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婷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北宋中后期经略西北的负面影响

封 婷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西北地区因其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受到北宋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北宋中后期对西北的经略，在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包括人口减少、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重、西北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考察北宋中后期经略西北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北宋；经略西北；负面影响；人口减少；财政危机；生态破坏

我国西北地区，是中原的门户，因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北宋时期，西北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分布着吐蕃、党项和契丹等少数民族。为经略好这一地区，北宋中央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的同时，也给北宋及西北地区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①目前学术界关于宋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与开拓问题多有论述, 但大都论述其积极影响. 参见: 安国楼. 北宋后期西北地区的开拓与经营[C] // 朱瑞熙, 王曾瑜, 李清凌. 宋史研究论文集: 第十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342-354. 安国楼.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郑州大学学报, 2003, (1): 23-26. 也有一些专著或论文论述北宋经略西北的负面影响. 参见: 刘建丽. 宋代西北吐蕃研究[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7. 刘建丽,段有成.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J]. 青海民族研究, 2003, (3): 70-72等.。对这些不利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经略西北对人口的影响、对北宋政府造成的财政危机以及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破坏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对北宋经略西北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经略西北对人口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西北地区，其地理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陕西西北、甘肃东南部、青海及宁夏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北宋初年大体上属于陕西路管辖，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以后，西北地区又包括永兴军路、秦凤路和熙河路。

北宋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与开拓，主要集中在中后期。仁宗时期，北宋对西北地区已有经营，熙宁年间（1068 – 1077年）达到高峰。王韶开熙河，取得了拓境熙、河，又占河、湟的重大胜利。之后，沈括、种谔等又相继率兵在西北征讨。宣和四年（1119年），鄜延、环庆两路宋军大败西夏军队，夺得横山之地。北宋中后期对西北地区的开拓与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蕃族的内附，使得北宋的边境逐渐向西北延伸，大大增加了北宋统治的范围。

北方少数民族，以陕西最多。由于北宋官方的户籍统计往往没有少数民族人口的具体数字，我们无法得出这一些地区人口的精确数字。据统计，北宋初年，熙、河、兰、洮和岷一带的吐蕃人口至少有 50万。到北宋晚期，陕西五路（鄜延、泾原、环庆、秦凤和熙河路）及河湟地区吐蕃或吐蕃化居民至少有170万人[1]。从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的熙河之役，到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不到两年时间，宋军就取得“修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2]6022-6023的战果。蕃族的内附，增加了北宋所统治的人口。熙宁四年（1071年），蕃部俞龙珂（即包顺）率所属12万口内附[3]10579。之后的河湟之役，也“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4]2355。

但我们也应看到，宋王朝经略西北，也是一个给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带来灾难的过程，导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锐减。元丰四年（1081年），王韶去世，洪州奏言：“熙河所奏多欺延，杀蕃部老弱不可胜数，军以首级为功”[2]7592。宋军的这种诛杀给蕃部百姓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焚荡帐户更是不计其数，致使熙河一路“自用兵以来，诛斩万计，遗骸暴野，游魂无依”[2]6032。王韶在开边过程中杀蕃部无数，致使当地人口迅速减少，这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王韶的开边也因此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抵抗。在古代社会，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人力，如果人口减少，当地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丙申，克服河州，斩千余级”，“……又遣景思立，王君万通路，斩三千级。”[2]5912熙宁七年（1074年）夏四月，王韶“进筑珂诺城，与蕃兵连战破之，斩首七千余级，焚三万余帐。”[3]285因统治者对士兵在战场上斩敌首采取奖励的政策，“赐熙河路兵将特支钱，战死者赐帛，免夏秋税”，致使后来，“士卒见杀贼易以得功，则人人且欲以讨荡为事”[2]5925，“闻官军贪功，有斩巴氊部蕃兵以效级者，人极嗟愤”[2]5964。

在拓边过程中，宋军甚至不放过那些已投降的蕃族。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围河州时，“蕃部开门请降，诸军既入，夜杀降者二千余人，军前匿之不奏”。神宗听说之后，悲叹：“祸莫大于杀已降”[2]6018。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还熙州，取得重大胜利。当时有朝臣指出：“羌人愚，可惜枉杀太多。”[2]5945这种诛杀，使各处蕃部各怀震怖，对蕃族人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对于这种诛杀，神宗虽曾多次禁止，但效果不佳，“大兵破荡部族者亦如之。”[2]6044后来，一些士卒竟然“虚以军前逃逸人夫、蕃部及在路死亡之人首级为数，以希功赏”，致使神宗不得不令种谔“凡有斩级，子细验认”[2]7737-7738。对此，就连当时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也指出：“将帅利以多杀为功，熙河诸羌但能存恤，结以恩德，全惜兵力专事董毡，即诸羌自为我用；若专务多杀，乃驱之使附董毡，令敌愈强而自生患，不惟非计，亦非所谓仁义之师也。”[2]6109对宋王朝来说，这种诛杀，既没有体现出宋军是一支仁义之师；也不利于宋联合吐蕃来共同对付西夏，对宋更早、更彻底地实现“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标来说是一个损失；它也不利于宋对沿边居民的招抚。

宋徽宗即位后，决心“绍述先志”，效法熙宁之治，又向西北开拓边疆。史载，河湟之役“前后六战，斩获一万余人”[4]2355。攻陷青唐城时，“悉捕城中诸羌斩之，积级如山。”[5]4828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王厚、童贯大败青唐时又“斩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余人”[6]271。

由此可见，北宋经略西北，虽然使北宋所统治的范围有所增加；但对西北地区人口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二、经略西北所导致的财政危机

北宋经略西北，数年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财力，加重了财政危机。

北宋财政收支转变过程在前中期就已见其端倪。到仁宗、英宗时期，入不敷出的现状已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因西部战争，财政在军费上的倾斜力度逐渐加大，财政危机逐渐呈现，到英宗时期，财政危机已完全暴露。因此，神宗继位，“优先理财”，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以改变财政入不敷出的现状。

仁宗时期，西北地区连年战争，朝廷为此支出的军费已颇壮观。治平二年（1064年）岁入缗钱约六千万贯，养兵之费约五千万贯。随着战争的逐渐升级，陕西路的军费也逐渐上升。宝元元年（1038年）北宋政府没有用兵，陕西路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到庆历二年（1042年），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贯石匹两）[2]3366。用兵后的支出是用兵前支出的两倍多。同河东及河北两路比较，也是陕西路最多。巨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北宋廷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神宗时期是战争和军事行动频繁的一个时期，主要有熙宁年间的熙河开边和元丰年间的宋夏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用兵熙河，半年左右，共费钱粮银铀绢一千二百万贯匹，其中缗钱一项计有七百余万[2]5610。半年之费就达到如此地步，可见国家为王韶拓边付出的财力。这使神宗颇为顾虑，也成为当时不少大臣攻击王韶的一个主要因素。

为支持西北地区的战争，中央常“诏三司出银铀绢总十万付秦凤缘边安抚司，以备边费”[2]5730。熙宁六年，又“赐熙河路经略司钱三千万缗，以备边费”[2]5903。熙宁七年（1074年），“诏三司出内藏库绢二十万赴熙河路经略安抚司，以备军赏”[2]6018。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三司使李承之言：“三司近岁以来，财货匮乏为甚，计月支给，犹惧不足。”[2]6956而元丰年间的宋夏战争所消耗的财力也为数不少，仅元丰五年（1082年）上半年，宋廷即向陕西路都转运司支拨司农寺钱二百万缗，内藏库银三百万两，盐钱二百万缗，合计七百万贯两的财赋[2]7860。再如，元丰五年（1082年）夏四月，王珪向神宗指出：“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矣。”[7]朝廷发布的类似的诏令很多，为开边中央财政支出巨大由此可见。

哲宗继位，朝廷为支援宋夏战争拨付的钱物仍不少，绍圣三年（1096年），出元丰库缗钱四百万于陕西。元祐元年（1086年），“岁入八千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三百，岁出九千一百九十万八千六百（两匹石束）”[8]。战争使宋朝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徽宗继位之初，由于哲宗末年对西夏作战耗费了大量资材，边备空虚，宋廷即连下五敕，将诸路封桩钱物的大部分调往西部边境充军费，即所谓“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于西边。”[6]2131然而蔡京等人并不以此为训，盲目开边，“复务拓土，劝徽宗招纳青唐，用王厚经置，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3]4247。对于此时的宋朝来说，盲目开边对其无疑是饮鸩止渴。结果，北宋中后期，中央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这不但加重了民众负担，社会危机也伴随着财政危机开始出现。后来女真金政权入侵，终于灭亡了不堪一击的北宋政权。

仁宗中期、神宗熙丰年间以及徽宗时期，是战争比较多的时期。熙丰年间，北宋的西北开边达到了高峰。相应地，这三个阶段，也是中央财政征调最显著的时期，中央财政陷入危机，综其原因，除军费的巨大开支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且军赏名目繁多，同样导致中央财政支出的增多。就拿熙宁年间的熙河之役来说，神宗就多次下诏对士兵进行奖赏。熙宁六年（1073年）熙河路经略司上“河州得功将卒三千五百二十七人，诏每获首一级赐绢五匹”[2]5937。在收复河州后，神宗下诏“河州功赏，获一级赐绢五匹”[2]6044。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签发的赏功格规定：“‘斩杀敌’大首领（谓正监军、伪置郡守之类）‘转’四官，赐绢五十匹；首领三官，赐绢三十匹；小首领两官，赐绢二十匹；蕃丁一级转一资，赐绢二十匹”[9]6081。因北宋施行招募制，冗兵很多，军赏成为宋朝财政中一笔数量可观的开支。

其次，蕃学的设置也导致了经费的上升。到熙宁八年，熙河路所辖州军基本上都有了宋朝官办的民族学校。但由于蕃学属于官办，经费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当然，地方财政也承担一部分，如：河州设蕃学时，宋政府“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2]6357。为办蕃学，宋政府花费了很大的财力。后来，因财政危机，致使熙宁八年十一月以“熙河路兵食、吏俸日告阙乏，而蕃学之设冗费为甚，无补边计”[2]6619而令停办。虽没有具体数字说明宋政府为办蕃学支付了多少国家财产，但也可窥见蕃学费用对当时宋政府的财政确有一定影响。

再次，为镇守通过拓边取得的土地，朝廷也花费了很多财力。熙宁七年（1074年），神宗发布诏令：“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七年以来，财用出入稍可会，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2]6191崇宁时冯澥上书说：开拓西北湟、廓和西宁三州，“收复以来，何尝得一金一缕入府库，一甲一马备行阵，而三州岁用以亿万计。……”[10]1596韩维也指出：“……朝廷自得熙河之地，岁费缗钱五六百万，后得兰州，又费百万以上，所得愈多，所费益广，拓地之无利，亦已明矣”，并指出收复灵、夏之地是“劳人费财”[2]8624。北宋为镇守这些土地花费的财力之多可见一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北宋的财政危机。

三、经略西北对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熙河之役、河湟之役以至北宋末在西北的进驻攻讨，给关陇乃至北宋统治地区各族民众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灾难也极大。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十二月，左正言任伯雨上书指出开边给百姓和整个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物贵人饥，生齿流移，十减六七，今年虽丰，物价独五倍平月，依次观之，边事不可复生亦明矣。”[10]1594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吏部侍郎张舜民在上书中也指出：“自军兴以来，关中岁饥，流亡莩饿，十室九空……长安、陕华，米斗一千，鄜延麦面一秤二贯三百，皆足陌也。”[10]1585徽宗后期，路昌衡上书指出：“频年以来，西方用兵，致兴大役……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3]11159徽宗后期，蓬勃发展的陕西经济也停止了，“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3]4362而这时童贯在陕西又兴战争，穷兵黩武、建筑城堡，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馈饷空乏，鄜延路至不能支旬月，北宋为经略西北付出的沉重代价由此可见。

为支付军费、军粮，北宋采取了屯田这一古老而又有效的方式，在西北边疆地区开展了长期大规模的屯田营田。屯田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如开发了沿边地区，扩大了陕西屯田面积，获取了丰富的财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防。但是，屯田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来说，是得边地而无实利。这一时期的屯田并没有达到统治者的预期目的，大部分由于“得不偿失”等原因遭到废弃；并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熙宁年间王韶开边，在收复熙河后进行屯田，具有代表性。由于屯田以弓箭手为主，但弓箭手不习耕种，种粮无收获。而且，熙河处在农牧交界地带，宋初是以牧为主、以农为辅的地区，从气候条件、土壤状况而言，是适宜于畜牧业而不宜于农业发展的，这一地区自古就是著名的产马区。然而，王韶并没认清此特点，反而大兴屯田，成效甚微。熙宁四年（1071年），河北屯田司奏：“半岁屯田，入不偿费”[3]4268。郑民宪也指出，屯田“岁之所入，不偿其费”[3]4269。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在牧区兴农，其后果不仅是丰年入不偿费；还造成宋政府大量的牛具、粮种和农器等资财的浪费。

北宋对西北地区的经略，由于战争、大规模修建堡寨等原因，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陕西路在北宋时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属于国防经济[11]。历史上，这一地区自然植被保存良好，林木仓劲浩瀚，草场覆盖率相当高[12]。史载，秦州“多举木”[3]11051，其辖境内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连山谷多大木”[3]9261。西北地区畜牧产品不光种类多，有牛、马、羊、犬和猪等；且质量优、数量多。洮、河蕃部“以养马为业”[2]6049，在向北宋朝廷的进贡中，以马匹为主要贡品。随着北宋对这一地区的经略，森林、植被遭到破坏，遂使当地的生态失衡。北宋为收复熙河湟鄯地区，在此大片开山毁林，或为垦殖，或为修筑道路以赶运兵士、粮草和材木。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四年（1105年），宋军两次攻占湟、鄯和廓三州后，大肆烧杀，“焚荡族帐，广数百里，烟尘亘天。”[5]4829元祐二年（1087年），鬼章率兵围河州南川寨，“焚庐舍二万五千区”[5]3785。之后，由于北宋对这一地区林木的大量采伐，加之屯垦、放牧等活动，生态严重失调，自然灾害频仍。从北宋开始到南宋中期，水、旱和蝗灾频仍；而且越往后旱灾越频繁。治平四年（1070年），陕西诸州旱饥；熙宁七年（1074年），陕西沿边秦凤、熙河、泾原和环庆诸州皆旱；熙宁八年（1075年），洮西缘边因去岁旱而饿死者甚众，鄜延、环庆路饥；崇宁元年（1102年），熙河诸州旱；大观元年（1107年），秦凤诸州旱。

北宋时期，木材的消耗形态主要有修城建寨、造船编筏、修河架桥和营建宫室等[13]。西北地区堡寨数量众多，建修大都就地取材；且沿边堡寨并非一次修完即可，战争破坏，自然灾害影响下，重修重建也是常事。如政和七年（1117年）熙河、环庆和泾原因地震，“管下城寨、关堡、城堡、楼橹、官私庐舍并皆催塌”[9]2122，急需重新修筑。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诏，“相度置船筏于洮水上流，或漕军食，或载战士，或备火攻。”[2]7630为运输粮草、转运兵士，宋朝政府在西北许多河流渡口架设桥梁。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己卯诏，“熙河城下洮河及南、北关渡口并置浮桥。”[2]5901以上种种，都需大量的木材。如此消耗给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诸如地表植被破坏、气候干旱、山洪暴发、山体滑坡和沙尘暴天气等。

四、余 论

北宋王朝中后期对西北地区的军事经略，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土，稳固了边防，也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明进步，提高和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其积极影响是值得肯定的。但北宋中后期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对西北地区人口发展造成很大的破坏，对当地经济生产与民众生活也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还对西北生态环境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北宋中后期对西北地区开疆拓土的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矛盾加剧，这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北宋中后期经略西北的军事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在起到拓土开边作用的同时，其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对北宋中后期经略西北相关负面因素的考察，有利于我们对这一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

[1] 李清凌. 北宋的西北人口[J]. 河西学院学报, 2002, (4): 1-6.

[2]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 [元]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 [宋]杨仲良.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5]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6] [清]黄以周, 秦缃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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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苏辙. 栾城后集: 收支叙[C] // [清]纪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十五.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712-713.

[9]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0] [宋]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1] 程民生. 中国北方经济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4.

[12] 连菊霞. 北宋经致西北民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J]. 敦煌学辑刊, 1999, (2): 92-100.

[13] 何玉红. 宋代西北森林资源的消耗形态及其生态效应[J]. 开发研究, 2004, (6): 121-125.

Negative Influence of Administrating Northwestern Territory in Mid and Lat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FENG T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730070)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northwestern territory w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by the rulers of the Dynasty for its geographic location’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military affaires. In the mid and lat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administrate the northwestern territory and had achieved both positive results and negative influence, including depopulation, increasing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government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territory’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udy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administrating northwestern territory in the mid and lat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uld do help to achie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ministrating Northwestern Territory; Negative Influence; Depopulation; Financial Crisis; Ecological Destruction

K244.05

A

1674-3555(2010)04-009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4.0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09-11-25

封亭(1985- )，女，甘肃庆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边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