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作者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作家）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几年前我在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上陈述过这样一种意见：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创辟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都是文化散文的典范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于1960年的《内蒙访古》。而黄裳的分别结集于1940年、1980年的《锦帆集》、《锦帆集外》、《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也都是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这一看法得到了与会诸君的赞同。

应该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坛的盛行是有渊源的。且不说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很早以前，就传下来“文史不分家”和“六经皆史”这样两句话；单就创作规律来考究，读者之所以欢迎，作者之所以热心，起码有下述诸多因由：

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作用”与“陌生化”效果。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往陌生的时空，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