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隆文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52)

《水经注》与祖国江河的生态危机

陈隆文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52)

河流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中国古代地理学文献中出现了许多记载研究河流的著作,如《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等等,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则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名著。《水经注》记载了6世纪以前祖国境内河流水道1252条,其所注《水经》不仅限于大小河系源流脉络,而且每条河的发源、流程、归宿以及河流的含沙量、水位、流速、河床宽狭等相关水文资料都有详细的记载。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郦道元还把每一条河流所经行的环境状况也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无疑为我们后世认识、了解、研究当时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所以《水经注》不仅是我国地理学史上无出其右的河流水文地理名著,而且对于我们研究以河流流域为区域的环境演变历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由于《水经注》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至明末清初郦学研究之风大盛,名家辈出,形成了考据、词章和地理三大学派。考据学派以朱谋玮、孙潜、刘献廷、沈炳巽、何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为代表,他们厘定经注、校勘文辞,在文献整理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使郦注的错漏累牍成为完壁,为郦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词章学派以明代文学家钟惺、谭元春、杨慎为代表,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总结和推广了郦注的成就。以致后世谈山水文学莫不以“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相称。而地理学派则更是郦学研究中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派,远以杨守敬、熊会贞等为代表,近则以史念海、陈桥驿、侯仁之、谭其骧为领军。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做的工作与前贤相比,并非单纯的版本校勘工作,而是努力探求《水经注》本身的地理价值。正如侯仁之先生所说如果要真正认识《水经注》在地理学上的价值,只是从书本上校勘《水经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实践——也就是用《水经注》所记述的真实对象——来“校勘”《水经注》[1](P255)。这即是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出发点,同时又是郦道元地理思想的精髓。这一学术理念在环境日益剧烈变化的当代更值得我们深思。诚如郦道元在《水经注》自序中曾经讲到他读过了古代的地理书籍,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以及描写地方的都赋之类,还有《水经》,都觉得过于简略,不能惬意。(原文为:“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初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以下他又继续写道:“今寻图访赜者,极耳今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因此他说决定为《水经》作注,于此可见他的重要目的之一,还在于记述地理。但是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经常在变化的,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其后民族的迁徒、城市的衰亡、河道的变迁、名称的交互更替,都是十分复杂的。(原文为:“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慑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十二经》通,尚或难言,轻流细漾,固难辨究。”)正是由于这一认识,他才决定以水道为纲,进而描述经常在变化中的地理情况[1](P254)。在今天看来,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工作,就是通过对祖国河流、水系的研究,来探索以河流为中心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变化情况,以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即所谓“正可自献径见之心”,这一观点显然是从河流、水文的角度,对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地关系做出了深刻的独具匠心的诠释。

我们知道《水经注》是我国地理学史上最著名的河流水文地理名著,同时也是一部以河流为纲的区域地理名著。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包括若干地区并兼及域外,对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的许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这样的记载毫无疑问会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资料基础。不仅如此,《水经注》以前的地理著作,都没有实地考察的基础。而郦道元提倡“访渎搜渠”,所以在注文中包括了他的大量野外实地考察的成果。以实地考察的成果撰写地理书,这虽然是“地理大交流”时代涌现出来的许多地理书的共同特色。但是由于《水经注》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的翘楚,而它所收录的野外考察成果也确实最为丰富,为它书所不及。因此,野外实地考察与地理著作的撰写相结合,《水经注》实开其端[2](P138)。由于郦注中包含了大量、真实的地理资料,这就使我们能够有可能把道元时代与当代包括水环境在内的各种地理因素做一系统的比较研究,从“复原”地理环境的工作中深入了解以河流为中心的祖国疆域内环境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凝结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郦道元的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地理环境的变迁做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准备工作。

在这里还应进一步说明的是,1500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载的1 252条河流,时至今日有很多都难寻其踪了,它们从祖国大地上消失的时间或早或晚,消失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那些曾经奔流不息的大河都永远难以再波浪翻涌了,却是一个严酷的现实。道元在《水经注》中曾用两卷的篇幅记叙了古代济水的发源、流程的归宿。《禹贡》中说“济、河惟兖州”,济水在古代是与黄河、淮河、长江并列的大水,所以《河水》篇称“江、淮、河、济”为四渎,所谓渎是独流入海的大河,说明济水并非一条普通的河流。现在河南省济源市仍存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济渎庙,那巍峨庙堂折射出的雄浑与大气显示了这条大河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历代帝王还不断将其神化,尊之为“王”或“公”。可现在除了济源、济南、济阳、济阴这些因济水而生的古代地名外,古代济水早已荡然无存了。问题还不如此简单,《水经注》中鸿沟水系的渠水、阴沟水、汳水、睢水、沙水、涣水、涡水、获水、鲁沟水等等在今天也同样难以见到它们的踪影了。总之《水经注》中所记载的祖国疆域内古今水系的变迁是巨大的,也是真实的。《水经注》的开篇是《河水》,《河水》是《水经注》全书最长的一篇,计有五卷,五万余字多,占全书的七分之一,郦注中的黄河水流激峻,枝津众多,汹涌澎湃,为“览百川之宏壮,莫尚美于黄河”。也就是说郦道元认为纵观百川壮伟的雄姿,再没有比黄河更壮美的了,足见郦道元时代黄河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慨!可1997年黄河下游断流时间长达226天,断流河段上廷至河南开封,长达704公里,自古以来咆哮入海的万里巨川,贯通三大高原、四大地理台阶的历史长河一度成了时断时续、首尾分离的无尾河川。河流的消失和河流生命的萎缩反映了祖国境内河流生态危机的加剧。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河流都面临着河流崩溃、尾闾消失、河槽淤塞、河床萎缩、河道断流、湿地退化、水质污染等河流生态危机,这些河流生态危机还有不断加重的趋势。有人说未来的十年可能是中国江河生态环境变化最大的十年,新一轮的水电开发给江河带来的影响,可能比当年砍伐森林还严重,这决不是杞人之忧!当代由河流生态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灾害已经深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而这一地区正是祖国河流的源头所在。2009年七、八月以来,西南汉源、重庆、康定发生的几次大的泥石流和水灾都被称为“罕见”,这些罕见的灾难都出现在西南大型水电站和库区。在汶川地震后,岷江上一个接一个被毁坏的水电站,还在不断造成新的次生灾害:鲁地拉、怒江支流迪麻洛突发的泥石流,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的安危;2009年7月17日,成都山体滑坡水源浑浊致城区大面积停水。云南金沙江鲁地拉电站曾于2008年6月11日,在电站后山突发泥石流灾害,泥石流在活动房上冲开一个大洞,奔向金沙江。这次泥石流中有9人遇难。四川汉源县顺河乡境内猴子岩发生堵塞大渡河的泥石流后,记者采访当地居民得到的说法是:电站修路放炮太多了。汉源县也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灾区。8月6日堵塞大渡河的地方,离瀑布沟电站只有10公里。这些“罕见”的灾难频现在祖国西南的江河源头,是偶然还是必然?祖国境内河流的生态危机是否已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区蔓延到了江河的源头?鉴古知今,那么处今日之时,当我们再翻检《水经》中郦道元的注文,找寻那些今天再也找不到的祖国河流之时,谁又能告诉我们在祖国大地上又经历了一个怎样严酷的环境演迁过程,我们人类在这一环境演迁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穿越岁月的隧道,郦道元在1 500年前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足以使我们能给祖国的江河写一份完整而详尽的履历和纪录。这份履历和纪录不仅记载了祖国大地上以河流为中心的环境变迁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更可以让我们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如果把探索数千年来中国水环境变迁规律的课题作为一个艰巨的学术任务,那么郦道元应该就是这项工作的先行者,今天当我们赓续其后努力前行之时,或许这项伟大课题正可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起点。这应是当代地理学派的责任与义务,悬此鸿鹄,心向往之!

[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视野[M].北京:三联书店,2009.

[2]陈桥驿.郦道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