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梓

（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1306）

中国海外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
——以江兜王氏社群为研究个案

孟庆梓

（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1306）

在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中，自中国南来的华南移民往往聚合为不同的华人社群以便更好地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由于处于与华南民间社会不同的社会环境，新加坡华人社群并非中国祖籍地社会结构形态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新加坡本土社会变迁场景中重新建构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传承自华南祖籍地的宗乡观念、神明信仰等中华传统民间文化资源经过自我调适后仍然能够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挥社群整合的作用，经济实力发展状况成为推动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的进度与程度的重要基础，而血缘、祖籍地缘、神缘、业缘等多种纽带的并存作用则表明新加坡华人社群整合的认同纽带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多重的。

新加坡；华人社群；江兜移民；社群建构

华人社群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华人社群的考察历来是学界解读新加坡华人社会时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新加坡本土的华人学者开始就新加坡华人社群问题展开具体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有关新加坡华人社群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殖民地时代福建人、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传统五大方言帮群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而较少关注其他较小规模华人社群或五大方言帮群内部次级华人社群的考察，特别是从社群建构角度展开的社群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不同的华人社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整合方式与结构形态，若要对该问题开展更为完整而深入的研究，则有必要对更多不同类型的华人社群进行具体考察。

有鉴于此，本文以江兜王氏社群为个案，运用中国与新加坡两方面的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具体地考察自中国南来的华人移民如何在移民时代新加坡社会变迁的历史场景中，以血缘、祖籍地缘、业缘、神缘纽带来整合与凝聚华人社群认同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的有关问题。

一、跨境迁移：中国江兜王氏族人的南来

新加坡江兜人的祖籍地在中国侨乡福建省福清市江兜村。该村是一个以王姓为主聚族而居的单姓村，目前全村745户家庭中，90％以上为王氏族人。据福清江兜王氏族谱记载，当地“江兜王”系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南安王氏一脉迁居而来，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1]。

福清江兜人南来新加坡的移民历程大概起始于19世纪末期。笔者在中新两地收集到的有关文献与访谈资料表明，自清代后期开始，随着当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福清江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出现了“耕不足食，渔不支度”的生存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求生存，福清江兜王氏族人不得不与周边乡邻一起背井离乡踏上了下南洋的移民征程。此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生存压力的经济动因加以近代中国政局不稳、战乱频仍以及自然灾害等综合因素的连续作用，推动着福清江兜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南来移民浪潮。199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生活于东南亚的江兜王氏族人后裔人口数量已达13796人，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地[2]。

按照老一代江兜移民的普遍反映，在殖民地时代，早期自中国南来新加坡的江兜人主要居住在小坡地区梧槽干拿路、万山街、双溪路、卫德路一带的街道上，尤其是双溪路最为集中，这种空间聚落状况延续于整个殖民地时代，一直到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才逐渐改变。相对集中的聚落形态反映了华人移民对于祖籍地缘观念的看重，也方便了他们生活中团结与联系。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化都市，所以与中国福清江兜村耕渔作业、聚族而居的生存形态不同，早期南来新加坡的江兜移民则是与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南移民“混居”在共同的商业街道上开始新的生活。在这种历史场景下，若要立足和发展，他们就必须在新加坡本土社会环境变迁中调适出新的生存形态和认同形态。

二、业缘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江兜人的交通行业经营

林孝胜的研究成果显示，早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新加坡华人社会已进入以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海南人以及客家人五大方言群为主体的帮群结构时代[3]。这些帮群不仅圈定了自己的“传统”聚居地盘，还往往“垄断”着一定的行业领域，形成各自的“帮权经济”[4]。在这种形势下，作为19世纪末才南来的一个晚来移民群体，福清江兜移民若想在新加坡立足谋生则必须寻找新的生存之道。

根据有关文献与大量口述访谈等资料，笔者发现，早期南来新加坡的江兜人在职业选择上是从人力车行业起步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各类行业中，人力车业算是一个比较容易从事的新兴行业。一方面是因为作为1880年刚从上海大批引入的一种新型交通工具，新加坡的人力车业市场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则缘于人力车夫是个比较辛苦且又收入低微的行业，所以有机会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一般不会选择这种职业。不过，这对于刚刚南来而又尚未立足的江兜移民而言，却是一种值得选择的谋生方式。于是，他们便在这种背景下很快跻身于人力车行业，并由此与新加坡交通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按照老一代江兜移民的普遍说法，最早在新加坡进入人力车行业并对日后新加坡江兜人的交通行业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人物是王万高和王禄梓。

王万高于1886年从中国南来，不仅是最早在新加坡从事人力车行业经营的江兜人，还是整个新加坡历史上脚车业经营的先驱者。王万高刚到新加坡时，先是在一家福清人开的米店里打杂工。由于勤奋节俭，四年之后，当他积累了一些资金时便离开那家米店，另开了一家新店。又过了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刚刚兴起的人力车行业应该会有较好的发展前途，于是便于1902年开了一间人力车修理店“源和兴”号[5]。此后随着脚踏车在新加坡交通工具中的迅速发展，1909年他又与他闽南人张淑源合作创立“源和兴”公司，转而经营修理、租售脚踏车业务，直至后来又发展为脚踏车、汽车零配件业务的经销商[6]。

王禄梓于1904年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初时操人力车车夫之自由职业，后转移至马来亚霹雳州各埠镇工作。因其刻苦耐劳，勤俭成性，数年之后，稍有积蓄，即自谋从商发展。时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设小商店于东陵路6号，专门修理脚踏车，兼营自由车出租给初学者练习骑用。1918年，业务逐渐扩展，于是迁至小坡商业区梧槽路88号，经营脚踏车兼各种零件以及车轮内外胶胎。由于业务蒸蒸日上，为增加资力，便联合诸至亲堂兄弟，合资共创万丰隆公司（后改名为王万丰隆公司）”[7]。

王万高与王禄梓二人的成功经历不仅成为江兜移民进入新加坡交通行业的开端，同时也反映出早期江兜移民历经人力车业、脚车业、汽车零件业的不断拓展，一路“顺藤摸瓜”占据新加坡交通行业经营领域的基本发展模式。在他们的引导和帮带下，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同乡族人南来几乎“千篇一律”地进入了交通行业领域。笔者在新加坡对老一代江兜移民的大量访谈资料显示，早期南来的江兜移民进入交通行业立足、发展之经历大都与此二人有或多或少的关联。由于同乡同族的关系，不少后来发迹于此行业的江兜人均曾在此二人的脚车、汽车零件经销公司内做过学徒，积累过经验，并得到过他们的帮助。这种过程的循环往复展演，推动着江兜人交通行业经营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壮大，最终确立了其在新加坡该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江兜移民在新加坡交通行业中的业缘形态日益成熟，经济实力不断壮大。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前，江兜人经营的脚踏车、汽车零件业公司已有大大小小数十家，成为当时新加坡交通工具零件销售行业中“成就卓越”的“小帮派”职业团体[8]。

以上内容显示，在殖民地时代，面对与中国祖籍地江兜村小农经济形态不同的新加坡商业经济环境，来自华南民间社会的江兜移民在新加坡经历了一个重寻生存之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江兜移民凭借同乡同族的祖籍地缘、血缘纽带而互助互惠、积极进取，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自我调适，逐步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商业经济领域，最终不但在社会身份上实现了由农民向雇工或商人的转变，而且还打造出具有自身优势的业缘形态，并推动着其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

三、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从江兜馆到江兜王氏公会

在殖民地时代，由于当时的英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政策，新加坡华人社会处于半自治状态，促使自中国华南而来的华人移民必须进行社群整合，并建立社团和组织，方能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9]。这些社团和组织则相应地成为各个华人社群的领导机构，承担起照顾社群成员利益和整合社群的职能。对于移民时代的新加坡江兜人而言，他们所建立的社群组织机构，则是兼具祖籍地缘和血缘特征的宗亲会——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该社团的成立经历了一个由“馆”到“公会”的发展过程。

（一）早期江兜移民的“江兜馆”

在移民时代，一些前期抵达南洋且有较好经济基础的华人移民往往乐于腾出或租购住所用以接待来自家乡的新客移民暂时栖身。久而久之，这种地方就发展成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众所皆知的“咕哩间”[10]。笔者在调查访谈中得知，早期南来的江兜移民亦成立有自己的“咕哩间”，名为“江兜馆”。该“馆”成立于20世纪初期，位于梧槽路万山街一带，一般认为最早在交通行业经营中发迹的王万高与王禄梓是当时最主要的捐建者。

“江兜馆”的建立不仅为早期南来的江兜移民提供了一个免费临时住所，还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聚众议事的“公共空间”，用以讨论处理本社群遇到的各种问题。对此，曾于1936年留宿于“江兜馆”的王振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口述资料：“当时那边乡里人头头开会，研究事情都在那里。江兜人在那里还可以免费住一下，别人不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兜馆”的建立已经具备了社群组织机构的若干职能，成为江兜移民构建华人社团的雏形。

（二）江兜王氏公会的建立及其组织系统

20世纪50年代，随着南来江兜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多和江兜人经济实力的逐步壮大，成立社团以加强乡谊的呼声日益强烈，从而最终促成了江兜王氏公会的建立。

1953年，由十个人组成的公会筹备委员会借星洲车商公会会所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此后十年期间，由于时局变动的原因，公会成立事宜被迫推延，直至1963年时终于拟定章程，定名为“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并以小坡卫律门牌2号A为会所住址正式注册成立。

与早期“江兜馆”的社团雏形状况不同，江兜王氏公会则具有包括宗旨、会员制度和管理机构在内的制度化组织系统，这些内容在1963年的公会章程中均有明确规定[11]。

关于宗旨，公会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促进新加坡江兜村乡人感情与团结并共谋发展社会福利及慈善事业为宗旨”。

关于会员制度，公会章程规定：“凡居住新加坡之江兜乡人，年龄满18岁以上，不分性别，有正当职业品行纯良而愿意遵守本会章程及执行本会一切议决案者均得加入为本会会员。”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入会条件限制，江兜王氏公会界定了江兜王氏社群相对于当地其他华人社群的边界，明确了江兜移民社群的祖籍地缘、血缘身份认同。

关于公会的管理机构，章程规定，该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常年会员大会。在常年会员大会之下设立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会务，其中设置的职位有正会长1名、副会长1名，正司理（后改称总务）1名、副司理1名，财政1名，交际1名，中文书1名，英文书1名，执行委员7名，同时详细规定了各个岗位的职责。在这种管理机构体制下，江兜王氏公会的领导层已经不再是“江兜馆”时期的“头人制”，而是转变为现代性社团选举制度下的组织。公会管理层中的每一位任职者都必须经由会员集体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实行任期制。

管理机构的运作必然需要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从江兜王氏公会选出的历届领导层成员构成状况来看，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他们大都是拥有较好经济基础的江兜人，特别是那些有成就的商界人士往往长期连任会长、副会长等领导职位。自江兜王氏公会成立以来，先后依次任职的王如发、王如聪、王振实、王福顺四位会长之所以能够当选并长期连任主席职位，除了他们热心参与本社群事务之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都是财力雄厚的商界人士。由此可见，江兜王氏公会之所以筹建于20世纪中叶，显然也并非偶然性的巧合因素所使然，而应该是与当时江兜人交通行业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具有一定内在关联。

（三）江兜王氏公会的运作功能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田野调查资料来看，江兜王氏公会筹建成立初期的运作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积极为本社群人士排忧解难，如帮助安置新来移民，协助操办红白事，处理社群内部纠纷等；其二是在社群内部举办集体性的联谊活动，如新春团拜、中秋节聚会和公会周年纪念庆祝活动等；其三是处理江兜人与其他华人社群之间的关系，如调解纷争，往来合作等；其四是作为东南亚江兜移民的总机构组织海内外江兜人之间的联系事宜。据老一代移民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南亚江兜人对于中国祖籍地的绝大部分捐款都是由江兜王氏公会发起筹募并具体办理的。这些运作内容对于新加坡江兜人的社群认同凝聚与整合无疑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以上内容表明，随着江兜移民数量增长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制度化、系统化现代社团性质的江兜王氏公会也应运而生，并发挥出更显著的社群整合功能。

四、“祖神”崇拜与社群整合：从跨境移神到新加坡昭灵庙建立

（一）跨境分灵：祖籍神明的南来与“定居”

新加坡昭灵庙总务王武镇告诉笔者，据前辈所传，早期从中国南来的江兜移民在离开家乡之前，往往会到当地昭灵庙中最灵验的柳金圣侯神像前祈祷，有时也会奉请一个香火袋随身携带南来，以保自己路上平安，等他到达目的地以后，这些香火袋便由个人继续私下拜奉。当南来的江兜移民越来越多时，大家就开始商议奉请祖籍地的柳金圣侯神明“分身”南移，以便众人共同祭拜，于是便有“前贤自故里祖庙，历经坎坷，带回柳金圣侯神像，于梧槽路近地租房供奉”[12]。不过，江兜移民祖籍神明在本土“定居”却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神龛时代到庙宇时代的神明系统重建过程。

按照前任新加坡昭灵庙主席王声厚的说法，最早南来的祖籍神明柳金圣侯“分身”安放在20世纪初设置的“江兜馆”中，“因为当时从福清南来的江兜人数量还不多，经济上也都刚起步，所以大家还没有能力为柳金圣侯神明建庙，而是将其安置在‘江兜馆’内床铺上的一个小神龛中供奉。30年代末时，随着南来的人越来越多，香火更旺，原来的庙地方不够用，就迁往卫德路门牌2A江兜馆内，又叫‘江兜宫’”。此时的“江兜宫”基本具备了庙宇的雏形，不过当时里面供奉的祖籍神明仍然只有柳金圣侯一尊神像。

上世纪50年代时，随着江兜人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一些庙内前贤开始合力发起筹款建庙事宜，并迅速得到新、马、印（尼）各地江兜人的大力支持和踊跃捐款，建庙活动很快展开。1952年至1960年，历经9年不懈努力，庙内8位神像陆续开光完毕，随后新加坡的“昭灵庙”正式挂匾成立，庙址亦仍然位于卫德路门牌2A[13]。

可见，中国江兜移民南来的同时还伴有一个祖籍神明跨境“分灵”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移民个体独自携带祖籍神明“分香”南来后的个人祀奉阶段，其次是移民群体共议奉请祖籍神明“分身”南来后的集体祀奉阶段。其中前者反映出华人民间信仰的基本宗教功能，可以满足移民个体保平安、求好运的心理需求；后者则既反映出华人民间信仰可以满足信众个体心理需求的基本宗教功能，又体现出其还可以产生群体集聚效应的社会整合功能。换言之，在移民时代江兜人祖籍神明实现跨境“分灵”的两个步骤跨越之间，亦同时存在一个由移民个体祀奉到移民集体祀奉的人群聚合过程，即南移祖籍神明在新加坡本土“再社群化”的情形。该过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建构出与祖籍地不同意涵的华人社群“祖神”崇拜。

（二）“祖神”崇拜与社群整合

关于华人社群“祖神”崇拜的内涵与功能，曾玲的研究认为，尽管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祖神”与其中国祖籍原乡的“祖神”在称谓上完全相同，然而二者在具体含义的诠释上已经有了明显差异，其中关键的不同在于华人祖籍地“祖神”承载着祖籍地社会历史变迁内涵，而新加坡华人社群“祖神”则承载着华人祖籍地与移居地两方面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忆。在移民时代，“祖神”崇拜的基本功能是作为祖籍认同象征来凝聚和整合华人移民社群的，而其之所以具有“祖籍认同”的象征，则根源于其所承载的诸多祖籍地历史记忆[14]。就此而言，笔者在考察江兜王氏社群“祖神”崇拜的现象时亦得出同样的结论。

许多从中国过来的老一代江兜移民至今仍然能够将祖籍地有关昭灵庙神明的传说与故事娓娓道来。通过江兜移民之间反复的口述表达，这些祖籍地的历史记忆不但得以不断地被强调与传承，而且同时也被镶嵌到江兜人移民社群“祖神”崇拜所建构的意涵之中，从而使“祖神”崇拜可以透过其所承载的诸多祖籍地的集体历史记忆产生凝聚江兜移民社群认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新加坡江兜人而言，移民时代的“祖神”崇拜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成为他们共同的“祖籍认同”文化符号象征和移民社群整合的重要认同纽带。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移民时代江兜王氏社群建构实践的历史考察，本文就有关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可做进一步探讨的结论性认识。

其一，新加坡华人社群并非中国祖籍地社会结构形态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新加坡本土社会变迁场景中重新建构的产物。江兜王氏社群的业缘形态、社团组织、“祖神”崇拜显然已呈现出与祖籍地福清江兜村宗族社会形态完全不同的特征。这种情况表明，与中国华南农耕作业、村落聚居的生活场景不同，早期南来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则面临一种全新的商业都市环境，若要立足和发展，他们就必须在本土社会变迁场景中建构出新的生存形态与认同形态。

其二，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实力发展状况成为华人社群建构进度与程度的基础性推动因素。就江兜王氏社群建构而言，其制度化社团公会与“祖神”崇拜庙宇建立均发生在江兜人交通行业经营迅速发展和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种内在规律的反映。

其三，在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过程中，传承自华南民间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经过自我调适后仍然能够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无论是江兜王氏公会运作中祖籍地缘、血缘符号的认同强调意义，还是江兜王氏移民社群“祖神”崇拜中的神缘符号认同凝聚意义，无疑都表现出宗乡观念、神明信仰等中华传统民间文化资源的社会整合功能。

其四，新加坡华人社群整合中的认同纽带显示出多元性与多重性的特征。江兜王氏社群以血缘、祖籍地缘、业缘、神缘纽带来整合与凝聚华人社群认同的实践表明，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的认同纽带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多重的。

[1]王锦照.福清江兜王氏族谱[Z].福州：福清市江兜村祠堂管委会，2005.

[2]江兜村委会.1997年江兜侨建基本情况表[R].福州：福清市江兜村委会，1997.

[3]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M].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28-62.

[4]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61-63.

[5]Ong Kim-Siong.The Story of the Bicycle and Other Land Transport in Singapore[M/CD].Singapore：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2000：10-22.

[6]张淑源先生史略[G]//新加坡车商公会银禧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车商公会，1957.

[7]王禄梓先生简介[G]//新加坡福清会馆70周年纪念特刊（1910-1980）.新加坡：新加坡福清会馆，1980：86.

[8]林菊英，等.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兴化人与交通行业[R].新加坡南洋大学，1971：50-53.

[9]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8.

[10]陈碧笙.南洋华侨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365-366.

[11]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章程[Z].新加坡江兜王氏公会，1963：1-7.

[12]新加坡昭灵庙重建碑记[Z].新加坡昭灵庙董事部，1998.

[13]谢燕燕.江兜馆与昭灵庙[G]//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第2本.新加坡：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7：105-108.

[14]曾玲.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J].文史哲，2006（1）.

[责任编辑 孙景峰]

K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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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0）02-200862-05

孟庆梓（1975-），河北邢台人，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

上海海洋大学内涵建设085工程“海洋文化”专项子课题

200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