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云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54）

他人问题的转移：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

吴晓云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54）

作为后期胡塞尔的诠释者和追随者的梅洛—庞蒂将他人问题凸现出来，使其上升为现代哲学的主题。在他的思想轨迹里深深印记着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像。梅洛—庞帝的思维特点中具有波动和起伏的特点：早期，他立足于现象学视角批判了笛卡尔主义的自我中心论，将他人问题引入现代哲学的主题；中期，他为解决他我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大量吸收了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晚期，他的思想又倾向于后现代主义，把他我关系视为一种相互缠绕的“可逆性”关系。

身体—主体；历史；可逆性

人们一般认为，梅洛—庞蒂是后期胡塞尔的诠释者和追随者。正是他，将他人问题——这个后期胡塞尔专心致志思考的主题——凸现出来，使其上升为现代哲学的主题。然而，诚如下文所示，倘若仅仅在胡塞尔的框架内来解读梅洛—庞蒂的他人理论，那就很难评估它丰富多彩的内容了。除了胡塞尔现象学之外，他的思想轨迹里深刻印记着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像。

一、从现象学角度视看他人

承认他人的存在，是现象学区别于认识主义同一性哲学的重要标志。早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就用著名的比喻“左手握右手”贯彻了对认识主义自我中心论的批判。“从一种角色变为另一种角色，我可以验明被触摸的手正是某一时刻触摸的手……通过我的右手向我的左手展示的一堆骨骼和肌肉，我刹那间便可预料到覆盖着肉体的右手敏感而灵活。在对外部世界进行知识探索的活动中，我本能地将右手伸向物体，于是，从认识过程的外部我的身体理解了自己。身体的触摸活动诱发了‘一种反思’，该‘反思’足以将其和对象区分”[1]106～107。通过对握手行为的现象学分析，梅洛—庞蒂至少说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身体的知觉活动是一切认识行为的起源。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活动并不像笛卡尔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低级的物理化学过程；恰恰相反，“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要预先设定的前提”[2]5。理性的认识活动只有建立在直观的身体知觉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我的思维要想认识某个目标物体，必须有我的身体事先朝向那个熟悉的环境并进入该物体，否则，认识活动必将因为内容空洞、形式虚夸而流于破产。身体知觉是理性认识的源泉和基础，正是在这种初始状态中，我（主体）理解了对象，对象也借助于我——更确切地说是我的身体——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第二，身体作为知觉活动的主体，构成了对认识主体（我思）的批判。根据梅洛—庞蒂的说法，身体是自我与外界联系和区别的铰链：一方面，身体作为主体主动探知身体知觉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它又绝不对我的感受进行先入为主的架构分类，而是虚心“倾听”现象对我所说的一切，然后将这些现象“统摄”起来，最终抽象出一般性知识。因此，从本源上来讲，身体是介入世界的“身体—主体”，它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就像身体的右手——既在触摸物体又同时被左手所触摸。正是在这种最本源的知觉活动中，“身体—主体”认识了对象同时也确证了自我。因此，梅洛—庞蒂认为，认识主义哲学所称谓的认识主体，其前提和基础是“身体—主体”，前者不过是“身体—主体”理论化和抽象化的结果。

第二，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概念，突破了近代哲学的自我根源，为他人的存在留下了地盘。通过确立身体知觉的本体论地位，梅洛—庞蒂最终将哲学的出发点由笛卡尔式的抽象主体，转移到有血有肉的身体性存在。这样，身体作为“身体—主体”，作为自我与外界之间区别和联系的桥梁，把自我之“为他”的向度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换句话说，他人的存在可以在现象学的个体经验的体认层面上得到确证。既然主体不再被认为是抽象的内在意识，而是朝向对象、朝向世界的“身体—主体”；既然身体不再被认为是知觉的外在杂合，而是一种主体在世界中存在的表达方式；那么，当他人——公然以身体状态——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便能直接体验到由他人身体所传递出来的他人意识。换言之，我对他人的感知，根本不需要通过自我意识的转译和类比推理，而直接就是身体知觉的过程——我直接体验到自己身体中的意识，也直接用自己的身体知觉他人的身体，并同时理解了他人的意识。他人的存在是身体知觉的一个基本事实，“所有他人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一个单一现象的反面和正面”[3]445。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比起现象学的先驱者胡塞尔，梅洛—庞蒂对他人问题的理解有较大突破。虽然胡塞尔提出的“交互主体性”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笛卡尔式“我思”，把他人问题带入现代哲学的视野，但是，胡塞尔始终坚持他人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先验自我”的意识构造之上，如此说来，胡塞尔眼中的“他人”仍旧在自我意识的阴影之下。梅洛—庞蒂摒弃了从“先验自我”思考他人问题的角度，用“身体—主体”的概念言说他人与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在本源意义上落实了他人的合法性。鉴于此，可以说，梅洛—庞蒂的他人理论超越了胡塞尔。可是，这种超越仅仅是现象学理论本身的自然演进吗？

二、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梅洛—庞蒂在解答他人问题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体上讲，这位法国现象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为梅洛—庞蒂解决意识与身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可能。在梅洛—庞蒂看来，由胡塞尔所开启的现象学路向，已经超越了笛卡尔主义自我反思的思维范式，把直观明见的现象——如身体的知觉现象——确立为一切反思活动的“基底”。这样，现象学对“自我意识的自恋”[4]136病就构成了有力的控诉，把身体、他人和生活世界等主题引入现代哲学的视野。然而，由于固守着还原论的“哲学憧憬”，胡塞尔的实际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本质与现象、意识与身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悖论，为此，他不得不重新确立一个“先验自我”去统摄和关照饱含差异和冲突的现象世界。为了有效地克服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梅洛—庞蒂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他说，只有“当我们走向存在，也走向辩证法的时候”[5]193，本质作为“现象的现象”、身体作为“沉默的我思”、他人作为“另一个自我”，它们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才能被有效地击破，从而达到拯救现象、为他人的存在铺平理论道路的目的。

第二，马克思关于感性活动（实践）的论述，为梅洛—庞蒂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论证他人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本体论的支撑。虽然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把“身体”当作直接的理论研究对象加以明确阐述，然而，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感性活动”概念以及作为解决机械唯物论和能动唯心论之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不仅在方法论上暗示着对后来现象学的发挥和超越，而且在本体论的元层面上恢复了身体的“感觉”和“激情”。他说，当马克思突出人的感性活动是实践着的人在对象世界中确证自我的本质力量时，亦即从相反的方向上肯定了人的存在不仅仅是纯粹意识而且还是身体性存在。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路截然不同于现象学的反思路径，但在梅洛—庞蒂看来，二者仍有相通之处。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对实践尤其是人们生产劳动实践的考察，从人的感性活动的外在方面，阐扬了人与世界的根源性联系；那么，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思想作为被理解和解释的人际生活”[3]226，亦可从内在方面呈现人对世界的“介入”状态。因此，梅洛—庞蒂说：“我思就是对前反思的反思。”[3]5他本人正是从“我思”出发，沿着胡塞尔的现象学路径，揭露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自我存在——身体；并且，通过身体——这个自我与世界区别和联系的桥梁——他由内而发开显出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图景。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深化人类解放的主题，为梅洛—庞蒂现实地解决他我矛盾问题指明了道路。把他人问题带入现代哲学的视野是现象学的伟大功绩，但要谈到对该问题的解决，现象学则显得困难重重，因为它始终无法有效解决他我之间的矛盾。为此，梅洛—庞蒂主动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靠拢，从历史的角度辩证地思考他我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通过把哲学上看似对立的“他我”关系拉入现实的历史脉络之中使它们互动起来，就可以消除他我之间的本质界线，使它们在历史的大熔炉中作为“唯一存在的两个因素”[3]452而“共在”。然而，他我共在的历史事实并不否认他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由于身处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人们对世界、对人生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彼此间的隔阂、冲突经常发生，有时这些矛盾甚至会激化成殊死搏斗。梅洛—庞蒂直言：“所谓历史，基本上就是斗争——主奴之间的斗争，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使然的。”[6]103

正如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托付于无产阶级，梅洛—庞蒂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力量集聚在无产阶级身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摧毁了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直接化、两极化，最终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因其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注定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集中代表。因为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否定的社会地位，工人们往往比资本家更能领会人类生存的实际处境。他们在合作化的生产方式中不断集聚团结的力量，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一次次确证自己超越自然性的能力。相反，资本家在剥削制度庇护下，只需依赖工人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满足简单的动物性需求，于是也就不再像人一样去劳作了。故此，整个“历史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作为生产的本质因素，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能够组织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并且，作为‘普遍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能够超越国家和社会的冲突，超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达成现实中的真正和解”[6]129～130。

三、与马克思主义决裂

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始终着眼于现象学的立场。为了解决现象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他我”之间悖论，他着力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辩证法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这种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首先，梅洛—庞蒂对辩证法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差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精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实践对人类理性的建构性作用。任何理论只要扎根于无限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批判和修正，就必然朝向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就此而言，整个人类历史呈现为这样一种迂回曲折螺旋式上升的进步态势：从非理性的直接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然后，该理性认识与变化发展着的实践经验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引发更高层次的、新的理性认识诞生……以此往复，无穷逼进人类所设想的理想家园。

然而，在梅洛—庞蒂那里，历史是迂回曲折的，但却决不是进步发展的。他说，历史就像人的身体，“不可用某个物理对象作比较，但是可以用某件艺术品作比较”[7]172。历史不可能凝炼成某种清楚明白的科学理论，它只能被人的身体审美知觉到某种方向、某个感觉。换言之，历史从来不会昭示必然的真理，有的只是直观的模糊感受。这种感受在某些历史时期凸显为清晰的革命纲领，而在另一些历史时期则表现为暧昧的生活意向。于是，整个历史生活呈现为革命与和平的交替运动，即“既不是一种不断的创新，也不是一种不断的重复，而是既产生稳定的形式又砸碎它们的唯一运动”[3]123。

其次，梅洛—庞蒂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差距。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革命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因为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无产阶级注定将成为全人类的集中代表。然而，腐朽的剥削阶级从来不会主动放弃其剥削和奴役人民的立场，于是，一场以正义的暴力反对非正义的暴力革命必将发生。只有通过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进入人与人之间真正和解的社会——共产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梅洛—庞蒂不仅渴望其具备科学的理性精神而且渴望更多的东西。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者，他像那位德国现象学前辈一样，渴望某种“前科学”的先验力量把历史中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一并清除，从而实现历史意义的“垂直涌现”。在他的眼中，与其说这种力量来自于无产阶级的辩证理性，倒不如说它依赖于一种艺术性的直观把握能力。正因为更多地信赖这种非理性的直观能力，梅洛—庞蒂从来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具体地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践，从中总结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期待，从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全然没有科学理论支持的。这种苍白的期待，一旦遭遇到与之不合的历史现实，便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四、走向后现代主义

对视看的讨论占据了梅洛—庞蒂后期哲学的一个重点，它是释解他人问题的一把钥匙。《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写到：“可见者之所以能充满我、占有我，无非是因为正在看它的我并不是从无的底层，而是从可见者的正中来看它，无非是因为作为看者的我也是可见者的缘故。”[9]211按照这种理解，在视看的行为中，“作为看者的我”和作为“可见者”的他人（他物），并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与对象间的对立关系，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而是一种互相缠绕、互相侵蚀和翻转的“可逆性”关系。具体来说，可逆性关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无论是“看者”还是“可见者”，均以知觉对方为条件而临现已方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人的存在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脱离自我的身体结构当中——“我的意义在我之外”，“不存在什么自为和为他，我们各自是他人的另一面”。他人和我，就像布料的表和里那样，相互交错、正反相衬，同为“一个存在的两个因素”。第二，“看者”通达“可见者”的道路，不是理性的认识过程或科学改造过程，而是现象学直观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把他人当作一个物理对象加以研究和分析，但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欣赏。对他人的理解，不是通过认识工具的中介作用，而是依靠他我共事的阅历和共鸣的生活体验。第三，看者”与“可见者”之间始终存在差异和否定的一面，它们永远无法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同一；并且，正是这种差异和否定为二者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原始基础。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绝不可能重合，差异和裂隙永远在他我之间敞开。这种他我之间的不一致性，既不是一种缺陷也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地，它由存在的基本结构使然。“没有一致性，也没有不一致性”，“只有彼此翻转的内部和外部”[8]212～213。他人和我矛盾对立，不可能通过一顿说教或者一场革命就得到彻底解决；然而，反过来说，这种矛盾本身又直观“共现”着他我不可分离的基本事实。

综上所述，与其说他人问题解决了，不如说是“转移了”。“他人”仅仅对于这样的一种哲学才成为“问题”——那种哲学武断地坚持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对于后期的梅洛—庞蒂来说，他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开自我与他人的相互缠绕，而只是不断地向含混的他我关系提出意义上的“究问”。因此，哲学已经无须在“自在”、“自为”之间作出抉择，它只要不断地寻找模糊的、漂移着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结合点就够了。

总之，立足于差异或否定性的立场来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梅洛—庞蒂后期哲学的主要内容。仅此一点，已经构成了对笛卡尔主义自我学的批判。但是，单纯诉诸于“野性思维”、直观“本能”来批驳逻辑严谨、条理分明的近代自我学理论，难免显得苍白无力。这一缺憾不仅限于梅洛—庞蒂一人，紧随他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此类理论不足。因此，它不只是梅洛—庞蒂的问题，亦即当前西方哲学的问题。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新一代的西方学者，纷纷把理论目光转向东方，转向马克思主义，就像当初梅洛—庞蒂那一代哲学家一样。

[1]Merleau-Ponty.Maurice.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London：Routledge，1962.

[2]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M].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Merleau-Ponty，Maurice.Humanism and terror：the communist problem[M].trans a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O'Neill.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

[7]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鹫田清一.梅洛—庞蒂[M].刘绩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B5

A

1001-4799（2010）03-0019-04

2009-11-02

吴晓云（1974-），女，江西鄱阳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