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近期，中国沿海多个城市几乎同时爆出“用工荒”。“用工荒”的直接促因是订单增多，因为企业订单多为短期订单，不少打工者不敢贸然前往，还有打工者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企业遇到困难，首先就是大量裁员，牺牲农民工的利益。这些做法伤了许多人的心。这些人回家后，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再出来。(《中国青年报》9月17日)“用工荒”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形势好转的标志。但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这个时候显然是喜忧参半甚至忧大于喜。从“订单荒”到“用工荒”的突然转变，企业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农民工“不敢贸然前往”的心理障碍，更是“不愿外出”这样越发强烈而直接的权利抗争，“不愿外出”不是矫情。不是发泄，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考虑。去年的“订单荒”人们还记忆犹新，农民工群体成了金融危机最大的牺牲品。尤令人不堪的是，金融危机也引发了企业的道德危机。据了解，去年广东省因厂主欠薪逃圈引发的30人以上员工上访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1％。而与此同时，沿海地区企业的薪酬水平与中西部相比已无优势可言，使得沿海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不再甘心“招人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在多次“受伤”之后越发变得成熟和理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本质上就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换来的。显然，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永远无度挥霍下去。可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文化却并没有同步成长。血汗工厂大量存在，劳动者维权依然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思维亟待转变。指望企业的良心发现，指望法律法规的健全，指望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不是不可以。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因而，农民工正以一种最有力的方式向资本说“不”，那就是不出去打工。只有在这个时候，农民工的价值才能得到彰显，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工的诉求才能得到重视，农民工才能获得劳资博弈的主动权，倒逼企业和地方政府反思：诸如劳动力市场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很好的例子可以借鉴，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有进展?再如薪酬水平，这么多年过去，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实力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还停留在千儿八百的低水平线上?官员敢说狠话真话还需敢听狠话真话周明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我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新时期中国个性官员越来越多，敢说狠话敢说真话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官员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开始改变。同时。专家提醒要警惕某些官员在媒体面前的做秀。最终，还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解决问题。(9月21日中新社)在信息交流异常快捷与发达的今天，特别是处于政治文明不断向前推进的阶段。社会理当具有宽容更多个性官员大胆说狠话真话的胸襟与智慧。即便是地方的行政首长，他们是行政责任第一人的同时，也是一名有权发表自己观点的公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去年参加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时就曾直言：要让领导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实际上，允许官员大胆说狠话真话，即便说错话也不必大惊小怪，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种创新与务实之举。因为每一名官员毕竟不是按部就班的机器人，他们理当施展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表现独有的个性管理的机会。况且，人非圣贤，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准确信息，所以，一个部门或某个地区的领导所讲的话更不可能全部是通过仪器“技术处理”后的“真理输送”。而且，任何一件动态发展中的事情，、即使地方领导事先获知了大量信息，也不能保证所表达的观点就完全准确。马克思主史发展观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令天正确的话，明天不一定正确；在此地正确的观点，至彼地就不一定正确。当前官员敢讲真话的状况还不容乐观，官场中只做太平官不做个性官的官场之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只讲“正确废话”和不说真话的机器。所以，当前社会。我们的干部不但要敢于大胆表现真个性，还要积极营造一种能听狠话真话、能容个性官的政治气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套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让更多不怕说错话、敢讲真话的干部得到发展的舞台，去更好地为民谋福祉，这才是一种求真务实和利于民主团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