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楷越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着力描写当代中国社会官场现状、展示官场复杂险恶、记录官员命运沉浮的“官场小说”应运而生。特别是当湖南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推出后，一批“官场小说”更是接踵而至。从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系列到丁邦文的《中国式秘书》，从李国征的《后备干部》到吴国恩的《文化局长》、《宣传部长》等，令人目不暇接。近十年来，“官场小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据有关机构统计数字显示，仅2009年1至3月出版的“官场小说”就多达123种。十多年间，“官场小说”之所以畅销不衰，自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空间。在这十多年里，作为一幅幅当代中国社会官场“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态长卷，“官场文学”走过了一条从人物设置简单苍白、故事情节程式化到对官场生态和官员心态进行深入透彻解析、充分揭示官员复杂内心世界这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程。在从步入“类型化”到走出“类型化”的过程中，“官场小说”的读者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窥视欲满足“官场教科书秘笈”，到看到更多揭示官员复杂情感天地、细腻展现世间官场日常生态的阶段，这不仅仅只是分享作品中艰难式的教化和启蒙、腐败官员与反腐力量的较量，更是一次阅读境界上的超越。这一切都需要涉猎官场题材的作家不能陷入“类型化”创作的模式，而应进一步地拓展思路。正如作家吴国恩在创作《文化局长》和《宣传部长》时感言：“文学应该是放射状的，官场作为一种存在，成为文学描写的一个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