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文化价值探究

2010-03-23李鸿雁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1期

李鸿雁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当下影视作品，色彩斑斓，多元化的时代促生了多元化的创作。影视剧选择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多元化的生活，去反映时代的变迁，从而提供了一个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正如美国传播学家约翰·费斯克所说的：“大众文化趋向于过度，它的笔触是宽广的，色彩是亮丽的。”[1]从军旅题材、历史题材到农村题材，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尤其是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更以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艺术特质呈现出独有的文化价值。

一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度。费孝通说过：“从基层上看来，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在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对乡土的描写与观照、赞美与讴歌、反思与探究。从《诗经》时代就有《七月》、《伐檀》这样描写农事生产与生活的篇章。现当代文学史上，更是产生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芙蓉镇》、《篱笆、女人和狗》等一大批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当下，农村题材尤其是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更是成果喜人，《刘老根》、《马大帅》、《圣水湖畔》、《希望的田野》、《插树岭》、《圣水湖畔》、《乡村爱情》、《文化站长》、《欢乐农家》等无一不搅热市场，璀璨荧屏。

当下农村题材影视剧的空前繁荣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与深邃的文化背景。

首先，历史原因。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王国，中国人对土地的那份眷恋与执着、虔诚与信仰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地域的人都无法理解与企及的。“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3]“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产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9这里传递着一个信息，从历史上看，乡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一段段生活场景，一场场儿女情长，甚至一段段有趣的对话，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恬淡自然的叙事、从从容容的讲述中体现出了一个民族的世事变迁，从稚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一路走到今天，流淌在我们后辈的血液里。与其说人们对农村题材的偏爱，不如说农村题材记录着我们这一代与前辈的生活，烛照着我们自己的灵魂。尤其是当下，农村人口依然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与之息息相关。

其次，地域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刘师培曾指出：南北文学的差异“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东北特有的地域环境促生了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繁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较之于风光旖旎的南方，北方的环境还是相对贫瘠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还是相对落后的。北方天苍野茫的地理条件、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和寒冷多变的气候，使生存变得困难，但这同时也养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粗犷豪放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情怀，那种浸染在骨子里的乐观、开朗、豪放、幽默、戏谑、调侃无不渗透在东北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中。当下，高速发展的社会使人们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艰难与压力，“他不断需要找到更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来与自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相结合，而这种需要就是他的精神来源，也是他的各种感情、爱恋以及焦灼的源泉”[4]。农村题材影视剧正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滋养，从而达到对人们繁琐焦灼的日常生活的反拨与修正，对人们空荡失落的灵魂的解放与救赎。

再次，时代原因。当下社会，市场经济正改变着每一位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

商品生产带来了统一价值观的破碎,带来了诗意生活的消散。丰盈的物质生活、充沛的物质享受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安宁与自由，“社会生活正处在某种不可救药的‘堕落的’状态之中。它的诸要素都要服从于诸如商品经济的普遍等价交换法则之类他律或异己的原则的统治。在现象世界之无处不在的堕落中，艺术作品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拯救力量：它们把这些现象置于某个自由塑造的、非强制的整体的处境中，借此把它们从其残缺的日常状态中拯救出来”[5]。高度发达的社会带给人的是心灵的迷失，“豪华是在公共活动中显示鉴赏力的社会享受的过度(因之这种过度是违背社会福利的)。但这种过度如果缺乏鉴赏力，那就是公然纵情享乐……豪华是为了理想的鉴赏而修饰(例如在舞会上和剧院里)，纵情享乐则为了口味的感官而极力营造过剩和多样性(为了肉体的感官，例如上流社会的一场宴席)”[6]。应对迷惘、寻找心灵家园，在特定的时代滋生了人们特殊的对东北农村影视剧的特殊需求。

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电视剧给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农村题材影视剧的走红，作为一道亮丽的艺苑风景线，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与文化价值。

首先，距离带来美感。英国的爱德华·布洛提出过著名的“心理距离”说，他以海雾为例，“设想海上起了大雾，这对于大多数人都是一种极为伤脑筋的事情。除了身体上感到的烦闷以及诸如因担心延误日程而对未来感到忧虑之外，它还常常引起一种奇特的焦急之情，对难以预料的危险的恐惧，以及由于看不见远方，听不到声音，判别不出某些信号的方位而感到情绪紧张”。同时，这海雾“也能够成为浓郁的趣味与欢乐的源泉……你也同样可以暂时摆脱海雾的上述情境，忘掉那危险性与实际的忧闷，把注意力转向‘客观地’形成周围景色的种种风物”[7]。危险的海雾变成美丽的海雾是由于人们的“心理距离”，而农村题材影视剧的艺术魅力正是这种“心理距离”带来了效应。对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而言，这是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熟悉是因为源于他们身边的故事，陌生是因为源于对生活的加工与提炼。而它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对于城市观众而言，城市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人迷失在灯红酒绿中，“现在人们感到的不是过去那种可怕的孤独与焦虑，而是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没有真实感。这种感觉可以变得很恐怖”[8]。当下大多数影视剧内容上的苍白无力，故事情节的胡编乱造，欲望的大量渲染，都无法留住观众的记忆，缺少心灵上的感动。在流行的作品和影视剧中，观众已很少再读到感动，已很少再体会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浪漫情怀，人的情感领域中那些最需要向往的部分，已被文学逐出了表现范畴之外，一切都为现实的利益和欲望所驱动。现代人的最大化的利益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使人们越来越向往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向往那种天蓝水清的生活环境，向往那种单纯友爱的邻里关系，向往那种和谐亲密的生存氛围，而农村题材影视剧充满了乡村原生态的生活气息，让住惯了钢筋水泥构筑的高楼大厦的城市观众因距离与陌生而对此产生空前的新奇与好感，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希望体验这样原生态的生活。正是如此才带给了观众这种适度的距离，适度的美。

其次，真实伴生虚假。农村题材影视剧真实地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三农”政策的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带来的农村的巨大变化。在农村题材影视剧中，我们看到家家富足、生活惬意：比城里还漂亮的、甚至媲美于别墅的大砖瓦房，各种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摩托甚至汽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还有养殖场、豆腐坊、果树园等产业。村中街道整洁，绿化规整，农户家中窗明几净。无疑，这是当下东北农村的真实版。真实是它的基本要求，真实是它的长久的生命力。巴尔扎克说：“获得全世界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把描绘变成真实”[9]。清代文论家刘熙载也曾说：“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绩实死在耳。”[10]文艺创作是需要真实的。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正是真实地再现了东北农村的现实，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典型缩影。可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任何单一的文化因素和文艺现象往往丧失或根本不存在其典型性。农村题材影视剧在真实中伴生着虚假。当下社会，城乡差别、南北差别、东西差别还是巨大的。我国当下还存在一些贫困乡村、落后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部分荧屏上呈现的只是一种理想的审美乌托邦，只是对主流文化的追崇与图释，它不是完全真实的乡土中国，也不是真实的东北农村，甚至可以说，它是城市化的乡村，是非典型化的东北农村，它缺少沉潜到灵魂深处的博大与厚重，缺少一个民族史诗般的气魄，它远没有达到现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影视剧的高度、广度与深度。

再次，成于人物败于人物。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鲜活、灵动、深刻的人物。“电视剧是叙事艺术。叙事的核心离不开人物塑造，可以说，一部电视剧作品艺术思想是灵魂，人物则是创作与接受的主体。”[11]“艺术和艺术人物的纯洁性所表现出的统一体是非实在的东西：他们是出现在社会现实中的东西的倒影。但是，在艺术非实在性的深处，理想之批判和革命力量，充满生气地保存着人在低劣现实中最热切的渴望。”[12]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独特的艺术魅力恰恰体现在它的人物塑造上，这些鲜活的人物是艺术工作者对时代的讴歌与礼赞，是他们情感的外溢与流淌。“所谓内在情感的外化，不是情感的释放或涌出，而是改变它的性质，使它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变成一种艺术的理解。艺术家的目的不是像因果理论所说的那样，将某种内在情感展示出来，而是真正理解这种情感，而这意味着从一种‘情感状态’转变成一种‘审美概念’(或美的意象)。”[13]在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中，我们看到了最纯朴、最憨厚、最善良、最率真的农民，他既勤劳、热情、乐于助人，又有些自私、胆小、狡猾、虚荣。他们身上既有根深蒂固的小农习气，又有城市现代化的进程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喜剧明星和二人转演员的本色化出演，用幽默风趣的东北方言，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构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模式，拉动了市场，搅热了荧屏。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喜剧明星和二人转演员的本色化出演，一方面成为作品成功的重要砝码，但是，也正是这些演员的出演，再加上对商业利益的最大化需求，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成功之处也潜藏着危机。“市场惟大众的马首是瞻, 认定最畅销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它的铁的规律是不能接受一个无销路的好东西。”[14]“媚俗艺术的生产者必须意识到他的公众在兴趣和欲望上千差万别。正因为如此, 媚俗艺术作为一种风格根本上是折中主义的。”[15]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人物是漂浮在表层的无深度的角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乡土社会、真正的底层广大农民。他们缺少梁生宝的精神气质与灵魂高度，也没有赵树理笔下人物的复杂与真实，他们俨然是一出出闹剧人物，无关痛痒，无病呻吟，流于无聊与肤浅的外在形式，缺少对人物心灵深处的本质力量的深邃理解，缺少对当下出于伟大变革时代的广阔农村生活的整体把握与掌控。

三

韦伯曾说，在生命的理智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条件下，艺术承担了对世俗的救赎功能。“恰恰是由于艺术与生活保持着距离，所以它能够率先行动，起着先锋的作用。由于艺术和现实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所以它能胜任自己的任务。”[16]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而又急剧转型的时代，一个缺失了信仰与崇高的时代，一个缺失了爱与美的时代，一个缺失了诗意的时代，一个平面化、虚无化的时代，一个精神分裂、意义紊乱的时代，一个非理性的、商业媚俗的时代，一个精神生活越来越粗俗化的时代，一个不尚思辨的时代。大众文艺和文化为了商业利益，不惜媚俗，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的功能丧失殆尽。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到底何去何从，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农村题材影视剧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它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它承担着一个民族灵魂塑造的重任，它流淌在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血液里。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应该按照现实主义原则，体现出人文关怀，描写真正的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尊重他们、理解他们，描写他们的悲与喜、苦与乐，讲述他们的真实生存境况，聆听他们的真实情感诉求，抒写伟大时代背景下广大农民的真正的心灵史。

当代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用诗句表达了这样的哲理：“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当下人们要求的不仅仅是“栖居”，而且要诗一般栖居。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也必须达到这样的一个审美的高度。审美可以使我们重拾我们灵魂中对真善美的向往，使我们诗意地生存,使我们拥有形而上的追求,拥有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人类选择了文学和艺术，意味着人超越了本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实在，从肌体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而文学又以自己特殊的魅力，慰藉着人的心灵，观照着人的生存,成为与物质世界比肩而立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

[1]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39．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9．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00．

[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洋,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9．

[5] 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1．

[6] 曹俊峰．康德美学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7] 蒋孔阳，朱立元．美学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9．

[8]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0．

[9] 王秋荣．巴尔扎克论文学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3．

[10]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5．

[11] 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 [M]．北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34．

[12]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