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

2010-04-08杜玉生何三宁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3期

关键词：译学复杂性范式

杜玉生，何三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南京210044）

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

杜玉生，何三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南京210044）

复杂性思维作为近来兴起的研究自然现象的一种新的方法论范式，已被不同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广泛重视。用复杂性思维去审视我国当下的翻译理论，不难发现传统译学发展范式深受简单性思维的影响，是以活力论与机械还原论为其方法论基础。翻译理论复杂的学科特点，内在地要求用复杂性思维去推进我国翻译理论的创新，从而超越传统研究的活力论、还原论以及狭隘的学科边界意识。复杂性思维将为我国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法论视角，开创译学研究的新局面。

复杂性思维；方法论；译学研究

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这一概念范式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涌现出来，并且迅速成为一种研究的新思维范式及方法论基础。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探索复杂性，对其的关注意味着科学范式的一次根本性调整与转换，意味着对于简单性思维范式的一种时代性反思与超越，也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论创新。皮尔斯说过：人类思维的认识过程是“自然化了的”，思维本身是一种与自然界所有活动具有相同特征的活动[1]48～49。因此复杂性研究的提出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打开了一种新视域，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复杂的视角重新认识我们所“熟知、熟悉”的人类世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在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分蘖出来的对立统一矛盾体，二者在当代科技与人文形势下已经趋于相互渗透与依赖，马克思因而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128法国社会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皮埃尔·布迪厄也曾指出：“哪里突破学科的界限，哪里就有科学的进展。”[3]197其目的是努力探究各学科发展的公共基础（方法论）与一致归宿。I.A.理查兹认为作为一门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研究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问题”[4]245，理应采取复杂性思维范式为其方法论基础。

一、复杂性思维范式的兴起——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视角

理性主义科学观的问世，使得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论上始终贯穿着一种简单性的思维模式和原则，其中贯穿着机械还原论与活力论的信念，这种信念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传统和发展的动力之一。这种简单思维范式可以同时用普遍性的原则、还原的原则和分离的原则来刻画其特点，用实证主义哲学家马赫的“思维经济性”原则来概括就是：“科学家们应该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概念和最基本假设来解释现象多样的自然世界。”[5]748简单性原则和方法确有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功效，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理性所能触及到的现象的深度。但是，这种普遍性、还原性、线性和可逆性的思维模式由于其认识范围上的有限性与认识事物的相对静止性，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片面性的烙印。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现象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智力事业的发展——自然科学是其中之一——一般来说也是趋向于沿着愈来愈复杂化和愈益混杂的方向进行的……无论是自然的或是理性的——无论是动物物种的还是文学流派的——都以其越来越多的复杂性的产物对抗者我们。”[6]71～72

基于对简单性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认识，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明确提出了“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复杂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关键词（概念）来概括，不能归结为一条规律，也不能化归为一个简单的思想[7]271。他认为，世界的存在既不可能是纯粹有序的，也不可能是纯粹无序的，因为在一个只有无序性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将化为乌有而不可能存在，而在一个只有有序性的世界里万物将一成不变，不会有新的东西发生，所以，世界的基本性质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交混，而这正构成了事物“复杂性”的基础。复杂性问题的凸显给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探索以重要启示，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正在积极地走向复杂性，那么人文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也必然要求以复杂性的态度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加以把握，因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着比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更为复杂的复杂性问题，该领域已经在系统层次的意义上进入了一般生命系统中可以理解意义的人类层次上了。因此，原来即使在其他层次上没有的意义复杂性，现在也在这里凸现出来，人类目的性、相互作用和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与演化等复杂性问题相互缠绕、交织，体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复杂性。而作为综合了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方法论知识、学科发展理论、心理学及思维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翻译研究，涉及诸多要素，如原文作者、源语符号系统、源语所表达的内容、所通过的渠道、译者主体、译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译语所传达的内容、原文与译文的接受者等，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更应采纳复杂性思维范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探索。但考察中西方翻译思想史，翻译研究一直受科学研究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反思翻译理论发展史，梳理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范式对译学研究的影响及其发展各阶段的成败得失，从而开启翻译复杂性研究的大门。

二、翻译研究中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探索

译学界经历了语文学（文艺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以及解构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发展过程，总体来说都受到简单性思维的制约：语文学范式及解构主义范式受到古典活力论及现代新活力论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受到机械还原论的影响。

1.语文学译学研究范式的古典活力论思维魅影

古典活力论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性质决定有机体的机能和结构。这种注重精神力量及直觉本能的古典活力论把生命运动看作是凌驾于生命物质之上的力量引起的，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乞求于非科学的神秘因素。对这种自然科学活力论的哲学思考一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的传统，“肯定通过沉思、冥想、‘哲学’获取真知、‘智慧’的可能性，并对这种方式予以高度评价”[8]6。是以生命存在的精神与直觉价值为理论中心，把生命体验作为一种直觉过程，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就是认为艺术创作作为直觉过程的范例，认为艺术作品是通过人的想象力的“复合”与“创生”作用于万物以生命意义的结果。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一种语文学式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范式不是凭借任何系统的理性知识为指导，强调主观直觉判断，重视译者的悟性与灵感。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直觉主义，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比较少的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种范式强调直觉，凭借体验，拒斥理性，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神秘主义，古典活力论的神秘主义倾向使得翻译这种最为常见的文化间的交流活动变成一种神秘的东西，所谓的翻译理论也流于空洞，如“神似”、“化境”说往往陈义过高、流于玄妙，“似可悟，而不可析”[9]。所以就翻译研究本身而言，此范式难以形成系统性理论，翻译学建立的设想也不可能形成。

2.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研究的机械论还原范式

随着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到来，还原论这种构成了科学和哲学思维中的机械论范式盛行，是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原子论和机械论的认知图景，它认为世界是由可以分割开来的大小不等的实体组成，这些实体之间由某种作用力来维系，它们都受到某些决定论的规律的支配，沿着单一轨迹进化。机械还原论的盛行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推翻并取代以往那种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及其习以为常的历史阐释方式。转而寻求抽象性、规约性、同一性，注重对人类世界的客观静止的封闭研究。受机械还原论的思维范式的影响，译学理论步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奈达等受科学理性主义还原论的影响，试图用归纳的方法探究隐藏在文本内在的“简单结构”。这是一种过时的翻译观，采用的是指令性、规范性的归纳性简单思维，是一种封闭式、自足式、简化式的翻译研究，把翻译研究囿于语言学领域内，并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这样就排除了在翻译活动中所包括的主体因素、语境因素、文化因素、传播途径等因素，把翻译活动大大简化了，使之成为一种编码—解码的程序化和机械化的简单操作。这样本应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也被物化，成为可以任意替换而结构不变的机器零件，失去了其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甚至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穷尽了语言系统之间的转换规律，翻译科学就能建立起来，机器翻译就能实现。这正如哈贝马斯批判地指出：“工具理性的要害在于：它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的内容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把诸多复杂的现象简化为可以用规则来处理的‘典型案例’，从而抹杀了个性的自由和个体间的差异。”[10]180因此，在此方法论的指导下，译学研究不可能深入地展开。

3.解构主义译学范式的近代新活力论思维

20世纪初，德国胚胎学家和哲学家H.A.E.杜里舒提出新活力论，他把活力论定义为生命过程的自主理论，并企图依据胚胎学的成果予以证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解构主义运动盛行，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对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主义机械还原论提出质疑，批判了其工具理性与语言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观点。这其实是一种反思性活力论思维，对自笛卡尔以来居中心的理性提出挑战；是一种怀疑主义思潮，向人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从简化的结构内部寻找缺口，让它朝着一切可能性开放，并使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达到自由结合。

翻译研究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冲击，焕发出活力，原来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被质疑，原来被简化的结构所排斥在外的诸要素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从而形成多元的、多向度的翻译研究局面。充满了活力论精神的解构主义思潮充分张扬主体精神力量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它以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等为哲学基础，以拆解结构、消祛中心、否定本质为特征。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沉思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反映，充满了译者的个人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他们认为翻译过程涉及不同语言，语言之间存在一个空间，恰当的词语明确之前也有一个空间。用弗洛伊德的话说，那是一种做梦状态，有意识的理性思维和被压抑的、维持同一性的所有机制尚未产生[11]126。但就如伊格尔顿认为的：“现象学的方法把一切有疑问的东西放入括号或存而不论，这时所剩下的就只有作为认识主体的先验自我和作为纯粹的意识现象的客观世界。”[12]288受此影响的解构主义范式实际上是一种观念思辨性译学研究范式，将翻译研究囿于观念性文本之中。可以说解构主义的本体论语言观念不断使语言神秘化，不仅没有带领我们走出观念性文本，反而把真实生活这一现实文本也置于语言中的存在而语言化、虚化及观念化，看似具有开放性实质是对观念文本内即精神世界的开放。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张扬，从而使意义任意生成，使得翻译活动混乱而无序，将精神世界置于语言的独立王国之中，翻译活动只能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泥潭或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陷阱。因此解构主义的译学研究范式虽然充满了活力，但仍然是以封闭性、自足性为特征的抽象的简单性思维范式的体现。

以古典活力论、近代机械还原论、现代新活力论为方法论基础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深刻影响了综合性、多学科性、跨学科性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带来了译学研究的繁荣与困惑。在贝塔朗菲看来，“机械论拘泥于简单还原论观点，活力论祈求于非科学神秘因素”[13]18，但殊途同归，两者都将翻译研究看作是被动的封闭存在。其不同之处在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囿于客观理性至上，主客分离，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译学研究；语文学范式局限于人的感官直觉、神秘人文主义至上，解构主义范式沉浸于哲学沉思，带有浓重的语言本体论哲学气息，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译学研究。都是线性、还原性、同一性、静止性简单思维范式的产物，都脱离了对以整体性、关系性、过程性、非线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翻译复杂现象的本体认识，翻译学学科的巴别塔重建只能是一种幻想。显然，传统的以考察自然现象发展变化为基础，并反思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认知变化的简单性思维范式对译学研究已经不具备绝对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那我们应该怎样充分利用作为自然科学理论突破的复杂性研究的理论成果来促进作为“复杂性问题之巨”的译学研究呢？我们认为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彭新武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系统探究模式可以开创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三、开创翻译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探索新局面

迈因策尔认为复杂系统探究方法可以是一种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消除其间隔的方法[14]64。在西方自然科学界对复杂性思维范式展开讨论，并取得长足发展之际，中国人文理论界也开始关注复杂性问题。彭新武在其《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出复杂性思维或复杂系统探索方式是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13]9。认为在坚持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组织演化的自然图景，而且也提供了一个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新角度。

翻译研究中的复杂性系统探究方式是以非线性思维和有限预测为基本出发点，关系思维（开放性思维）、整体思维和过程思维为其具体考察的三种基本方式。译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翻译研究是一“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系统学科，翻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有机构成，系统中无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之成为复杂的层级系统，诸如语文学范式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及解构主义范式研究，语言学理论、文化研究、殖民研究及女性主义研究、翻译伦理研究、翻译主体性研究及翻译社会性研究等，要准确的描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传统思维对于译学的考察总是从某一实体性的现象单元出发，但事实上，演化的单元并不是孤立的，而恰恰是由实体性的对象单元与其临近学科与外部环境要素所组成的一种组织模式，从而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以一种关系思维来进行研究。“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又永不忘记其整合作用的实体。它是趋向总体认识的张力，但同时又意识到矛盾性”[7]141。这种复杂的思维原则包含着同时互补、竞争和对立的概念的联合。此外，由于翻译理论研究是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过程思维。

这几种复杂性思维方式在翻译研究中缺一不可，应该密切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当我们具体考察翻译理论时，如果不对其中的诸种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就无法把握这一理论系统的整体；同时，如果仅仅局限于关系、整体的角度，而不从过程或者动态的角度考察的话，那依然是一种传统静态的逻辑分析。当然，这并不是说静态的逻辑分析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它构成了认识世界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不过，这种静态的、结构分析的逻辑思维，只有与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整体观结合起来才具有认识的价值，并且这种静态的逻辑分析本身就是对进行动态的考察进行服务的。因而对这种静态思维的保留与承认并不是向以往那样让它们“独当一面”或“自行其是”，而是与它们密切联系、互补相关，共同应用于对复杂的翻译现象的考察和认识。在耗散的社会文化及翻译研究的种种过程的动力学中，并不存在那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一种动力的、演化的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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