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艾昕

摘要：张爱玲是上个世纪最为传奇的女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几乎都如同她一样在种种困境中左冲右突，但最终化为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其代表作《金锁记》中形形色色的女性浮世绘细致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女性生存实态，女性关系及其困境。文章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入手，详细分析女性当时的生存状态以及由于根本上自我意识的缺失导致关系的畸形及自我构造的牢笼困境。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关系；生存困境

1943年，上海《杂志》月刊上一篇名为《金锁记》的中篇小说横空出世，被夏志清誉为“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并且在上海滩迅速走红。它的作者，便是日后享誉整个中国文坛的张爱玲。她也由《金锁记》真正的实现了成名要趁早的愿望。

这篇小说如此吸引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文中对从少女到怨妇的市井气息浓厚的曹七巧刻画的入木三分，让人心生惧恨的同时又不由得产生同情和怜悯。其实这类残缺血肉的“红粉骷髅”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比比皆是，从《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到白流苏，《花凋》中的川嫦到曼璐，乃至她后来半自传体性质的盛九莉，到底都是凄凄惶惶的瑟缩在男权制度的困笼里残喘。在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张爱玲眼中，她彻底的清算了女人们，没一个女人的命运是她真正认可满意的。她所身处的时代，实在是让她见识了太多这样的女性，连自己都未能逃过。于是她几近恶毒地从容道来那个时代女人们的顺从奴性，批判她们对男人的依赖。 却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连这恶毒都是建立在爱与同情之上。《金锁记》中每一个女性角色，张爱玲都倾注了心血去刻画，由此，那个年代缓缓向我们走来。

一、女性的生存实态

在探究女性关系之前，首先要了解当时在封建大家族中女性的生存实态，再由此分析她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归根结底，在宗法体系下生活的女性，无外乎三种状态，并不一定就是她们永恒的定位，而是她们在不同阶段的体现，但每一段都是她们所必经的。

（一）契约签来的机器

“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做媒的找了这曹家的……索性聘来了做正头奶奶，好叫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2]短短几句，便点明了曹七巧尴尬的身份，残废的妻子、不得已才扶了正、等同一个佣人，在这个大家庭里，连丫头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对她评头论足。这场婚姻，彻头彻尾是一场交易，而曹七巧则不幸成为一纸契约签来的机器。女性的婚姻在张爱玲看来本就是长期的卖淫，为了利益“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区别”。而《金锁记》中婚姻则对女性更为残酷，她们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买回来的机器，“婚姻只是保证“家”里的“种”延续的手段。姜二爷和曹七巧的婚姻把这种观念推向极端——当事人之间非但无情无爱，甚至无“性”而生殖，无“身体”而续种。”[3]

无论是曹七巧或是芝寿，都因为一场婚姻而在短时间内就走向了黑暗的末日，这种窒息的感觉伴随她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得以解脱。而这也是导致曹七巧最终变成一个心理扭曲的怨妇、逼死儿媳，摧毁女儿的主要原因；也是芝寿最终凄惨死去的原因。可在男权社会下，机器怎会被关注呢？偶尔有无力的呻吟，反正她们一个齿轮都改变不了。

（二）宗法的狱卒

文中一直没有正面描写的姜老太太，实则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一手促成了曹七巧的人生悲剧，也是她端坐在高高的父权宝座上，掌控着姜家，仿佛看管大家庭的狱卒，手持着“礼法”的鞭子，使其维系着表面的平和，不至于人心散乱。后期老太太死后，曹七巧则是不折不扣的扮演着一个女性家长的身份，不许越雷池半步。她虽然身为女性，但却无能完全脱离父权体系的秩序，只好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她在侄子怕长安摔倒而接住她之后，将其痛骂一顿，赶出家门。而后对长安进行教育；为了控制长安，她给长安包起了最具封建陋习代表的小脚。

可这“父亲的影子”寄居在曹七巧身上，不仅仅摧毁了儿女，连她也不好过。当姜季泽假意来向她表白时，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为了命中注定要和姜季泽相爱。” “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

然而“家长的权力，家长的法……枷锁般束缚着七巧，七巧明白，……，自己不过是姜家未成年儿子一时的财产管理人，要确保这个资格，必须恪守妇道，……一旦失足，不仅钱会被姜家收回，自己还会遭到惩罚”[3]最后，她的确保住了自己的金钱，可曹七巧站在窗边痴望那道她魂牵梦绕的身影，晴天的风不是白鸽子，而是她压抑了小半生的爱恋，它们环绕在姜季泽身边，和他一起远去。

一个合格的狱卒，也一定是住在监狱里的。

（三）“纸糊”的附庸

女儿长安第一次出场，是和哥哥一起，“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这便暗示了长安的角色定位——纸糊的，没有灵魂的，“女儿长安在母亲的环境中几乎成了一个物质性的存在。‘纸糊似的人并不单单是表明长安的瘦弱与苍白，而且暗示了她作为孩子应有的蓬勃生命力的匮乏和缺失。[4]

如果说起初在关于“洋学堂”这件事情上她还是略有不满，并将之隐隐发泄在夜半的口琴声中；她后来的所作所为则彻底沦为母亲的附庸。“她渐渐放弃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不时的和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她心中有过不甘，可更多的则是顺从，她想要以这低眉顺眼的苟安换取安分的生活，“把自己定位在母亲的法则中”[5]虽然那根本不是活着，只算是没死。可童世舫的出现打破了她的生活，星光下的那场乱梦让她终于有了一个少女应有的甜蜜心情，即使她已經快三十岁了。但曹七巧这时跳出来扮演着“一个病态母亲和男性家长的双重角色”[5]，最终长安再一次妥协，无需母亲再操控，她乖乖的配合着，可这次她的牺牲不再是美丽而苍白的手势，而只是“在旧式教育的严格规范和旧式家庭的封闭空间中虚掷青春”。[6]

至此，长安“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她这附庸的一生，就这样潦草的结束了，她本就把握不了自我，况且也没有自我可言。留给后人的，不过是街坊间流言蜚语的恶意揣测。这不只是长安个人的悲剧，曹七巧又何尝不是男权的附庸者，不过是在男权社会的男性缺席的情况下，才得以拥有主体地位，本质还是不变的。

二、相互迫害的女性关系

在封建社会里的女性本来都是受害者，可是她们不但不相互理解和帮助反而却相互迫害，这一点在《金锁记》中的女性角色之间交织的关系中可以窥见一斑。

（一）七巧与妯娌

几位太太之间着墨不多，然而从只言片语中也可以探寻到她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在曹七巧出场前，兰仙和玳珍是手挽着手上了楼，交谈言语中已经透露出对她的不屑和鄙夷，两人未必是真心实意的交情，可厌恶曹七巧则成了共同的谈资。曹七巧出场，打趣着兰仙，她心中惦念着姜季泽，却不能表露出来，于是只好在对兰仙的打趣中艳羡嫉妒着发泄自己的不满。但玳珍巧妙的避开了这个话题，将她晾在一边，她只好尴尬的走开，“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去找云泽。可云泽亦是早就知晓她在姜家是个什么地位，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儿，曹七巧再次碰了一鼻子灰。没人真心待七巧，她也就愈发的讨人厌起来，最后变成恶性循环，妯娌间的关系也在分家后僵掉了。后来，兰仙女儿帮忙给长安做媒，曹七巧又在协定婚期的时候和兰仙大吵一架，从此这段关系便彻底断了。

整个过程中，不难看出曹七巧起初是想要真心同兰仙和玳珍交好，事事都想着效仿她们，可却因自己的出身首先被踢出了局，变得孤单无助，而后便紧紧抱着唯一不会背弃她的东西——金钱，性格也一步步走向了病态的疯狂。同为女人，兰仙她们不知晓她年纪轻轻为什么要抽鸦片，正如她们都不知晓年纪轻轻却压抑着青春来守活寡是什么感觉。太太们用封建男权改装过的眼睛看曹七巧，一面叹惋她的堕落，另一面在她遍体鳞伤的精神创口上又狠狠地揉了把盐。本应帮助，却选择了背弃，曹七巧的悲剧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金钱所导致，更是由于男权的压抑，而其中推波助澜的，不乏同为女性的她们。

（二）七巧与芝寿

芝寿作为新嫁娘，刚一进门，小姑子便不怀好意的评头论足，嘲笑她嘴唇厚，而婆婆曹七巧更是把别人解围所说的“天性厚”恶意的曲解了。嫁过来的第一天，芝寿就注定了将葬送在这个“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的疯狂世界里的命运。她也许曾幻想自己的丈夫会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也许想着小姑子长安会帮自己解围，也许婆婆只是一时的心情不好，可她完全错了。她的丈夫长白，对于婆婆来说是一个“住在敌国的代表”，骨子里还流淌着姜二爷“软骨病”的血液，从小又生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在母亲权威化的监管下，他早已忘记什么是反抗意识，连自我都不复存在，更何况芝寿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器，而母亲才是真正的营养源。姜长安自身都难保，哪来的胆量帮着她“忤逆”母亲。而她的婆婆曹七巧，根本就是一个疯女人，在折磨她的过程中，得到欲望的宣泄。于是她只好自欺欺人，不断地压抑着已经被挤压到极限的自己。

可真正压垮芝寿的，是曹七巧对她夫妻生活的不停窥探。“她知道她婆婆又在那里盘问她丈夫，她知道她丈夫又在那里叙述一些什么事”。并不是不愤怒，可芝寿作为“时时，处处，个个都顾着丈夫的性儿行事”的第十一等人[7]，她能想到的最有力的反抗，竟是自身的死亡。唯有以此，换取真正的解脱。

但曹七巧刀片一样的冷嘲热讽时时萦绕在她耳边，让她连死都不得。到最后还是一点点虚耗着死去的，真是談不上什么解脱，更像是不称职的戏子，在一片嘘声中被赶下了台。表面上是害了肺痨死的，可是实际上是宗法父权这把刀，宰了她这只怯怯的，时时刻刻蜷着脚爪的小鸡仔。

曹七巧逼死了芝寿后不久，自己也死去了。在姜家，女人们相互碾压，相互拉扯，就这样过完了一生。

（三）七巧与长安

姜季泽走后，曹七巧内心深处最后一丝代表女性的潜在特征也宣告消失。 “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落魄的。”从此，曹七巧的母性完全殆尽，只留下封建制度下的权威家长，毫无疑问是男权的代表。

曹七巧一直在心里将女儿看作一个女性“他者”，将自己当年的影子投射在长安身上，本应盼望女儿幸福的她，却病态的想起当年自己吃的苦。于是看到即将逃离阴暗的姜家的女儿，心中却是像对待仇人一般的怨恨。那曾经狠狠碾压过她的封建父权，则被她复仇一般，以更残暴的方式砸在了长安身上。想起她当年被包办了的不想要的婚事，现在的她便费尽心机想要拆散女儿两情相悦的完满婚事。

终于，全文最后的高潮，童世舫来到姜家吃酒，却是这样的场景“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他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曹七巧看似漫不经心的谎言，却像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把长安不由分说拖进了那没有光的所在，那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牢笼。“金钱是病态母亲控制女儿的令牌，压迫性的宰割则是代替男性家长行使权威的显示，二者并用，母亲实现了对女儿的控制和压迫。”[4]只差一步的美满被摔得支离破碎，曹七巧终于留住了自己身边唯一的狱友。

长安作为女儿，带着对母亲无奈的悲悯和对童世舫无私的爱，没有丝毫反抗，便顺从的步入黑暗。伴着“Long，long ago”的旋律，长安演绎了“生命中顶完美的一段”。虽然没有台词，亦没有动作。

“曾被男人的谎言扼杀的女人，用谎言扼杀了自己的女儿。”[3]在行凶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暴力，被害者也无法躲避，只能等待着希望渺茫的拯救，男人的拯救。倘若成功被解救，她也许成了白流苏，可惜她没等到，还是姜长安。

三、永恒的困境：自我意识的缺失

（一） 困境的根源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让她周围充斥着曹七巧、芝寿和长安，所以她的作品中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带了浓厚的时代感。于是张爱玲以她特有的残忍笔调，一步步揭开那些女性内心最深处的伤口，展现她们因为自我意识的缺失而导致的永恒困境。

通常认为曹七巧是一个“在黄金的枷锁下异化的丧失人性的衣锦妖怪，她是身兼黄金枷锁的主人和奴隶，自以为主人，实则是奴隶，在完成自己丑恶的悲剧中制造着亲近者的惨酷的悲剧”[8]实际上，可以从文中看到，前半段的七巧，虽然不讨喜，但却并没有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性恶果；而后半部分则不同了，当姜季泽走后，曹七巧内心本就不明朗的女性自我意识彻底消失。在经过失魂落魄的一段内心崩溃之后，她便成了人们口中的“疯女”，以畸形的爱和变态的控制欲来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结结实实地“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所以她最大的困境并不在于对金钱的渴求，而是身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缺失。她曾是无害的，有着自己的苦楚，甚至有些招人可怜，但在不断的被宗法剥削和压迫之后，她的无害与痛苦随着自我意识都被欲望化的生存意识所代替，她不再困惑自己到底什么地方不如人，而是开始向一切能触碰到的东西反击。单纯的恶毒让她看上去那么真实又那么愤怒，每一次文中的冲突都可以感觉到她内心的咆哮。她像一只困兽，在心牢中癫狂地左冲右突，可始终跳不出自我意识缺失所带来的永恒困境——不知道存活的意义是什么，一切都是那么虚无。当她有男人时依附男人，发现男人靠不住时就只能依附着物质，把金钱当成本体，死死地抱着不放。可她真的是如此的渴望金钱吗？并不是，倘若姜季泽是真心待她，我们可以猜到，曹七巧会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不可能是只有他想骗过去的那几块地。

（二）无法摆脱的命运

临终之前，曹七巧想起来了那个曾经的自己，高高挽着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着滚圆的胳膊——那是少女特有的圆润，雪白的手腕边上飘飘呼呼的手绢儿套在翠绿的镯子上——玉镯子成色不太好，但也映的洋绉手绢反着绿光。她在笑着，她一巴掌打在肉铺的钩子上，她招呼哥哥的结拜兄弟今天来家里吃酒，她走过了沈裁缝的店面……她的命运给她展现的许多种可能性，也许不必被金钱的枷锁困住，也许再生一个和她一样精明的“麻油西施”。命运给了她很多种选择，却没有告诉她哪种选择最好。可事实上，倘若失去了自我，仅仅期望男人的救赎，哪种选择，都不会是最好。

四、结语

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她的欲望是被社会所塑造出来的。当時的封建社会的共识是女性不应该有自我。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女性们，默默遵循着三从四德，从生到死，生命中的每一阶段没有一处属于她们自己。因此在这一环境下，曹七巧的悲剧也是必然的，而由她所引发的一系列悲剧便顺理成章。女性当时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她们根本上自我意识的缺失，而没有自我意识又导致了女性之间的相互迫害，这种畸形的关系又给女性自我构造了永恒的牢笼困境。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 张爱玲. 金锁记.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6.

[3] 邵迎建. 重读张爱玲《金锁记》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03：236—252.

[4] 王品. “女儿”的处境：在性政治之下——析《金锁记》[J].现代文学， 2010，10：115—134.

[5] 林幸谦. 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80—284.

[6]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

[7] 苏青. 第十一等人.[J]. 中华周报第15期，1942.10.

[8] 钱虹. 《金锁记》的文本价值、人物原型及其写作立场[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