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林

(暨南大学,广东广州510632)

变害为利,泽惠社会
——《水经注》记载的治水与水利社会图卷

王元林

(暨南大学,广东广州510632)

《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从古至今,水在气候变化、水利灌溉、水产养殖、水力发电、水运交通、城乡生活、清洁环保、旅游休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历史地理典籍著作中,对江河湖海等记载较早,著述宏富,名垂史册,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莫属。

《水经注》全书30多万字,不仅把原来的《水经》所载的137条河流扩充近十倍,达1 252条,而且还将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水体也纳入,基本上囊括了自然界水环境的全部内容,是我国6世纪以前自然与人文水环境的概括,可谓是以水(主要是河流)为纲的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地理图景的再现。其中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就有堤、塘、堰、堨、墱、坨、水门、石逗、梁、石门等不同名称,从“治水”到“水利”,先民变祸为利,修筑堤防,引水灌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水利社会图画。以下从治水工程、灌溉渠道两方面简述之:

一、治水工程

《水经注》是6世纪以前人类“治水”事迹和遗迹的集大成者,有关记载多达近百条。且不说诸如卷五《河水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的“禹迹”,有先民治理河患的可能,就是像黄河、长江等在平原地区泛滥成灾,先民们顺水之性,因势疏导,变祸为利,修筑堤防的记载就不绝于书。诸如卷七《济水注》载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晋平公会诸侯于溴梁。“梁,水堤也。”溴水为今河南济源市北的泷河。溴梁“谓是水之坟梁也”。这应是春秋时修的河堤。周灵王时(公元前571—545年),洛邑王城南的谷水、洛水汇流处不断决徙,毁坏王宫,“(灵)王将堨之”,后“遗堰三堤尚存”(卷十六《谷水注》)。

秦汉时人们治理黄河下游河道的记载多见于卷五的《河水注》。汉初,黄河下游已有金堤、沙丘堰。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发卒十万人塞决河,起龙渊宫”,旋堤复坏。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亲临瓠河口,伐淇园竹,令随从将军以下负薪填河,筑“宣房堰”,迫河北行。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上命河堤谒者王延世塞之”,因“堤成”河平,改次年为和平元年。又有沙丘堰,“堰障水也”。成帝时东郡太守王尊亦“请身填堤,庐居其上”,屡修堤防。黄河下游不时决徙,尤以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的决徙严重,直至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治河,“筑堤防修堨,起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有余里”,形成新的入海河道,同时,河、汴分流,“凿山开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一水门,更相回注”。汉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河堤堨者王诲又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渠,咸曰金堤”,此金堤非汉初金堤。而在汴渠口所作的浚仪渠,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又在汴口“增修石门,以遏渠口”,以便调控水量。曹魏太和中(227—232年),又修石门通之(卷七《济水注》)。经过王景“筑堤”、“理渠”及后代的增修。此后八百多年中,黄河大的决徙没有发生,王景治理时所修的新河道应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汴渠的畅通,为保证汉晋时漕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黄河石门以东,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年),修八激堤,“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汉代河患不断,修堤不停,治河以利社会,在国家、地方官员、“河堤谒者”专职官员的引导以及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下,一条条长堤修筑起来,黄河与其他河流得以安流。

除黄河的重要决口瓠子、分水口汴口等重要治河工程外,《水经注》记载的治水工程比比皆是。卷五《河水注》有“长堤”(或为金堤),“济堤”;卷二十二《洧水注》有“长堤”(“洧水之北防也”),南堤(新汲县“城在洧水南堤上”);卷二十八《沔水注》载,景元四年(263年),襄阳太守“补塞堤决,民赖其利”。而在荆州城旁有“南堤”、“江堤”、“旧堤”,长江险在荆州段名不虚传。卷三十三《江水注》有“常氏堤”,卷三十九《赣水注》赣水下游南昌有东大湖,汉永元中(89—104年),豫章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但夏汛“江水溢塘而过,民居多被水害”,至刘宋景平元年(424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旱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在当时还是分裂时期的情况下,赣江下游的治水工程也纳入《水经注》的视野,不可不称赞郦道元的博大胸怀和长远的眼光。

而正是《水经注》的记载,不但补充了先秦和秦汉时期《河渠书》、《沟洫志》等记载的不足,而且还把三国两晋乃至北魏时的治水工程勾画出来。也正是利用前代河流的流路及其变迁,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谭其骧先生的《两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是今天利用前人的记载而追溯黄河古道和决徙变迁成为可能。

二、灌溉渠道

《水经注》对北魏及以前不同时期的全国水利工程记载多达百处之多,是一幅比较细致的中国水利工程地理分布图画。举凡修建时间、地点、人员、工程结构、效益、用水方式等,一一述及。而修渠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用水,淤灌改良盐碱土的作用也予以关注。甚至还对汉水、淮水流域的陂渠串联的灌溉系统作了准确地阐述。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记载详备。河内地区有曹魏河内典农司马孚在沁水下游所修石门,旱涝开闭,游刃有余(卷九《沁水注》)。汾渭平原的黄河滩地,地下水和地表水丰富,“古人壅其流以为陂田,种稻”;“採挹河流”酿桑落酒(卷四《河水注》);山西黄土高原地区,汉河东太守潘系“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县”(卷六《汾水注》)。北京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历经嘉平二年(250年)、景元三年(262年)、晋元康四年(294年)三次修凿,分别经过刘靖、樊晨、刘弘等领导,“自蓟西北经昌平,东尽渔阳县潞县,凡所润舍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卷十四《鲍丘水注》)。塞上地区的引沽河(今白河),东汉时“开稻田,教民种植,百姓得以殷富”(卷十四《沽水注》)。山东半岛潍水沿岸的多处灌田堰堨(卷二十六《潍水注》),西域东川水,汉武帝时“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国同”,“可溉田五千顷以上”(卷二《河水注》)。黄河上游洮水,东汉马援“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秔稻,而郡中乐业”(卷二《河水注》)。宁夏平原富平县(治宁夏吴忠西)西黄河枝津,“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卷三《河水注》)。河套平原临沃县境河水枝津“北溉田”(卷三《河水注》)。其他长江流域水利工程最著名的要数李冰父子修的都安大堰(又称湔堰、金堤,今都江堰)。“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灌田万顷”。三国蜀时,仍“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设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和维护系统。蜀犍为太守李严还作堰引蒲江,“开水门,用灌郡下”(卷三十三《江水注》)。而沅江的序溪“最为沃壤,良田数百顷,特宜稻,修作无废”(卷三十七《沅水注》);耒水上游郴县西北的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卷三十九《耒水注》)。甚至远在交趾的平道县,马援“穿渠通导灌溉,以利其民”(卷三十七《叶榆水注》)。

都城生产生活用水修渠以洛阳和平城为代表。北魏都城平城多依赖雁北地区的桑干河,“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卷十三《漯水注》)。东汉、曹魏、西晋及北魏后期皆都洛阳,郦氏《水经注》卷十五、卷十六相关的水道详载有关的水利工程。东汉张纯修阳渠,改“堰洛水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魏都水使者陈协重修五龙渠和千金渠;后又再开新堨,修代龙渠(即九龙渠)。而永嘉初,李矩等又修千金堨,“以利漕运,公私赖之”。北魏迁都洛阳,“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仍引谷水、阳渠绕城四周;而洛阳城中,阳渠穿引灌注,“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卷十六《谷水注》)。

用浊水淤灌田地,改良包括盐碱土在内的劣质田地等记载也十分详细。太行山麓漳水出水口的盐碱地,魏文侯时西门豹和襄王时史起,皆“引漳以溉邺”,“咸成沃壤”;曹操“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作十二墱”,“令互相灌注”(卷十《浊漳水注》)。关中的水利工程,“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高含沙水改良盐碱地,“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作用不可低估(卷十六《沮水注》)。汉时白渠,民亦歌之(卷十九《渭水注》)。“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卷一《河水注》),“且溉且粪”,改良盐碱土壤。

淮水流域最早的水利工程是楚相孙叔敖修芍陂,“陂有五门,吐纳穿流”(卷三十二《肥水注》)。其他引水工程多是陂塘与河流相串。《水经注》所载汝南地区的陂塘有30多个,陂塘相互串联,广泛分布于淮水干流及其支流慎水、汝水、滤水、颖水间,沟渠交织,形成了淮河流域灌溉网。汉水流域也与淮水流域的水利工程一样。从南阳盆地的朝水(今刁河)上的樊氏陂、湍水上的六门渠“结二十九陂”、淯水(今白河)上的新野陂和豫章陂、比水(今唐河)上的湖阳陂、潕水(今洪河)上的马仁陂等,这种由陂渠相串联的小水网而发展成大水网。而在汉水中游的河谷地区,今湖北宜城县附近战国时白起于夷水(今蛮河)立堨灌鄢,其渠后人改为灌溉工程而称白起渠,沿途有土门陂、新陂、熨斗陂、臭陂、朱湖陂,“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卷二十八《沔水注》)。汉水、淮水流域的陂渠串联的灌溉系统解决了陂塘水源不足和引水渠道缺乏蓄水容积的缺点,将蓄引结合起来,组成了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适应于丘陵地区的自然条件而创造的水利工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