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

(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28)

《水经注》概论

陈桥驿

(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28)

编者按:公元6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著的《水经注》是祖国历史上不朽之名著。《水经注》不仅记叙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古代河流,而且兼及当时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因此这是一部经世致用的著作。在河流与水环境状况早已发生巨大变迁的现代社会,进一步挖掘《水经注》中的环境价值和时代价值,理清祖国境内以河流为中心的水环境变迁的原因、特点、历程和演变规律,并从中汲取生存智慧,应是当代学人研究这部不朽名著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有关专家围绕《水经注》版本校勘、错简订正、研究方法和实践、海外郦学研究和实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笔谈,以期通过此次笔谈,不仅能够总结《水经注》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深化《水经注》研究实践,而且能够为未来《水经注》研究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此次笔谈在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界和郦学研究史上尚属首次。

古书往往有《注》,《水经注》观其书名就可估计是为《水经》作《注》。有些古书——由于写作时的物质条件关系,写得非常简单。例如作为权威史书的《春秋》,是孔子所在的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每年纪录的全国大事都很简单。如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整整一年,只记了一个“螟”字。所以后来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所谓《春秋三传》为它作《注》。也有些古书,写作时的物质条件已经较好,但作者自己没有详书的意图,或许有些事在当时不便写,所以后来也有人为之作《注》。如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宋元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注得都很出色。《水经注》是《水经》的《注》,但此《注》其实与《水经》大不相同,在文字数量上也比《水经》大了二十几倍,是一部四十卷共三十四万五千字的单独书卷,而且记叙精僻,文字生动,所以著名于世,是一本重要的古代名著。

一、《水经》与《水经注》

既然《水经注》是一部独立成书的古代名籍,但它毕竟因《水经》而成书,并且全《注》各篇,开头第一句都是单独成行的《水经》原文,所以还得把《水经》略作说明。在学术界谈书,不是茶余酒后的闲聊,而是一种做学问。尽管做学问这个行业,如笔者在《学问与学风》①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文中所说,眼下是一个被许多人瞧不上眼的行业,但我们毕生从事这一行的人,还得按部就班地做。

《隋书·经籍志》(以下篇称《隋志》)著录:“《水经》三卷,郭璞注。”这是现存对《水经》一书的最早著录。但这项著录不及撰者,只知是郭璞所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水经》三卷,郭璞撰。”这项著录的价值不大,因为它无非抄录《隋志》,而把《隋志》“郭璞注”的“注”字讹作“撰”字。郭璞是东晋人,注书甚多,现存的还有《山海经》、《尔雅》、《方言》等,因此,《隋志》作“注”,不致有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桑钦《水经》三卷。”这项著录指出了《隋志》和《旧唐志》都不曾记及的这部《水经》的作者,所以对《隋志》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桑钦是否撰写过《水经》,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桑钦是西汉成帝时人(公元1世纪末),所以班固在撰写《汉书·地理志》时已经引及了他的著作。《汉志》绛水、漯水、汶水、淮水、弱水、易水等六条河流中,分别引及桑钦的著作,既然所引均是河川,或许即是他所撰写的《水经》。但由于《汉志》引及桑钦时,并不提出《水经》书名,只是笼统地说“桑钦言”、“桑钦以为”等等,而《水经注》卷五《河水注》中却引及桑钦《地理志》,所以《汉志》所引桑钦,是《水经》、抑是《地理志》或桑钦的其他著作,仍然无法肯定。不过宋《通志·艺文志》著录:“《水经》三卷,汉桑钦撰,郭璞注。”则又说明桑钦所撰的《水经》,由郭璞作注,其书或许确曾存在,当然,全书不过三卷,篇幅甚小,而且亡佚已久,内容除《汉志》所引或许出于此书外,也已不得而知了。

《隋志》另外又著录:“《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旧唐志》:“《水经》又四十卷,郦道元撰。”《新唐志》作“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郦道元(善长是其字)所注的《水经》当然不是桑钦的《水经》,而此《水经》是何时何人所撰,历来曾有争议。清胡渭在《禹贡锥指例略》中认为:“《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人一手作。”全祖望在其《五校本题辞》中也指出:“东汉初人为之,曹魏初人续成之。”乾隆年代,《四库全书提要》在仔细地研究了《经》文中的地名以后,作出了比较可靠的考证:①此段文字已录入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卷首,现时通行各本也都照录,无标题,而我的几种校本中由我命名作《校上案语》。“《水经》作者,《唐书》题曰桑钦,然班固尝引钦说,与此《经》文异;道元《注》亦引钦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经》。观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导文句,大抵三国时人。”

这个考证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全祖望在其《五校钞本》的《题辞》中和杨守敬在其《水经注要删凡例》中,都补充了“三国魏人”的说法,他们也都是言之有理的,但一般说来,《四库提要》的论证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二、郦学

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的事,其实并不很多。一部《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现在已经普遍流行,而且学术界也都承认。笔者从事《水经注》研究,也常常到港、台和外国讲这门学问,多次用过“郦学”这个词汇,并且在国外因为用英语演讲,所以还杜撰过一个L I-O logy的词汇。不过经过解释,国外听众也都能懂得。但至今尚不知道,也没有寻根究底的兴趣,是哪一位学者第一个提出这个词汇的。但不久以前,卞孝萱和胡阿祥两位教授编撰了一部大书《国学四十讲》,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也就是四十门可以列入国学之列的学问。四十门中有“红学”,也有“郦学”,其中“郦学”是他们委托我撰的,大概写了三万多字。既然这个名称已经排入了名家编撰的大书中,那么,《水经注》称为郦学已经名正言顺了。对《水经注》有兴趣的读者,为了省事一点,不妨去浏览一下《国学四十讲》中那篇《郦学》。因为不过三万多字,其间从《水经注》的来历和郦道元的家世以及有关此书的写作、流传和利用等等情况,都在那一篇中简叙了。

三、郦学家和学派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527)的著作,而且由于此书完成以后,战祸频繁,北魏首都洛阳曾成为一片废墟,此书能够流传,实在是个难得的机遇。但当时雕板印刷尚未盛行,书籍的流传全凭传抄。唐朝的一部记叙典章制度和文献等的官方书《唐六典》说:“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桑钦”当然是唐人之误,但有关郦氏所《注》,则是当年卷帙完整的全部《水经注》的规模。这些都是当时的要籍,都收藏于朝廷的书库之中。但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朝廷书库崇文院检查藏书,发现原为四十卷的《水经注》已经缺失了五卷,只剩下三十五卷了。所以北宋初期的一些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中所引及的如泾水、洛水、滹沱水等,以后都不见于篇目,显然都在当年缺失的五卷之中。郦学家认为今本仍作四十卷,是后人把那三十五卷进行分割拼合而成的。这种论断当然正确无讹。

《水经注》是一部在当时与许多其他古籍流行于世的书,只是因为此书的文字优美,描写生动,所以那些爱好文学的人多有相互传抄的。但前面已经提及,在当时,卷帙完整的要籍,都是朝廷收藏的,在民间流行传抄的是次等货,辗转传抄,当然是越抄越错,有的甚至错到不能卒读。明朝初年曾经创修《永乐大典》,《水经注》当然列入《大典》之中,此本显然来自内库藏书,而且又从别的抄本中获得郦道元的《原序》一篇,与当时外间相比,无疑是个佳本,但《永乐大典》深藏内库,外间人无缘得见。

不过尽管各种抄本错误很多,但此书对山水风景的种种描写,文字生动,语言多变,所以常为一些文人学士欣赏消遣,即使是断章取义,也有趣味隽永之感。这种事其实在宋代就已经存在。苏东坡诗:“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明代中叶的著名学者杨慎,就把此书中的佳言名句摘录成篇,以供自赏。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张岱称誉此书的写景:“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①《跋寓山注二则》,《瑯嬛文集》卷五。不过,尽管语言生动,但毕竟是部残缺很多的本子,所以清代初年的一位学者刘献廷说:“《水经注》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词中用耳。”②《广阳杂记》卷四。这类评论很多,为此引起一些做学问者的注意。既然是部好书,但残缺不堪。除了宋代缺失的五卷无法弥补外,其余卷篇,总得想方设法,收集许多不同的传抄本和刊本,仔细校勘,加以考据修补,让它成为一部相对完整的可读之书。明代以来,具有这种抱负的学者或许不少,但第一位把这种设想实施的是万历年代的朱谋玮(郁仪)。他与其他几位志趣相投的学者谢兆申、孙汝澄、李克家等相互切磋,由他精校细勘,经过多年辛勤,然后定稿,书名称为《水经注笺》。笔者在拙撰《学问与学风》文中说:“中国明朝一代,学术风气不好,清初学者顾炎武说:‘一个朝代只出了一部好书。’”这部“好书”,指的就是朱谋玮的《水经注笺》。即所谓“三百年来一部书”③清閻若琚《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此语虽出自顾炎武,但顾书未见此语,而由閻书所引。。朱谋玮采用考据的方法,校勘出这样一部代表一个朝代的好书,所以他应该是郦学家中考据学派的创始人。入清以后,学术风气有了极大的振兴发展,郦学研究当然也大有提高,郦学家一时人才辈出,不胜枚举,而其中可以作为代表人物的是乾隆年代的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所谓郦学三大家。这三位在一种观点上是相同的,即认为郦学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大学问,但必须通过审慎细致的考据,得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校本。作为学者研究的基础,《水经注笺》是部佳本,但错误仍然不少,包括篇目次序,错字漏句,《经》、《注》混淆等等,所以并不是可以作为后人治郦的底本。而结果,此三位通过审慎考据,精校细勘,都获得各自的校本,而且都是至今流传的名本。

三人之中,全氏最年长(号谢山,1705—1755),因为他的祖辈也曾从事过此书的校勘,所以他以其祖辈之本为底本,毕生校了七次,每校都留有底本,但其中只有最后一次校本,在他身后由薛福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付诸刊行,所以一般称为全氏《七校本》。全氏在郦学考据方面,用功至深而成就最多。除了一般的错漏校改外,主要是他排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篇目,而且首先提出和从事“经注混淆”的清理工作。《水经注》其书,《经》文非常简短,原来的传抄者,或者《经》、《注》分开,但辗转传抄以后,《经》文就混入《注》文之中。直到朱谋玮的《水经注笺》,两者仍有许多混淆。而其实《经》、《注》二者,语言文字都有不同的格局(有些是郦氏作《注》时特加留意加以区别的)。全氏校勘此书,就书明《经》、《注》之异,一一加以厘清,虽然未竞全功,但基本上已经做到《经》、《注》分明。前已提及,他的一至七校,原来都有稿本或他人的传抄本,可惜多已丢失。但其中幸运的是,《五校钞本》有一部为天津图书馆所收藏。著名郦学家胡适原来对全氏治郦特别是身后问世的《七校本》抱有成见,撰文斥责,认为此本是王梓材拼凑的伪书,而且措词尖刻。④《胡适手稿》二集下册。及至他获睹《五校钞本》后,作为一位公正的学者,立刻捐弃前见,撰文自认错误。⑤《胡适手稿》六集上册。

天津图书馆当然深知此稿本是此馆所藏至宝,有意将此稿影印问世,但因稿本为数甚多,加上每页天头地脚甚至正文之间,全氏批注满篇,影印工作量巨大,为了征集费用,争取公众援助,该社于1993年广发启事,⑥《启事》曾提于我:1979年,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看了此书,叹曰:“驿治郦有年,既恨读此书之晚,又喜终获一睹也。”但启事中即说明此书影印出版后,售价约需二千元。所以郦学界虽皆望其事能成,同时也感到困难不小。笔者因北美两国之邀,于1995年暑期前即由夫人陪同出国讲学,由于原来邀请的大学较多,临时又有不少学校约聘,所以奔波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半年有余。返国后即得天津馆负责人谢忠岳急讯,谓事已有成,九三老人顾廷龙先生允题书名,要我即动手作序。笔者在感奋之余,抛弃一切事务写成《序》文。结果全书影印精装16K七巨册,书名作《全祖望水经注稿本合编》,由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出面,影印发行,封面是顾老所题,卷首即为笔者的长篇《序言》。谢忠岳先生在《影印前记》特对顾老和笔者指名感谢。此书确实精善,而因册数较多,售价较昂,流行仍恐不广,但其在郦学与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实在价值连城。

赵一清(字东潛,1709—1764)是全祖望的好友,故二人治郦中常有相互研讨之过程。赵氏之校本完成于乾隆十九年(1754),定名为《水经注释》。其中除他自己的毕生功力外,有不少体例格局,采纳了全氏之见。如全氏认为郦注是“注中有注”,故原书应为双行夹写。《水经注释》即采用全氏此说。其书因完成较全书为晚,故精校细勘,颇有超过全氏之处。例如在“经注混淆”方面,至赵书而全部厘清。不过赵氏也是一介寒士,筹刊不易,所以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得毕沅之助而于开封刊印问世。

三位郦学大家中年龄最幼者是戴震(字东原,1723—1777)。他有幸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诏进入四库馆,入馆后即主修《水经注》,当时全、赵均已谢世,四库馆内由各省贡入之此书各种稿本、钞本、刊本甚多,赵氏《水经注释》亦在其间。戴氏入馆一年,次年即校定其本,呈交朝廷,即由朝廷的武英殿刊刻发行,故其书称为《殿本》。戴书成书最晚,而问世最早,武英殿因有王朝优势,各省书局纷纷复刊,故流行最广。而戴氏本人在殿本问世后三年,亦即谢世。不过戴氏在入四库以前,已有他自己的校本,于光绪之初由孔继涵付刊,称为《微波榭本》。馆内所校之本,与《微波榭本》甚不相同,此呈后再略叙。总之,全赵戴三家之本,均通过大量考据而成,故此三大家实为历来郦学家中考据学派之元勋,为以后各派郦学家治郦校提供了优秀的底本。

这里略须赘叙几句的是戴氏殿本。赵氏《水经注释》成书早而问世在后,戴氏入馆一年即校出其本,此本与其早年所校之《微波榭本》颇不相同。及至赵氏之本出,为公众所见。光绪间,另一位治郦学者撰文称戴书与赵书“十同九九”,认为戴氏入馆一年即呈交之本,实即馆中收藏之赵氏钞本,因而“戴书袭赵”之说,传扬一时,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成为郦史上的一大学案。对此,我已撰有《水经注赵戴相袭案概述》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及《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②《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合辑,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二文,这里不再细叙。总之,这三位郦学考据学派虽各有校本,但显然是三位共同的成果。在殿本上呈乾隆时的所谓《校上案语》中已经清楚说明:“谨排比原文,与近本钩稽校勘,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从此,人们研究郦学,有此本可以遵循。当然,此本实三位郦学考据学派学者之功,并不属于三位中的某一个人也。

考据学派当然是郦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派,因为如果没有他们通过辛勤考据而获得此书佳本,则后来的研究者或将无所适从。不过《水经注》其书,在词章方面确实不同凡响,所以欣赏此书的文字,毕竟也是一种文学享受。为此,郦学家有此同好的学者有所谓词章学派的创建。因为此书在陶冶读者心情、丰富文化界的精神生活以及培养后辈的写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不少的价值。而随着当前旅游业的发展,此书对不少景点的生动描写,可以让许多景区锦上添花。早在明万历年间,两位著名文学人士钟惺和谭元春,他们以当时问世不久的《水经注笺》作为底本,在描写佳处进行评点,刊行了一种《评点本》。词章学派在某些方面有时也受人批评。例如谭元春在《评点本》曾说:“予之所得于郦注者,自空濛潇瑟之外,真无一物。”《水经注》内容丰富,牵涉广泛,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中都有作用,此言当然说得过分。但词章确实是此书能流传不朽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中,也常有选入此书写景的片断作为教材的,所以词章学派无疑是郦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水经注》研究中的最后一个重要学派是地理学派。这个学派是由杨守敬、熊会贞师生二人创建起来的。他们以历代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为基础,编写了许多有关著述,而最后集中于《水经注疏》这部巨著上。此书规模庞大,不能一气呵成,开始先从《水经注疏要删》入手,而杨氏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临终嘱咐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熊氏又赓续达二十余年。“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③向宜甫《水经注疏》序(1999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排印本)。中间经过复杂,笔者曾撰有《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④《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一文评叙其事,此书大于当前通行的《水经注》四倍,是此书注疏量最大的版本。其总的特色是以历史地理为纲。所以杨、熊在编撰此书之时,同时也给制《水经注图》,此图四十卷,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图八册,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是现存各种《水经注图》中最有价值的。

四、港、台的《水经注》研究

郦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港、台都是我国的领土,之所以单独列出,因为两地在地理位置上均不在大陆上,而郦学研究都很有成就,有不少研究成果超过大陆。

香港的郦学家,首先是郑德坤,他原就读于燕京大学,是顾颉刚和洪业(煨莲)的高足,后成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毕生在《水经注》研究中具有很大成就,著郦书,绘郦图,数量较多,不一一列举。上世纪20年代,由顾、洪等的创导,建立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为各种著名典籍编纂引得(Index,现译索引),以便于阅读,其中《水经注引得》①此《引得》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重印,或是当年诸《引得》中唯一重印者,也说明了郦学研究的发展。即为郑氏所编,十分详细,凡郦书内所有人地事物,均可通过此《引得》查索。郑氏后执教于厦门大学,1952年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仍与当时大陆去港学者吴天任合作从事郦学研究,合著《水经注研究资料汇编》②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出版。(上下册)等书。郑氏曾以新式制图方法,绘制《水经注图》多幅,惜在战乱中散失,仅留总图一幅,身后留给吴天任,收入于吴氏著作之中。

吴天任原为名人年谱研究专家,但以后转入郦学研究,著述称多。其中《杨惺吾先生年谱》③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一书,按年细叙鄰苏老人事迹,一直写到杨氏卒后五十六年(1971),将此五十六年中海内外郦学研究大事按年详叙。此书并附有《水经注疏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二百余页,逐条核对,甚为详尽。前者实即错误百出的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后者则是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当时由于台北本尚未为大陆学者所见(1983年始由我从日本引回),所以吴氏此篇在当时亦甚有价值。吴氏生前最后撰成《郦学研究史》④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出版。一部,卷首由笔者作《序》,全书叙古今郦学研究,甚为详尽。书末并摺叠附入郑德坤氏孑遗的《水经注图总图》,更为难得。

再说台湾的《水经注》研究。自从1950年以来,大陆有不少学人到过那里,其中不乏郦学研究者,而特别必须提出的是著名学者胡适。他原来并不专事此书研究,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从美国回来,提出了他对此书的兴趣,由于他名声大,于是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朋友,纷纷把他们见过的此书版本告诉他,于是从全国各地寄去的此书,都集中到他的寓所,达三大柜之多。1948年,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为了纪念此校成立五十周年,举行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的各种稿本、抄本、刊本等共九类四十一种。他无疑是郦学家中收集版本最多的人。当然,有些珍本在当时都是以他的声名和信誉从藏书家处借得的。当时北平易帜在即,但他在南下前,都妥善归还。在以后的《胡适手稿》中有清单详载,其中包括天津图书馆的全祖望《五校钞本》这类珍本在内。

接着他又去了美国,或许是在北京大学举办郦书展览时,他曾细读过这其中的珍本。他对郦学早年虽不专治,但显然怀有兴趣,所以他在居美之时就与在哈佛的洪业和杨联陞经常有对这门学问的讨论。信札往来既多而长(均收入于《胡适手稿》)。后来他又从美国返至台湾,担任设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由于郦史上赵戴相袭的这个学案,他竟放弃其他学术研究,以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投入于以这个学案的研究为重点的郦学研究之中。对于这个学案,他所设想的或许并不确定,但是为了这种研究,他必须收集近代数十年来有关许多郦学家的著作,包括相来往的信札和其他材料。他把这些材料,加上他自己随时所写的文章,都小心地一夹一夹地收拾在书房里,显然还决心继续倾注他有生之年的全部精力继续研究。想不到在1962年的一次招待会上猝然而逝,没有完成他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继续研究。他故世后,他的夫人江冬秀在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把他小心收存的生前最后这批文字,加以编排,以《胡适手稿》为名,于1970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行,全套线装三十册,每三册作为一集,而其中一至六集共十八册,全是郦学文章,除了他自己所作的以外,也把近世所有有关论及郦学的文章,甚至杨守敬暮年自写的《鄰苏老人年谱》都全录在内。由于此是他随写随收的文字,所以除了收录的他人作品外,其自作各篇,多经他以后以不同颜色的毛笔涂涂改改,甚至有全删重写之篇。胡适治郦之事说来话长,笔者撰有《胡适与水经注》⑤《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及《评胡适手稿》⑥《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文。《手稿》在大陆甚难得到,多为复印之本,不过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就全物获致,实属难得。1999年应台北中央研究院之聘,我们夫妇顺道在香港讲学后去台,在中研院及若干大学讲学。由于中研院图书馆(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藏书丰富,且服务周到,居南港颇久,并去馆外胡适墓及塑像参拜,也在馆内家乡先贤蔡元培纪念馆参拜(全馆仅蔡、胡二纪念馆,胡馆即其故居)。返回大陆后,即撰《我说胡适》①《辞海新知》1999年第4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一文,并附我们夫妇参拜时照片。因为尽管在1950年后对他批判挞伐,欲置死地,而《吴晗与胡适》一文又是十年惨剧发动时之“名篇”,但其实他是近代一位值得崇敬的学者,治郦逾二十年,郦学界实与有荣焉。

五、日本的《水经注》研究

《水经注》前已指出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清代末叶,西欧汉学家已经从事郦学研究。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unes)在其所著《魏略所见之西域诸国考》一文中,将《水经注》卷二《河水注》译成法文,作为该文附录,这是郦注译成外文的嚆矢。另外还有一些西欧汉学家如伯希和(Pual Pelliot)、费瑯(G·Ferrand)、马伯乐(HenriM espero)、鄂卢梭(L·Anuouseau)等,也都在各自的汉学著作中引用《水经注》。比较晚近的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把《水经注》列为常用参考书。他认为此书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②Science and Cilivisation in China Vo1.1.P259。。

不过这里特别要议论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这是由于日本学者在此书上倾注的功力,实在远远超过西欧汉学家。中日近邻,所以日本的郦学研究实在早已开端,但有名可据者为著名汉学家小川琢治,他于1918年发表了《水经及水经注》③《艺文》第6、9二期,1918。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影响。而他在京都大学(当时称京都帝国大学)的高足森鹿三因而成为日本近代郦学家的宗师。他于1931年发表首篇郦学论文《水经注所引之法显传》④京都《东方学报》第一册。,此后就不断地发表郦文,并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培养了许多郦学学者。从1964—1970年间,他又在该所举办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网罗了所内外的许多郦学研究者,每周由他亲自主持一次会读,对《河水》、《汝水》、《江水》等八条河川,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最后通过几位郦学家的合作,翻译成《水经注(抄)》⑤东京平凡社1974年出版。一书,虽然内容仅及郦注文全书的四分之一。但是此书实为《水经注》最重要的一种外文译本。笔者于1983年起受聘先后担任日本几所大学的大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讲授《水经注》课程,并在不少其他大学讲学,也多与郦学有关。当时笔者就发现,日本若干大学的文学院中,颇有开设《水经注》课程的,说明此国对郦学研究的重视。当时,大陆与台湾尚无来往,台湾所出郦学诸书,笔者都是从日本引回的。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森鹿三氏曾主治过《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而不久以前,日本东京收藏汉籍最多的“东洋文库”,其“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当前也正在进行《水经注疏》的研究和翻译。此研究班的代表人太田幸男先生于2009年6月17日向笔者发致专函,决定于8月27日到中国,来杭州舍下对笔者进行有关郦学研究的访问,笔者已复信表示同意。以上是日本郦学研究的大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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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1

陈桥驿(1923—),男,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国务院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昌远(1933—),男,四川大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士光(1939—),男,湖北武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少华(1955—),男,湖北当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元林(1968—),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隆文(1969—),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