五经中，《春秋》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春秋》原为鲁国史,相传孔子曾经加以整理、删定。到了汉代,出现了一部《春秋公羊传》,它通过解释《春秋》经的方法,来宣传战国、秦汉儒家学派的政治、伦理思想.董仲舒是促使汉武帝制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学术政策的关键性人物,同时也是《春秋》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汉书·艺文志》中收录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的《公羊》学大量吸收了先秦的名、法家思想，使《春秋》具有了法家严刑峻法的特点,也使君臣的名分思想更为丰富,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权的统治.董仲舒又吸收了阴阳家和数术家的学说,附会《春秋》所记的自然现象大讲阴阳灾异,使《春秋》与《易》《尚书·洪范》相并,成为汉代人推论阴阳灾异的主要经典之一。综上，董仲舒的儒家经学思想是建立在先秦名家、法家、阴阳家、数术家等多家派别思想的的基础之上的再创造,迎合了当时政权统治的需要,而成为汉代儒家经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2.2 经书的传承与发展

经学的独尊和发展离不开经书的传授和对经文经义的解释、阐发。《春秋》、《诗》、《易》、《礼》、《尚书》五经在汉代有着不同于先秦时期的传承系统，《汉书·艺文志》载:“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下面就五经在汉时的传承与发展情况简介如下：

2.2.1 春秋

由于对《春秋》史实理解和解释的角度不同,而逐渐形成了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五家学派。《汉书·艺文志》就录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由于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所以汉代《春秋》学主要是三家：公羊、谷梁、左氏,皆自成体系,各都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

2.2.2 诗

《诗经》在汉初流传过程中逐渐分为齐诗、鲁诗和韩诗三个体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鲁诗》之流传始于申公，《汉书·艺文志》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诗》之流传始于辕固生，《汉书·艺文志》录有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诗》之传始于韩婴,韩故三十六卷。《汉书·艺文志》录入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在《诗经》流传的三家中以《韩诗》流传最广，学术价值也较高,与古文经《毛诗》都流传至今。

2.2.3 礼

“礼”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学问，《汉书·艺文志》中引孔子之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礼治”可以规范人民的言行,是治国的根本之道。汉代礼学的主要经典包括：《仪礼》、《周礼》和《逸礼》等。其中，《周礼》和《逸礼》属于古文经学，《仪礼》属今文经学,而且较早被立为官学。

从《汉书·艺文志》辑录的情况来看,汉代《礼经》没有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只有“说”和“记”，而“记”在汉代礼学发展中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记》就有百三十一篇,其它如《明唐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等，著作颇为丰富。

2.2.4 易

在五经之中,《易经》的传承最为清楚详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易有十三家。“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在汉代学术发展中,易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当数孟氏和京氏之易,特别是京房,可谓是西汉今文易学中最杰出的人物。

2.2.5 尚书

《尚书》的内容比较古老,基本是西周以前的政治历史文献汇集,“言为尚书”，当年孔子在从事教育活动和创立儒家学派的时候，《尚书》是他研习和教授的一门重要学问,所以有“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之说。《汉书·艺文志》中录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尚书》在汉代以前的师承传授情况已经难考。但从春秋到战国,再到秦，《尚书》是流传颇广的一部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它又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不仅如此，当汉初废除挟书禁律，诸子之书、儒家经典又重新面世流传,只有《尚书》的出现显得比较晚。

2.3 今文和古文经学之争

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这说明古文经学逐渐呈现超出今文经学的势头。班固《汉书·艺文志》对这一学术现象作了一个总结,其编撰思想基本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古文经学的学术观。《汉书·艺文志》总序中记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今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儒家经学的衰落时期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帝国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确立儒学为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新官学,促进了儒学与诸子百家学说的合流,突出了儒学为诸子学之显学的地位。东汉末年,由于儒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和外在环境的影响,使儒家经学日渐衰微。

《汉书·艺文志》载：“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意思是那些对儒家学说困惑不通的人已经丧失了儒家学说的精妙细微之处，而那些邪僻不正的儒生却为了迎合统治者统治的需要,对经学时而提高、时而贬低,随随便便采取哗众取宠的态度,这些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义。而后来的儒生们又遵循前人那些错误的做法,致使五经正义被歪曲、割裂。由此构成了汉代经学日渐衰微的内在原因。

经学衰微的另一主要因素是东汉末年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它们深刻地影响了秦汉学术的发展。道教渊源于上古的原始宗教、神仙方术以及汉代的谶纬神学，其借鉴吸收并改造了先秦道家学说中的宇宙本原论、人生修养论成为神学本体论、修养论等,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混乱中迅速兴起,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佛教产生于印度,它以解脱生死为根本宗旨,发展为庞大的学术体系,借着东汉末年的乱世局面迅速传布中原地区。道教和佛教的发展壮大,极大了动摇了汉代经学的社会基础,从而加速了经学的衰弱。

伴随儒家经学的衰落,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也成为隋唐之际儒、道、佛三教鼎立、三教融合的前奏。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成都：巴蜀书社，1991.

［2］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