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芳

前人对《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的表现手法多有研究，但都将“象”“意”“辞”“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方面著述颇丰。本文另辟蹊径，将“辞”割裂出来，简略分析其丰富内涵及对后世文体或表现方法的影响。

《说文·司部》云:“词，意内而言外也。”［1］(P429)又《辛部》云:古文“辞”，“辛”作“司”。［1］(P742)前人早已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辞”与“词”乃是古今字。既是如此，则《说文》将“词”解释为“意内言外”，应该说是合理的。之于《周易》“意内言外”只是卦爻辞的特点之一。

对于“辞”的具体涵义，《周易》也有明确的揭示。《周易·系辞下》曰: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2］(P89)可见“辞”是制作者精心加工的书面文字，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曲托假借、言近旨远。

“微显阐幽”意思是使隐幽之事得到阐明;“旨远”是含义深远;“辞文”是指文辞言之有文，具有修辞之美;“曲而中”是指语言“委曲”而合于情理;“肆而隐”是指语言看似简单直白而意蕴深奥。这些特点正是卦爻辞诗意性的表现。如《坎》卦六四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3］(P270)这则爻辞二言句式，语法结构简单，却又每句协韵，具有原始诗歌的风貌，很像相传黄帝时的《竹弹之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4］(P211)《讼》卦九二爻辞: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3］(P81)这则爻辞句式整齐，三言四句，句尾用韵，可看作是完整的三言短歌;《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3］(P325)这显然是一首比兴的四言诗;《中孚》初九: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3］(P545)这则爻辞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杂言诗，这一手法在《诗经·小雅》的《鹤鸣》、《鹿鸣》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大过》九二: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3］(P261)这两个片断性的歌谣，被卦爻辞的编写者从原先的整体中割裂开来，分置于《大过》一卦的两爻之下，用以阐明爻义。与此类似的还有《屯》六二、《贲》六四、《离》九四、《井》九三、《归妹》的上六等爻辞。这些卦爻辞中，有类似的两言体、三言体和四言体，也有四言五言、四言六言的杂言诗，它们句式由简到繁，用韵具有规律，结构渐趋完整，表现手法不断成熟，合乎语言从简到繁的发展规律。

一九二七年，郭沫若发表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指出《周易》“经文的爻辞多半是韵文，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一九三零年，李镜池在《周易筮辞考》(后收《周易探源》)中列专章讨论“周易中的比兴诗歌”，明确“以说《诗》之法说《易》”。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李氏将一些卦爻辞称之为“诗歌式的句子”，［5］(P38)这些探究进一步推动了《周易》卦爻辞的诗意性研究。从语言形式看，《诗经》中成熟的四言体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艺术形式演变的过程。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内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6］(P271)基于《周易》中保存着二、三、四、杂言等古代歌谣，笔者认为《周易》卦爻辞的诗意性不仅与《诗经》而且与《楚辞》的诞生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卦爻辞除了诗意性之外，包容性也是其另一重要特点。“称名小、取类大”是就“辞”的包容性而言的。《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2］(P76－77)由于卦爻辞中象征、隐喻、借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辞”的丰富蕴涵需要通过反复的玩味揣摩才可以把握。爻辞也是如此，比如《困》卦，卦辞为:“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3］(P417)《困》卦的爻辞则具体描绘了“困”的具象:困于刑狱、酒食、不幸遭遇、贵人。上六的前一层言困于草莽之地，爻辞尽显困顿之象，而卦辞却是“亨”。上六的后一层云:“曰动悔有悔，征吉。”［3］(P417)皆是通顺之象。实现这种逆转的途径是在困境中不失其所守，保持中正，即可实现自己的意愿。“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3］(P590)胡适认为“之”是“趋向”之意。卦辞爻辞都是表示一卦一爻的趋向。之于“趋向”读者可用接受美学的逻辑，用文本的“能指”(卦爻辞)指向去寻“所指”(圣人之意)，某种程度上亦可不用其指向，依自己的感悟去寻出“所指”，这已是接受者的再创造了。正如《系辞上》所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3］(P614)此后，《易》传又在八卦引申象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卦之间相互关系的象征意义，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象征这一表现手法在《周易》中的运用。这样，辞的涵盖面更进一步扩大。

而“能指”(故事性)、“所指”(寄托性)显然是寓言的两大要素，它们之间的联系靠类比联想建立起来。可见，寓言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藉外论之”，即语言的包容性。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具有这样包容性的寓言小故事还有不少，如:“小狐汔济，濡其尾”(《未济》卦辞)［3］(P571);“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睽》六三)［3］(P341);“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初九)［4］(P209)等等，大抵语约意丰，寓意深刻，旨在拟人、指事、说理。可见，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胚芽可以追溯到较战国早六七百年的《易》辞时代。“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7］(P19)章学诚之论，可谓切中肯綮。

可以说《系辞》的作者对卦爻辞的诗意性、包容性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但对卦爻辞的变动性则明显认识不足。但这却是卦爻辞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在六十四卦爻辞中一以贯之。首先，每卦六爻自初至上递进演变的方向确定不移，终向和始向保持一致，终向是始向的扩展和深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向的确定性还体现在横向的循环往复上。比如，《乾》之上九阳盛极而衰，阴始生，接《坤》之初六。还有潜在的循环，比如《井》、《困》等等。之于爻辞这种变化方向的确定性，可谓“形散而神不散”。其次，爻辞的变动性还体现出变化过程的完整性。比如《乾》卦六爻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3］(P1)再如《渐》卦以鸿为主体，片段的组合，移步换景，写得非常有层次感。这些均与后世散文的写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后世写景散文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笔法在《渐》、《乾》等卦爻辞中已见端倪。此外，《周易》在《大蓄》、《丰》等卦的爻辞中，也有类似于后世叙事、记人、状物散文的描述，兹不赘述。最后，体现在变化内容的统一性上，是指六爻变化内容复杂多样，但都统一于一个中心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卦名或卦名的象征意义。比如《比》卦六爻爻辞都含比:比的基本前提、对象、比之道。可见《周易》卦、爻辞的这种结构编排体系，对后世议论性散文结构，从深层思维起到了一定的启示和规范作用。对照论说文而言，即卦辞部分演化为论说文中的论点，爻辞部分演化成论据和论证。于是规范的论说文结构就形成这样一种范式:首先提出论点，进而从多角度对论点进行论证阐述，文章结构严谨。总之，与殷墟甲骨卜辞相比，《周易》的卦、爻辞，尤其是爻辞，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写作手法都与后来的散文趋于接近，是后世散文的前驱。

要之，通过对《周易》的话语模式“辞”的特点的探析，得知《周易》的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六条爻辞，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诗歌、寓言、散文(写景状物、议论、叙事、记人)的形式写成的。高亨先生曾把它们分为四类:“曰记事之辞，曰取象之辞，曰说事之辞，曰断占之辞。”［8］(P24)可以看出《周易》卦爻辞中确已孕育了中国早期文学诸文体的胚芽。它语言洗练，诗意盎然;称名取类，以小见大;写景状物，形象生动，议论说理，富含哲理。不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殷末周初原始文学风貌及其艺术成就，而且像“太山遍雨，河润千里”［6］(P22)那样开启了后世的文体。从《诗经》、《楚辞》到《庄子》、《韩非子》、《吕览》、《战国策》再到《老子》、《论语》、《孟子》、《墨子》、《水经注》或多或少都受到《周易》话语模式的影响。先秦时代上古先民，那时就已经具有了如此鲜明的语体意识，由此断说当时已出现文学自觉的萌芽。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2］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刘玉才.吴越春秋选译·勾践阴谋外传［M］.成都:巴蜀书社，1991.

［5］李镜池.周易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78.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