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生

关键词:先觉者 生存困境 反抗绝望

摘 要:觉醒的知识分子是鲁迅小说中着力塑造描写的形象。鲁迅注目于文化转型中先觉者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痛楚与蜕变,通过对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等孤独者形象的塑造,表现了鲁迅对“先驱者的命运”的持续关注和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寄寓了作家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思考,表达了作者深重的忧世情怀和内在精神的彷徨,体现了鲁迅创作中一贯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与精神出路的探寻。

对新思潮影响下觉醒知识分子的关注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从《狂人日记》开始,对“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是鲁迅描写觉醒者悲剧的三部曲。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三者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吕纬甫和魏连殳恰好是“狂人”的思想和行为发展的接续者和最后的终结者。他们都是具有一定现代意识,首先觉醒,然而又从前进道路上败退下来,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鲁迅不仅颂扬先觉者的反抗精神,更从悲剧现实出发,表现了先觉者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精神苦闷和生存困境,对先驱者放弃信仰与责任的倒退在鲁迅此后的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并延续了这种思考。鲁迅通过对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形象的塑造,探索了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转型所引发的矛盾、痛苦、迷惘和追求的心路历程,反映了鲁迅深陷文化困境的彷徨、苦闷与求索。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总纲,它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封建的总体倾向。狂人作为精神界之战士具有“五四”时代的怀疑与否定精神,他习惯于怀疑传统、独立思考的结果使他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中国的历史及现实的“吃人”的本质。狂人发现了这“吃人”的事实解开了“瞒和骗”的真相,发出了“铁屋子”的呐喊,面对“吃人”的世界,狂人有了义勇和正气进行了一定的抗争,向国人疾呼:“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①但狂人的觉醒本身,亦含悲剧因素。狂人劝转没有成功,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遭受失败,众人虽被欺压过,由于他们受到传统文化无意识的负面影响,变得麻木不仁,也不自觉地参与了“吃人”的行列,狂人的言行竟被众人视为“疯子”之举,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狂人在痛苦的自我省察中发现自己也未必无意中在“吃人”,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是振聋发聩的,与其说是“救救孩子”被吃的命运,不如说是“救救孩子”、不要让他们成为“吃人的人”的呐喊,而狂人的追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②这当中有觉察希望的渺茫。尽管狂人向封建社会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他最后病愈却是赴某地候补。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已形成当时的文化氛围,狂人的命运也只能不是被吃掉,就是加入吃人的行列。这是狂人作为这寥寥的先觉者“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一种两难的困境。狂人在病好以后,候补做官去了,他去参加真正的人肉宴,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这与狂人病中的惊人发现和勇敢的抗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形成了有力的反讽。狂人在传统强大的势力面前妥协,这体现了他的不彻底性,是精神叛逆者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终于不得不向环境、向传统封建文化妥协的悲剧,从中暗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复杂与变革的艰难。

狂人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呈现了鲁迅的生存体验,透露了他全面而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清醒的认识。鲁迅对现实对未来的态度: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静,而且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他更多的是冷静的剖析和刻画,特别是着重考察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弱点,清醒地面对现实所存在的一切生存的困境。狂人病愈候补等内容形象,展现了启蒙的悲剧况味,表达了对于启蒙可能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启蒙主体自身精神弱点的反思与拷问,显示了鲁迅作为启蒙先驱者强烈的自审意识和思想深度,深刻地展示了鲁迅内心的孤独、寂寞、悲哀、绝望的情感,表现了鲁迅的“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创作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狂人“放弃”前后的心理过程,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在酒楼上》创作于1924年,当时“五四”高潮过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道路是鲁迅在这个时期所着重探求的问题,鲁迅以更加“忧愤深广”的笔触去探寻和思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历史命运。《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意识的先觉者。他曾是热衷于社会改革的激进者,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为了破除迷信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与别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十年磨一剑,吕纬甫应是奋发有为,然而,当十年过去,一事无成,在残酷现实的挤压和生活的不如意下,吕纬甫却判若两人,失去了往昔反抗的热情和勇敢的锐气,变得颓废、消极,甚至动摇妥协。奉母命为三岁的亡弟迁葬和给邻家女孩阿顺送剪绒花的事情,吕纬甫办得郑重其事,这样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改革社会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在“梦”醒之后却失去了新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恰如“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吕纬甫由满腔革命热情变成了一个情绪消沉、意志颓废、行动缓慢、做事又敷衍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

鲁迅曾经在《坟·娜拉走后怎样》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搬动,能改装。”③《在酒楼上》真实地勾勒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落潮后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退隐”、“平庸化”的悲剧命运及与之相伴的苦闷痛楚的精神状态。“哀莫大于心死”,吕纬甫由于“心死”而放弃了精神固守,缺乏坚韧的毅力,因而不能将斗争坚持到底,无力重整原先怀抱的热烈的希望和殷切的期待,落入了心灰意冷的悲观与虚无。生活中的沉重来自社会问题,来自传统文化和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的冲撞,作品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顽固、社会变革之艰难。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世俗的“日常迷顿状态”不断侵扰着知识分子并使其中的不少人也终于陷入“日常迷顿状态”,因此,沉沦与抵抗是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选择。

《在酒楼上》是鲁迅审视和解剖知识分子的重要作品,鲁迅对“五四”落潮期中国知识分子彷徨心态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革命高潮一过,他们便会失去前进的目标,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来。鲁迅通过吕纬甫的消沉,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躁动与安宁”、“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说明作为“孤独者”的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前行道路之艰难。

《在酒楼上》这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有着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在酒楼上》蕴藏着鲁迅内心自我问讯,自我反顾的真实披露,表现了作者自身经验过的许多矛盾以及绝望、悲苦的心态,体现了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境况、心灵矛盾、精神历程的思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鲁迅精神上的迷惘的真实写照。吕纬甫所感到的痛楚,也便是鲁迅的痛楚。小说中的吕纬甫和“我”都有鲁迅自己的影像,甚至可以说是鲁迅内心深处两种思想倾向的沟通和争斗。作为在希望中前行又在绝望中抗争的先觉者,鲁迅的精神世界中的犹豫和决绝、爱和恨、理智和情感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交锋,鲁迅借此来表达绝望中仍不放弃希望,在苦闷中仍要坚持抗争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