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从《性自命出》看郭店儒简的教育思想

吴礼明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儒家教育思想是儒家先人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而构建的一套注重从根本、源头上来和谐社会秩序的学说。它不仅是社会和谐理论创制的难点,更是现实为政实践的难点。儒家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精神财富。

郭店儒简;人性学说;教育思想

自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矛盾大转移在春秋之初完成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经过春秋二百多年的风云激荡,于战国之初已渐趋缓和。在这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利益再分配的争夺过程中,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人性尽显,人的价值尽现。如何“聚民”并使“民服”、“民敬”已成为统治者为政的中心任务,这是决定一国强弱的关键所在。正如刘泽华先生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关于先秦思想文化质的探讨之一》一文所说:“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特别是下层人们的个性表现的越突出、越多样化和越纷乱,统治者的统治就越困难,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切地去探索人的共同本性。因为只有把握了共性,才可能指导个性,让个性为我所用。谁准确地把握了共性,谁就牵住历史的‘牛鼻子’。”对此,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休谟在其《人性论》中认为,人性的研究是对人的一切(科学、道德或宗教)研究的基础,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作为中华文明奠基时期的先秦,先人对人性的探讨更是百花齐放,争鸣不已。可以说,正是先秦诸子人性学说的五彩缤纷,才造就其社会学说的异彩纷呈,子思学派更堪称其典范。我们的研究正基于此展开。

一、郭店儒简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人性学说

在前期儒家人性学说的构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孔子、子思、孟子,而子思更是这三人中关键之关键。在传世典籍中,由于子思著作阙失,使我们对子思的人性学说知之不明。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子思思想打开了一扇天窗。在郭店儒简中,人性学说主要体现在《性自命出》和《五行》诸篇中。

《性自命出》开篇即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对关乎人性的几个要素作一说明。“心”、“物”、“悦”、“习”与“性”的具体关系如何呢?对它的正确理解,是把握子思及其门人人性学说和建立在此学说基础上的教育学说的关键。

“性”为“不事而自然”为人所具有,但它因“心无奠志”而有待于“物”、“悦”、“习”,可见,“心”之于“性”的关键作用。《性自命出》说:“人虽有性,心弗取弗出”,使“心”之与“性”的主宰作用一览无余。“心无奠志”,易为外物所引而动,这样,无奠之“心”在“物”的引诱下而动,由此而引起“性”动,于是便有“喜怒哀乐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物取之也”的论述。这个“物”引“心”动而“性”动并使“性”显诸于外的结果便是“情”,这正是“情生于性”的逻辑所在。

“情”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未教而民恒”的“性善”的美情,诸如《语丛二》所说的“爱”、“亲”、“孝”等;一是“目之好色,耳之好声”的欲情之情,诸如《语丛二》所说的“欲”、“恶”、“怒”等。这是对孔子人性学说的直接继承。孔子在承认“性相近”的基础上,认识到人不仅有“爱亲、孝悌”的真性情,而且也有“好富贵,恶贫贱”的真心情。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谨权量,审法度”、“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救世主张。虽然人性相近,但主性之心无定,致使“性”在无定之心的引导下显诸于外的“情”便鱼龙混杂,善恶杂陈。如何“奠心”、“养心”,以使“性”在有定之心的引导下向良性发展,便成为思想者首要解决的问题。《性自命出》说:“凡道,心术为主。”那么,这个“心术”之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便是“性”、“心”、“悦”、“习”的关系问题了。

“悦”是什么?《性自命出》说:“逆性者,悦也”,“快于己者,谓之悦”。也就是说,迎合性的、快慰于自己的叫做“悦”。然而,人性有“好恶”、“善不善”之分,仅迎合、快慰人性并不能保证社会与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和谐与稳定,这就要据“性”显诸于外的“情”制人道了,这也便是“道生于情”的逻辑。

既然“性”显诸于外的“情”有两种,那么据“情”而生的“道”自然也有两种:一是依人性中的“良善”因子而设立的对人性积极引导的“道”,它便是《性自命出》后半部分大讲特讲的“礼乐”;二是依人性中“恶”、“不善”因子而设立的对人性积极防御和消极补救相结合的“刑法”,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正如《六德》所说:“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礼记·乐记》说得更明白,“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然而,就“礼乐”之于“刑法”而言,子思学派似乎更偏爱前者。“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也,不如乎乐之速也”。“是以为政者,教道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成德者莫大乎礼乐”,“为邦而不以礼,犹□□之无齿也”。[1]这些论述正是对整个儒家学说大篇幅反复申说“礼乐”教化原因的最好注解,也是儒家主张积极防御的人性改造策略的人性学说依据。

圣智者依人性设定的道德、制度并非制而即行,这就需要“待习而后奠”。“习”是什么?《性自命出》说:“养性者,习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也就是说,养育内在“良善”之性并使之成为后天习惯者为“习”。有人会以为这个“习”还包括“不善”之性的习,并最终使人走向性恶的一面。是的,人性的“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心”在“礼乐刑法”等“人道”的引导下,使“良善之性”得到奠习,并最终成为君子、圣人的“习”;二是“心”在“礼乐刑法”等人道缺席的情况下的“习”。第二种“习”又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成为善恶杂陈的中人;二是成为不善的小人、盗跖。这正是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逻辑所在。

正是因为人性的两面性和人心的无定性,才使“人道”的介入成为必然。《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之然也。”那么,“教”的内容是什么呢?便是“长性者”的“道”。“道四者,群物之道也”。但在“群物之道”中,“唯人道为可道也”。这个“人道”的具体表现,便是对人性积极引导的《诗》、《书》、《礼》、《乐》和积极防御、消极补救相结合的刑法度量,它们的最终目的便是“生德于中者也”。

由上可知,《性自命出》通过对与“性”相关的“心”、“物”、“悦”、“习”、“情”、“道”、“教”等诸关系的探讨,为“制道”、“设教”、“养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了依据。

二、郭店儒简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性自命出》通过对“性”、“心”、“物”、“悦”、“习”诸关系的探讨,得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的结论,把“教”作为起化生灵、改造社会的万灵仙丹。是的,古往今来,教化之于治世,一向为学者和为政者所推崇,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尊德义》说:“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顺,不顺不平,是以为政者,教道之取先。”那么郭店儒简对“教道”又如何设计呢?下面即分别从教化的起点、内容、方式、目的等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教化的起点

《六德》说:“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这正是儒家据人有爱亲孝弟的真性情和社会有夫妇、父子、君臣的三关系,而设定的由内及外、由爱亲及爱人的忠恕推衍之道的逻辑起点。诚然,这无疑是符合人的道德理性的,是正义和善良的源泉和依据。注重家庭的和谐(齐家)是“先王”治理好国家、使社会保持安定和谐的基础。这种以一种天然力量来维护社会和谐的思路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毕竟,淳朴而深厚的亲情依然是人类值得尊敬的,需要保护的,体现着人类本性的亲密关系。《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舆。”这正可作“教民始于孝弟”的注脚。

(二)教化的内容

儒家教化的内容即是《六德》中“奠德”的“六艺”。在教化过程中,儒家反对那种只“教其政,不教其人”的作法,因为“夫生而有职事者,教其政,不教其人,政弗行矣”[1];突出“教人”之于“教政”的优先地位,即执政之德优先执政之才。在《论语·先进》中,孔子也有类似之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它反映的是世卿世禄的任官之制被打破后,执政者任人唯贤的超人胆识和真知卓见。《尊德义》说:“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艺□长贵以忘;教以艺,则民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之于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远礼无亲仁。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焉。”教化内容的选择之于人之德行良善与否的关系如此密切,为政设教能不慎乎?

(三)教化的方式

《尊德义》说:“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德者,莫大乎礼乐。故为政者,或论之,或养之,或由中出,或设之外。论隶其类焉。”“率民向方”唯有“为政以德”,如此才能“速乎置邮而传命”,这对统治者提出了相当的要求,要他们做到“或论之,或养之,或由中出,或设之于外”,对此我们尝试做一说明。

“论之”,即如战国齐威王、齐宣王之于稷下学宫那样,要求统治者创设一种崇德的氛围、情景。

“养之”,即“君子慎其独,致其情”“养其心”。要统治者如后起孟子所讲的“尽心”之法,养已之良善之性,“浩然之气”。

“由中出”,是要求统治者在“道”的引导下,生德于中,并流化于外。

“设于外”,即以圣人所生之道,设为制度,定为规范。如《五行》《六德》那样,要统治者以之来规范社会,引导万民。这是一个层层深入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此,儒家针对为政者的不同情况而设定不同的要求,体现其学说的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同时也看到政教合一、君师同道治世传统的理论依据的完美呈现。这在《缁衣》、《唐虞之道》、《成之闻之》诸篇表现得更为突出。

(四)教化的目的

《唐虞之道》曰:“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族庙,教民孝也;大教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考,后而甄先,教民大顺之道也。”“教民大顺”道出教化的本旨所在。这个“顺”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使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和谐、各得其位的“顺”——这是就社会整体层面来说的,这与“六德”设置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使个体自我的“心”与“性”、“物”、“情”诸关系和谐、融洽的“顺”——这是就个体修身层面来说的,这与“五行”设置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知“人道”,“明人伦”,便可为君,这是个体自我、个体与社会和谐的要诀所在,以致人说中国是伦理的国度,道德的国度,超级感情大国,一点也不为过。

圣人依人性立“五行”,依人伦设“六德”,创礼乐,制刑法,使整个社会上下有序,内外有规,静动有制。社会呈现的将是“未刑而民畏”、“未教而民恒”的欢欣和合状态。这正是儒家“安人”、“安天下”的救世理想在其理论上的完美呈现。然而,这看似那么系统完整的理论,也只不过是先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在诸侯纷争、专制趋强的战国时代,它并没有合适生存的土壤,在儒家定为一尊后的封建统治实践中,儒家注重从人性本身出发立道设教、理政化民的思路对整个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人们和谐人心、和谐社会的不竭思想源泉和动力,对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1]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From Humanity Com e from Fate of Guo Dian Confucius Bamboo Slips

WU L i-m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 er,Zhengzhou450001,China)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Confucius based on the thoughtful Apprehend about Humanity,such Theory is a social system Doctrine which the Confucius pay attention to Root,The Theory claim that Education should harmonious with Solon,the ethies and Penalty should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running of government.Its not only the difficulty of theory contriving,but also the difficulty of social practice.The Confucius had provided us such genius Treasures thousand years ago.

Humanity;GuoDian confucius bamboo slip s;Educational ideology

K231.04

A

1008—4444(2010)01—0075—03

2009-12-04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郭店儒简教育思想研究》[2009-JKGHAG-0404]前期成果之一。

吴礼明(1981—),男,河南洛阳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