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广东举行的一个政协会议上，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道：“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允许讲“错话”，显然不只是对“领导同志”而言的，它更是一个开放社会必备的品质。有关“允许讲错话”能成为新闻，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当下转型社会的时代特征。

谈到讲“错话”，我首先想到一个小故事。有个对话栏目，主持人问一个长大后想当飞行员的小孩：“如果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没有燃料了，你怎么办？”小孩说：“让乘客绑好安全带，我带着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去。”话音未落，台下哄笑一片，议论之声四起，小小年纪就学得如此现实……小孩因此十分委屈，眼泪欲出。主持人见状便继续问他：“你怎么了？别人说错什么了么？”小孩的回答是：“我带着降落伞去取燃料，等我回来再把飞机开上去……”场下顿时安静下来。

这是一个关于倾听的故事，关于错话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完整表达权利的故事。故事虽小，却也深刻地为我们揭示了断章取义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它随时发生在我们的举手投足间。且不说语言的“巴别塔”无所不在，即使是说相同语言的人们，同样需要面对这种隔阂。关于这一点，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也可以进行很好的解释。在信息的编码、发送、传递与接收、解码的过程中，随时会有部分信息的逃逸与附加。信息编码的不完整性与解码时的意义多样性，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发生信息逃逸与噪音增加，决定了信息接收者所接收到的“错误言论”实际上也只是部分或者局部的“错误言论”。

历史无数次证明，人类世界最缺的是真话，而不是“真理”；最多的是谎话，而不是“错话”。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错话，而是在权力绝对正确的前提下对错话、谎话乃至“真理”的强制与推销。讲错话并不可怕，因为真相本来就是在一次次“试错”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也是现代国家无不努力建设开放的意见市场之原因所在。一个人有着区别于其他人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被多数人理解为“错话”，他仍然有讲“错话”的权利。

允许讲“错话”，实际上更意味着对日常改造的认同。社会是在一点一滴中进步，而不是从真理女神那里获得一揽子解决方案。没有哪个人，哪个时代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正因为此，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不同方向的相互救济才显得格外真实与重要。任何积极有为的政府，或者有希望的社会都有责任宽容“错话”，并从中提取有益社会的信息增量，在丰富社会意见市场的同时，获取更多公共理性。

事实上，即使是“错话”本身也会因时因人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在权力体系中，来自下属或公民的真话，对有些官员来说，可能是“错话”，尤其是在牵涉他们的具体利益时更可能被视为冒犯。但是如果将这些“错话”放到社会的角度来评判，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显而易见，我们收获的“真理”不是绝对的，而听到的“错话”同样也可能是相对的。

敢于说“错话”，不趋炎附势，不谄媚大众，其实也是一种担当。讲“正确的废话”不难，在许多异口同声的场合，真正难得的反而是一些“错话”，因为“错话”同样蕴含着非凡的勇气与见识。君不见，那些在前一时代被群起而攻之的“错话”，在另一时代或有可能收获伟大意义？而“错话”的命运，正如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那些生前遭人妒忌者，死后会受人爱戴。”

【原载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上海

法治报·法治声音》】

插图 ／ 朱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