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伟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论南宋宰相史浩对其家族的贡献

夏令伟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南宋宰相史浩对其家族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他为子孙赢得与皇室联姻或恩荫入仕的机会，并检验子辈器量，以培养其从政能力；二，他发起创立四明义田庄；又建造四明洞天，使家族居住群落得以形成；三，他撰修族谱、订立家训，重视童蒙教育，而且他还聘请名师在书院讲学，从而使家族形成了崇尚学术研究的气氛。

史浩；史氏家族；家族文化；贡献

四明史氏家族是整个宋代为数不多的相门之一，如戴表元《跋史和旨诗卷》所言：“渡江以后，世家之盛独在史氏，遂欲与韩、吕为三。文惠开国，淳风粹猷，载在方册。生其门者，人怀卿辅之望，两制以下，或所不屑。”[1]楼钥《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亦云：“四明衣冠之族，绍兴以来，莫盛于史氏。……太师、会稽郡王、文惠公，位极人臣，而史氏益大。”[2]1479他们着眼史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与历史地位的同时，皆道出了宰相史浩（文惠公）所起的关键作用。目前，学术界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史浩的政治问题上①参见: Davis R L.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 – 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M]. Durb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史美珩. 中华姓氏谱: 史[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 俞信芳. 鄞籍中兴宰相史浩二三事[J]. 宁波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1, (3): 54-57. 诸葛忆兵. 老成谋国的南宋宰相史浩[J]. 文史知识, 1999, (11): 65-71等.，从家族层面来探讨史浩贡献的成果则尚未出现，对此，本文拟从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泽荫后人，教子有成

绍兴十五年（1145年），史浩考中进士，时年四十，为余姚尉，后由温州教授擢升太学正，继为国子博士。若以当时正规的途径迁转的话，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却因出任藩邸属官而际遇孝宗，于隆兴元年（1163年）初次拜相，又于淳熙五年（1185年）复相，楼钥《跋叶氏夫人墓志》云：“其后位极人臣，生为太师，赐第行在所，玉带金鱼，勋名富贵，康宁寿考，为近代臣子之冠。”[2]1005这一成就对史浩后人影响深远，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

（一）凭藉自身在孝宗朝的政治地位，为子孙赢得与皇室联姻或恩荫入仕的机会

与皇室联姻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史弥坚。袁桷《先夫人行述》云[3]575：

忠定越王淳熙中召赴德寿庆寿班，孝宗曲宴，问曰：“太傅幼子，今何姻？”忠定谢不敢。孝宗曰：“吾为太傅成之。”是时崇宪靖王伯圭女方笄，即封新安郡主，以嫁忠宣。

崇宪靖王赵伯圭乃孝宗同母之兄，因孝宗过继给高宗，名分有别，但血亲无改，故地位十分尊崇。孝宗特地将赵伯圭之女嫁给史弥坚，无疑有利于后者的仕途发展。

恩荫方面，宋代宰相享有较大权力。诸葛忆兵先生认为：“荫补制度最大的受惠者是宰辅，他们在职期间乃至去职以后，子弟、门人都从这项制度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4]史浩子孙自然也不例外。如史弥正并未中过进士，却得以出仕，即是史浩恩荫所致。及其罢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喻良能曾有《勿言鲁酒薄为史端叔作也端叔同寮于越未终更求奉中都祠归丞相侍傍作是诗以送之》，表达了对他的赞扬：“君侯宰相子，风度何翩翩。四偕计吏贡，春铨复褎然。……君才若杞梓，真能世其家。”[5]实际上，史弥正之所以“四偕计吏贡，春铨复褎然”，被视为“真能世其家”和“君才若杞梓”只是原因之一，作为“宰相子”所获得的巨大恩荫才是关键所在。又如史定之，“忠定王之孙也。常侍忠定造朝，孝宗奇爱之，以祖泽补官”[6]44；史守之，“忠定王孙，献文侯子也，淳熙十一年祖泽补官”[6]42。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皆可看出史浩对其子孙恩荫入仕的影响所在。

（二）检验子辈器量，以培养其从政能力

楼钥《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云：“弥大、弥远，皆登进士第；弥正、弥坚，亦累举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2]1286史浩四子皆致通显，楼钥归之于“公之教子”。有一事可见其“教子”之方[7]6206：

史弥远，字同叔，忠定罢相归东湖，与弟弥坚先后生。忠定深器之，尝曰：“吾以不言兵，后必有为宰相者。二子优劣，吾未能审也。”一日，携客游湖寺，二子从。忠定阴戒从者进食逾晡时，弥远独凝坐，绝怒色，忠定始肯之。

以成为宰相期许史弥远、史弥坚二子，并设一事加以考验，因史弥远能“独凝坐，绝怒色”，史浩“始肯之”，至为奖许。这与吕夷简推许其子吕公著“他日必为公辅”[8]10772的意思是一致的。他人亦有如史浩类似的看法，如“淳熙十四年，（史弥远）登进士第，孝宗临轩嘉叹曰：‘史太傅晚年有子，足慰老怀。’”[6]30又如“丞相京镗屏左右曰：‘君（史弥远）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8]12415如果说孝宗的肯定是基于同史浩的关系，那么京镗的预测则为后来史弥远长期担任宋宁宗、理宗朝宰相所证实，而这同史浩的培养、期许不能说没有关系。

二、立义田庄，建居住群

在中进士之前，史浩只在乡里担任小吏，那时，他收入不多、薪俸有限，以至有时陷入困顿之中；只是在中了进士、入仕为官后，经济状况才得以改观。袁桷《书史忠定王贷钱劵后》云[3]810：

当绍兴甲子岁，越国夫人寿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钱为酒食，以合姻族、闾里，礼甚具。坊，故属浙东常平司。至秋七月，不胜输官之苦，留系于越，宿越卖饼汤媪家。是岁乡试期已迫，忠定王不得归里，郁郁怅望。媪微问曰：“秀才何负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对。翼日，媪召儿，与共约曰：“我积钱百千，以治终事，今悉与秀才输官。若中秋试，必速偿我，毋惜也。”王归，果与计偕，实绍兴之十四年。至乾道间，王以衮衣偃藩，养越国夫人于越，时媪犹亡恙。王命使者，车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谢弗受，曰：“愿丞相子孙他日官越，毋忘媪家，时赈与足矣。”后忠献为常平使者，复命驾媪家，拜其像，与其子坐，且遗金帛甚厚。

为了庆祝母亲六十寿辰，史浩乃告贷官府，“假坊钱为酒食”。虽孝心可嘉，但经济拮据于此可见；而且“不胜输官之苦”，避债越地，至有不能参加乡试之虞。幸亏有“卖饼汤媪”倾囊相助，才得以返回乡里，参加科举，并最终考中进士。史浩入仕尤其初相之后，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时常“赈与”恩人，其子史弥远亦能祖述其志，抚恤媪之后人，“遗金帛甚厚”。

随着权位日增，史浩亦有能力广布善举。《延祐四明志》载有四明义田庄之设始末[7]6343：

太师史忠定王镇会稽日，捐公帑之金，市田数百亩，名曰义田，凡仕族有亲丧之不能举与孤女之不能嫁者，以其租入差给之。既闲居里，端宪沈公焕请曰：“吾乡义风素著，相周相恤不待甚富者能之，而求者日众，后难继也。举会稽近比行于此，其可乎？”王韪其言，乃与沈及少师汪公暨其子尚书大猷合辞以倡好义者。于是捐己产或输财以广费，积田渐多，郡太守相继辍在官之田若钱。今丞相史鲁公又捐楮券附益之，岁得谷斛六百，米半之，买地作屋十五楹于郡之望京门里，扁曰“义田庄”，择乡之贤有力者掌焉。

首先，史浩“捐公帑之金，市田数百亩”，在会稽创立周济贫者的“义田”；接着，采纳沈焕的建议，同汪氏一道发起创立四明义田庄，厉行公益；然后，史弥远亦“捐楮券附益之”，将其父史浩所倡行的慈善事业传承下去。在义田庄的设立过程中，史氏与他人一起“捐己产或输财以广费”，起到了带头作用。

史浩隆兴元年初次罢相之后，其《论降诏视师札子》声称“归乡无屋可居，旅泊山寺，谢绝宾客，罕闻朝政”[9]16，很是寒怆；但在淳熙年间退隐之后，则受到孝宗父子恩宠，其《真隐园铭》有所描述：“赐西湖一曲以成其志，斥白金万两以竟其役，而皇太子又大书‘四明洞天’并以珠玉妙作为赆。”[9]205故史浩始以四明月湖一带为宅，建造四明洞天。自此之后，史氏在月湖一带大兴土木，将多数月湖胜景收归己有，一如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卷上《西湖史氏》所言：“城外东湖之七十二山，城中西湖之十洲，归史氏者皆十七焉。”[10]2639四明洞天的建造带来了家族居住群落的形成。

三、修谱作训，重视教育

史浩作为史氏家族嫡传一系，很早便展现出了处理家族事务的能力。《鄞东下水史氏家乘》卷一《四明史氏谱序》云：“初八行（史诏）与八十太师（史师木）终，浩号跌，鬻先畴，尽送终之礼，两丧如一。事长抚幼，均给衣食，一门数百指无闲言。营度皆已就绪，而遂昌丞（史才）始归，人已觇浩致远而光耀史氏门户。复立教育，第十三人多成材，皆浩之力也。”[11]史浩敬事丧礼、和睦家族及“复立教育”三事，皆为“致远而光耀史氏门户”之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述。

（一）撰修族谱，订立家训

关于史氏一姓的发展，史美珩先生将杜陵史家、江苏溧阳史家、浙江宁波史家作为“史氏的三大发散中心”[12]7-8。其中，江苏溧阳乃吴、越史氏发源之地，故为郡望所在。南宋以来，随着吴、越史氏的崛起，族谱撰修开始盛行。先是，史浩于乾道七年（1171年）刻成越中派谱。而据虞允文《宋乾道年吴中派谱序》所云，次年“（史）正志予门下士梓其宗谱，别其派为吴中，庶几明其源、晰其流”[13]。这样，如吴中志《吴中派谱序》所云：“吴中之谱、溧阳之谱、越中之谱皆系出于壮侯，并谱三宗者合。吴中自为谱，溧阳自为谱，越中自为谱，各谱其所亲者。合也则仍别也，此吴中派谱所由辑也。”[14]也就是说，无论越中派谱还是吴中派谱，虽能昭示渊源所自，归于一祖；但更是“自为谱”，“各谱其所亲者”而自成体系。这也体现了史浩族谱编撰的一种思路，即“自我作祖”，详载当下。周必大在为《史氏宗谱》所作序中曾予以揭示：“史氏惓于谱牒之是辑也，自宋大丞相直翁。公以莫纪，欲仿前代狄先生遗意，不妨自我作祖，爰及后人统厥祖而谱焉。因思世远族滋，倘后之人莫为稽考，则此一举，诚要典也。”[15]这里道出了史浩对于史氏谱牒编撰的发轫作用，他为了避免祖先事迹无传、“莫纪”，敢于“自我作祖”，详载当下，以备后人稽考。可是，史浩的这一思路为何也为吴中派谱所效法呢？这当从史浩与史正志的密切关系中寻找答案。在修谱之前史浩初次拜相时期，二人已过从甚密。王十朋在《论史正志札子》中曾抨击道：“浩与正志姓同而族异，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门最为用事，故士论有亲侄之嘲。”[16]此论虽不免愤激夸张，但史浩与史正志存有同宗之谊，则不为虚。因此，史浩的编撰思路亦为史正志所恪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史正志主持下的《吴中派谱》修成之后，史浩曾有序，其中阐释了撰修族谱的目的与意义[17]：

予惟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所以纪兴废，详刺讥，使君若臣览之，以探至治之原。而谱者，所以序昭穆，彰劝戒，使子若孙观之，以为从善之本。故谱牒之作有关于家道人伦，匪渺小也。……今子亨按源据委复修而刻之，盖使祖德宗功并炳若日星河汉，且勉子孙以从善，以永其水木本源欤。予实有同心也，于是乎书！

史浩将族谱与国史对举，足见其对谱牒价值的重视。在他看来，谱牒既可“序昭穆”，彰显祖宗功德；又可“彰劝戒”，教化后代，可谓事关“家道人伦”之大。史浩撰修越中派谱，曾拟定名（师水弥之卿，孙公祖必仕，本立自元孝，起宗在节义）、字（道翁叔子景，甫叟可均国，世贵端良彦，德及忠厚嗣）、第（亿万千百再，行友庆新宝，冀越齐鲁卫，夏殷周楚永），从取字法中不难看出史浩“序昭穆”，使长幼有序及“彰劝戒”，以孝义忠良传家的用心。

此外，史浩亦有其它团结、凝聚家族成员之举。淳熙五年（1178年），史惟则等史氏先祖受到追封，史浩以衣冠葬之，并在《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中呼吁道：“昭回潜德兮交相发明，佑我后人兮绵百亿。”[9]212追述先祖功德，并为后人祈福。

绍熙二年（1191年），史浩又撰有家训，以祖宗及自身的品行为榜样，教育子孙要坚守儒业、不坠家声。做到敬长慈幼、信友和邻、勤俭持家和不废农作。至于嫁娶祭丧，则求尽礼、尽诚，务为俭约。这些训示既是史浩基于家族崛起历史的经验之谈，又饱含着对子孙未来健康发展的殷切期待，用意不可谓不深远。并且通篇文字能以情动人，“在利害关系中渗透着浓厚的亲情”，“是史氏的家训之祖”[12]260。

（二）重视教育，成就后人

史浩对于后代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拥有一套极具特色的教育理念。

特色之一是创作《童丱须知》，重视童蒙教育。淳熙八年（1181年），史浩作有《童丱须知》两卷，其小序云[9]252：

予起身寒微，颇安俭素。非官至，未尝陈觞豆。退处率多暇日，间口占数语以训儿孙，使知事君事亲、修身行己之要。录之几百篇，目曰《童须知》。不敢以示作者，姑藏其家。欲其易晓，故鄙俚不文，然比之嘲风弄月，则有间矣。留心义方者，有取于斯焉。

可见，史浩作《童丱须知》的目的是使儿孙“知事君事亲、修身行已之要”；内容自是道德教化之类；而形式上“欲其易晓，故鄙俚不文”，较为契合儿童的接受心理。实际在后辈的教育与成长上，该作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宋人黄震在为史浩曾孙史猷夫所作的《宝善堂记》中云：“我朝蝉联赫奕，钟鼎相辉，孰有如君家之盛！世或以其太盛也而掩其善，不知其所以能盛者，正以其善尔。”[18]586便将史氏兴盛之因归结为一个“善”字；而善之源则尤为推重史浩所作的童蒙教育：“作《童丱须知》，切切然，训迪其子若孙，饮食衣服莫不有戒，于亦无愧《颜氏家训》之意。”[18]586将《童丱须知》比于《颜氏家训》，正说明了史浩以之“训迪”子孙的殷切用心与巨大成效。

特色之二是聘请名师讲学书院，并使家族形成了崇尚学术研究的气氛。史浩之学源自其叔父史师木；但内容为何，并不可知。今考史浩的学术著作有《周礼天地二官讲义》（十四卷）、《论语口义》（二十卷）、《尚书讲义》（二十二卷）三种，仅后者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保存至今。该书曾进于孝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尚书讲义〉提要》云[19]：

盖本当时经进之本，故其说皆顺文演绎，颇近经幄讲章之体。其说大抵以注疏为主，参考诸儒而以己意融贯之。……《朱子语类》尝称“史丞相说《书》亦有好处，……则朱子固于此书有所取。孙应时《烛湖集》有《上史越王书》云：“《书传》多所发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蕴，剖抉古今异同偏见，开悟后学心目，使人沛然饱满者，无虑数十百条。”又云：“欲以疑义请教者，一一疏诸下方。”则浩此书实与应时商榷之，亦非率尔苟作矣。

这里既云《尚书讲义》“本当时经进之本”，则其有为政治服务之意，同史浩的侍读经历关系甚大。该书对《尚书》学有一定贡献。朱熹言该书“亦有好处”，且“固于此书有所取”，都可说明《尚书讲义》的价值。四库馆臣又认为“浩此书实与应时商榷之，亦非率尔苟作矣”，可见孙应时对该书也有一定贡献。孙应时少时曾从陆九渊学业，后举进士，出任黄岩尉，有德政，为理学家朱熹所爱重；因此孙应时的学问出于陆、朱二先生，为当时理学名家。大概出于此种背景，史浩曾邀请孙应时讲学四明以教育其子史弥远、史弥坚等。司马述《烛湖集序》云：“淳熙甲辰（1184年），史忠定王延致先生，讲道东湖，今丞相鲁国公昆弟实从之游。”[20]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除孙应时外，史浩还邀请多人讲学东湖。全祖望《竹洲三先生书院记》云：“史忠定王归老，御赐竹洲一曲，寿皇为书四明洞天之阙以题之，即所称真隐观者也。忠定最与端宪（沈焕）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征君（沈炳）亦授徒于忠定观中，于是端宪兄弟并居湖上。”[10]1042《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则云：“文元（杨简）之讲学于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馆端宪（沈焕）于竹洲，又延文元于碧沚，袁正献公（袁燮）时亦来预。湖上四桥，游人如云，而木铎之声相闻。忠定既逝，端宪、正献亦下世。忠定之孙子仁（史守之），不满其叔弥远所为，退居湖上，复请文元讲学，故其居碧沚也甚久。……子仁受文元之教，终身不应召命。”[10]1046沈焕、杨简和袁燮都私淑陆九渊，是将陆学播于四明的关键人物。史浩推崇学术，为三人设立书院，礼遇备至，史氏子孙从中受益良多，道德、学问之尚更加突出。如史守之“受文元之教，终身不应召命”，恬退之举甚至受到了皇帝的肯定，“嘉定十七年，起倅嘉禾，力辞不就。上嘉其恬退，制曰：‘睠乃烈祖，勋在王室，侑食清庙。尔父潜心圣道，业藻儒林，而尔也淘沐大醇，克修前绪，抗忠励行，不求闻达，若将终身焉。……’”[6]42他的学问也是大放异彩，著有《世学》（二十四卷）、《心易龟鉴》两种，皆是学术著作。全祖望曾在《题史秦州友林集》中列举史氏著述后感叹道：“当时以三宰相、两执政重圭累衮之势，而各肆力于撰述，亦正有不可及者。”[10]1377

综上所述，史氏家族崛起的过程中，史浩所作贡献不可泯灭。事实上，宋代多数家族的崛起往往得益于个别成员所起的关键作用。对此加以探讨，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宋代家族的崛起原因及发展趋向的认识。本文对史浩的家族贡献所作的阐述，目的即在于此。

[1] 戴表元. 剡源集: 跋史和旨诗卷[C] //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78.

[2] 楼钥. 攻媿集[C] //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 袁桷. 清容居士集[C] //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 诸葛忆兵. 宋代宰辅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62.

[5] 喻良能. 香山集: 卷二[C] // 舒大刚. 宋集珍本丛刊: 第56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85-92.

[6] 王德沛, 韩崑, 徐受荃, 等: 史氏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C] // 史美露. 南宋四明史氏.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7] 袁桷. 延祐四明志[C] // 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方志丛刊: 第6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8]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9] 史浩. 鄮峰真隐漫录[C] // 舒大刚. 宋集珍本丛刊: 第43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10] 朱铸禹.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1] 佚名: 四明史氏谱序[C] // 史美露. 南宋四明史氏.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183-184.

[12] 史美珩. 中华姓氏谱: 史[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

[13] 虞允文. 宋乾道年吴中派谱序[C] // 史美露. 南宋四明史氏.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159.

[14] 吴中志. 吴中派谱序[C] // 史美露. 南宋四明史氏.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161.

[15] 周必大. 宋淳熙年史氏宗谱序[C] // 史美露. 南宋四明史氏.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177.

[16] 王十朋. 论史正志札子[C] // 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 王十朋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618-619.

[17] 史浩. 宋乾道年吴中派谱原序[C] // 史美露. 南宋四明史氏.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160.

[18] 黄震. 黄氏日抄[C] // 纪昀. 文津阁四库全书: 第235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9]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91-92.

[20] 司马述. 烛湖集序[C] // 孙应时. 烛湖集 // 纪昀. 文津阁四库全书. 第389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655.

Study on Prime Minister Shi Hao’s Contributions to His Family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XIA Ling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275)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rime Minister Shi Hao’s contributions to his family could be concluded as following. Firstly, some of his descendants were given chances to get married to descendents of the royal family or to be appointed officials for Shi Hao’s reason. He also carefully tested his descendents’capabilities to cultivate their politics capacity accordingly. Secondly, he sponso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iming Yi Tianzhuang (a farm with charitable feature sited in Siming) and Siming Dongtian (name of Shihao’s house), based on which his family’s habitation community was formed. Thirdly, Shihao wrote genealogy, worked out family instructions and paid attention to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Shihao also employed masters to teach in his private school, which behavior aroused the fashion of upholding academic research among his families.

Shi Hao; Family of Shi; Family Culture; Contribution

K245

A

1674-3555(2010)04-0105-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1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09-10-27

夏令伟(1981- )，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家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