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军,张少宁

“重拾”民众: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研究考论

黎学军1,张少宁2

(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广西南宁530004;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广西南宁530028)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但对其子学科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的研究却踟蹰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实践层面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由“简”至“专”是顺应潮流之举,马克思主义民众化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对其一些基本范畴的探索有助于在更大的语境上展开言说。

马克思主义;民众化;考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轨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通俗化”,[1]其次才是“专业化”,前者是专业学者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民众易于理解的词句,后者属于学术上升为执政党思想、自立门户之谓。1938年,艾思奇在其著述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国化”的认识高度,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2],因为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尚未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由“简”到“专”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学术上自立门户是一重大历史功绩,“重拾”民众同样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可以由“简”到“专”,也可以由“专”再回归“简”。

一、民众的界定及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的究竟义

“民众”的定义是一个多元的、同时身置多处的范畴,极难被“捕捉”。或者以行政层级区分为管理层与民众层,或者以文化认知度区分为思想家与民众,或者以经济地位区分为富人与百姓。一个人在社会中一般扮演着数种角色,对国家为国民,对家族为家人,对乡村为村民,等等,极难用一种模式精确统概民众。

按照阶级属性划分,这里的“大众”或“民众”,可以指“一个私利性个人组成的社会”[3],也可以指“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再或者指“我们所谓民众,大约有这三类:一,乡产间的农夫,农妇;……二,城市里的工人,店伙,佣仆,妇女,以及兵士;……三,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商店或公司底办事人、其他各机关的低级办事人、半通的文人和妇女”[5]。从主流“民众”概念的演化过程来看,对该概念的内涵的界定更符合建国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关键是这样的划分体现了阶级属性,这也是我们理论界对民众概念界定的实践标尺。

或者用社会学分层法,即大多数人即为“民众”。类似于马克思的“阶级”手术刀,同样有一把手术刀将“精英”与“大众”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是“社会价值”。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从这一点来看,纯粹的数量概念——大多数人、群众——就转变为一种质量上的限度:它被用来指一种一般的属性,这种人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他身上却再现了一种普通原型[6]。政治人物、军事名将及风流才子占据着全部的史籍版面,“现在的学术界讲到中国近代的思想变迁,一般只着眼于上层精英,其中谈得最多的还是思想家,从王韬、冯桂芬到孙中山和章炳麟,尽管免不了加上条诸如‘局限性’和‘软弱性’的尾巴,但骨子里还是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思想,或者说才值得一论。晚清加上民初八十余年风风雨雨——工厂冒烟,皇冠落地——仿佛都与农民没什么关系”[3]。

或者按文化认知度的分层,“所谓民众,实在包含很广大,从仅识字的,农人,工人,贵妇人们直到那些自命文采风流的老先生。虽他们有些目空一切,未必肯承受我们所赐的高号,但我们却认定他们是我们所谓民众的一分子”[8]。显然,俞平伯是以“五四”启蒙的时代思潮为标准,从思想启蒙的而不是从阶级的视角审视民众的属性的。班达则将真正知识分子命名为“神职人员”,因为他们的地位和突出的表现一直与世俗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反,普通民众终日穿梭于柴米油盐之间,并且使尽浑身解数与世俗政权保持密切联系。他说道:“真正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应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而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9]恰如孟子所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民众”“蔽”于物而不能“思”,所以是“小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详细列举了为各种伟大人物做传之法,绝口不提民众,他说道:“人物要伟大,作起来才有精彩。”[10155]精英嘴脸暴露无疑,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包括“民众”这个概念都是精英赋予民众的,民众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总结自己的“身份”。

大众或民众,在此是作为权威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在特定时空内持主流意识形态者,称为权威;在特定时空内持民间意识形态者,则为民众。与此类似,社会区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式场合的语言毫无疑问是高度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主流话语,在私人领域,则使用的是民众话语,或称之为俗语。

二、场景:人伦日用中

在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中显示出来的真理,要比所有哲学中显示的还要多。即使是一位哲学家,不管他采取何种蔑视的态度,也无法忽略这一点。而这种蔑视,是哲学带来的安慰教给他的。由于一直围着自身打转,踩着肩膀从最高处向世界宣布自己的使命,哲学家最终从反面来感知这个世界。这样,所有的生灵和所有的事物就处于斜置的状态,头脚倒置,使他相信自己还站立着,处于正确的位置。实际上他正好处于妄想的中心,不承认这一点将使他处于更为难受的妄想中[11]。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的发生场景即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伦日用中,在家常便饭之间。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成功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制度根源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符合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现实意义上,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简单扼要地描述为先入“党”,后入“国”,未入“家”,先进文化在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遭遇了传统势力的顽强抵抗。比如在对农民的治理上,“在向社会主义的进军中,在中国共产党员的议事日程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用心最多、用力气最大、收效最小的一桩大事”[12]。真实生活的“缺席”是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的主要障碍。一段时期内,人们把中国的家族制度看成了平常事,看成是产业革命前欧洲各国的通例,“那一面是昧于本国文化,一面并且弄错了外国历史”[13]37。将马克思学说翻译成中国民众易于理解的东西,不仅仅是改造词句那么简单,对待西方理论中的特定范畴必须慎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乡村传播新文化时遇到了巨大的思想障碍,其情形犹如油浮于水面,马克思主义者虽心急如焚却也无计可施。如澎湃所说:“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14]新文化并非完全与民众的需要不相符合,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新理论能为自己家带来何种利益,至于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距离“家”似乎过于遥远了。费正清认为,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15]21-22。中国人的生活,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之间,“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13]60。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称他是国家的国民,不如称他为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10]228。

我国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开始出现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夏商西周的农民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经济活动[16]。六朝贵族的家长在教育方面,把儒学经典作为一般教养对贵族子弟进行灌输。这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妻这样最亲密无间的关系也都要严格遵守文字化、制度化的儒家礼制。不可否认,占据着民众家庭时空的主要思维方式是儒学,由于理论界对“民众”概念始终坚持阶级定义法,人们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就更多地适配该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多强调“人伦”理论的儒学。我们从镜中看到不止一个“自己”,却仍然强调经典文本赋予的绝对“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则不得不以自己的想象来补足事体自身的裂隙失语。

对村落家族文化最有力的冲击来自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决议》公布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迅速合并成为265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民12690多万户,占农民总数的99.1%[17]55。公社的建立,冲击了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结构。为了使公有制社会结构体系全面有效地运作,国家一方面将土地等重要资源收归国有,切断宗族文化赖以存活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用剧烈政治运动和密集宣传教育的方式彻底清除传统文化意识系统。同时在组织形式上用严密的行政权力组织全面取代宗族组织,甚至将这种行政权力渗透到了最基本的家庭组织,这表现在极“左”时期一度宣扬“亲不亲,阶级分”的理论,导致个人有违国家权力系统意识形态,便会引起父子决裂、夫妻反目[18]55。应该说,这种文化变革方式是有强力的,新的文化规范系统迅速取代了传统文化规范系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

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抓革命,促生产”,阶级分析法成为一种新型发展战略,它的要义,一是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9]。民众思维从“家”化转换到“工厂”化,相互间的称呼换成了“师傅”。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将所有的国人按照工厂的模式组织起来,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声音、统一的动作、统一的思维方式,这是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员人思考的首要问题。胡风曾抱怨说:“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的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支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吸收任何东西,尤其是工农兵生活。”[20]在工厂思维方式影响下,村落家族文化受到暴风骤雨般的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相当表面性的、强制性的,村落家族文化内在的关联只是受到压抑,并没有终结。“文革”之后村落家族文化再度兴起便证明了这一点,诚如《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预示的,“中国文化只是生病而非死亡”[21]558,1978年之后,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家庭的作用再次得到了恢复,因为农户家庭的“生产性功能重新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由于生产已经落实到各农户家庭来完成,农户家庭就必然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过去被削弱的功能又重新得到强化”[17]57。

如果说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基础,那么,我们更可以说,儒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基础,现在如此,将来亦复如此[21]542。孔子与马克思二人之间较之以他们命名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更少共同之处,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旧中国和人民共和国都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15]53。真正要与传统文化及儒学一刀两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孔学依然有所用,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划分其优与劣之间的界限,并使其永不褪色的部分与马克思主义交相辉映。如果说维护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琴弦是儒学,维护中国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国度的最重要琴弦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说只有二根琴弦协调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

三、言语:以民众为中轴① “言语”、“语言”、“话语”三者关系纠缠难解,未有定论。本文采取以下定义:言语就是人们的“说话”和“作文”。语言,当人们进行言语(活动)时,必须使用语音、词汇和语法来表达思想,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总和这个客观事实称为“语言”。话语,言语交际有一定的产物,即人们口头说出来的“话”或用文字写出来的“文本”,这个客观事实称为“话语”。见李宇明、萧国政:《言语与言语学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5:10-11.

中国当前的哲学,其状况一言以蔽之,即主流哲学的过度“独白”与民众意识的“流离转徙”。危机既由哲学与生活之脱离产生,摆脱危机,就必须重建哲学与生活之联系[22]。民众在理解主流话语的时候,肯定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但这就是生活的语言,诠释者们首先就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必须使用生活话的言语来吸引人。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专家学者们抽象化了,精英们沉醉于逻辑体系之中,而此时仅仅具有常识水准的民众哲学被专家学者们指称为“种田的哲学”、“卖西瓜的哲学”等等,本居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链条上极重要一环的民众被边缘化了。因而就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专家们的理论虽然合乎“礼制”,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却极难产生深刻的影响,专家们的“独白”更像是相互间娱乐的工具。言说者、受众和文本是民众话语理论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构建一套以民众为中轴的话语系统是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的核心要务,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效果更显著。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又是一场白话文运动和推行国语的运动。它所提倡的以平民的白话代替传统的文言,用白话写文章,以及主张以北京话为基础向全国推行国语和用它编写教科书,反映出了一种思想、文化载体方面的重大变化。这是世界上新旧思想、文化更迭时经常出现的现象[18]序言5。于是,“你”、“我”、“他”变成了“同志”,“先生”被鄙视为“资产阶级的称呼”,“鄙人”被蔑称为“老封建”。曾经的亲切称呼“孩子他爹”悄然换成了具有阶级属性的“某某同志”,“死了”变成了“去见马克思”,曾经的温情问候变成了“我今天又读了毛选第几卷”等等。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形式对官员来说可以宣示其权威,民众使用这些语言形式则能宣示其政治的纯洁性。依靠这样的“认同”,人们经过行动或加工,使自身的思想或行为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变得像某事或某人[23]。一般认为,认同是继发于某些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人们希望拥有其所钦佩的对象的权力与财富。从这样的语言变化中可看出,语言规范常常隐藏着冲突,隐含着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统治。为什么民间语言会以这样的方式衰落呢?对此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是政治解释,另一种是社会解释。政治解释强调政府的刻意行为,相反,社会解释则强调普通民众所起的作用。他们很有可能在内心中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自己的语言是劣等的[24]。

传播主流认知的是“大渠道”,传播民间认知的是“小渠道”,实际上,教育渠道的大小,主要是从意识观念的主导性上讲的,若论语义上的大小,“小渠道”才名副其实地“大”且“广”,笼盖了中国广袤乡土的每一个角落,被及贩夫走卒,妇孺老幼[7]12。传统伦理道德对小传统的指导是显而易见的,忠孝节义四个字,贯穿了几乎全部民间所有形式的语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小渠道”语言对民众的影响。在中国艺术体系中,民间艺术始终保持着功利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有着诸如认知、教化、抒情、娱乐等功能。它们为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切实的含义和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众化本身就包含着必须使用民众化语言的要求,使用权威性的语言能让民众驯服,但却未必能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入民众内心。奔小康,齐致富,和谐村落,类似于这样的宣传模式,应更多地在生活场景中出现。至少在理论实现度上,它们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人没有阶级”更能打动民众的心灵。一种共享的历史可以充满骄傲或痛苦地指向神圣的渊源、阵痛或光荣的胜利。它也可能是比较朴实的和谦恭的,诸如珍藏在相框中的全家福。无论是辉煌的还是平凡的、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共同的历史需要提醒:周年纪念、轶事、演说和传奇。通过这些方式,记忆得到了润色,身份得以形成[25]。用“家”文化来达到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这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将被证明是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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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ke People:on Marxist Peoplization

LI Xue-jun
(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academic work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but the research on Marxist peoplization falls far behind.It 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of practice.From“simple”to“profession”is natural for Marxism,and Marxist peoplization is the response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a study on whose basic categories helps to launch a research in a larger realm.

Kew Words:Marxism;peoplization;Thinking

B27

A

1000-2359(2010)02-0014-04

黎学军(1972-),男,广西南宁人,哲学博士,广西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哲学、历史哲学;张少宁(1981-),男,哲学硕士,广西宾阳人,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域经济学。

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民众化研究”(XGB090327)

2009-09-20

[责任编辑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