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趼人创作的众多小说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他颇为自得的一部精心之作。在《〈最近社会龌龊史〉序》一文中,他对自己此前的小说创作做了一番总结,然后说:“窃幸出版以来,咸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然如是种种,皆一时兴到之作,初无容心于其间。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借一人为总机捩,写社会种种怪状,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惨淡经营,历七年而犹未杀青,盖虽陆续付印,已达八十余回,余二十回稿虽脱而尚待讨论也。”但是对这部“惨淡经营”之作,后来的论者对其结构与艺术手法却颇多訾议,鲁迅说它是“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则说它“是很松的组织,很勉强的支配,很不自然的布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些评价虽颇中该部小说之弊病,但似乎也不应因此而掩盖它的众多优胜之处。笔者不揣固陋,聊为阐发,以求教于方家。

在结构上,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作为小说故事线索与叙事视角的“我”的存在,却忽略了“我”本身也是小说中的人物,“我”的荣辱兴衰与小说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小说“以省疾遭丧起,以得电奔丧止”,始从家乡来,终又回家乡去,“且开卷时几个重要人物,于篇终时皆一一回顾到”,可谓“首尾联络,妙转如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总评》)。为了说明该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可以“我”与吴继之为例加以说明。“我”在南京无依无靠时遇到继之,继之收留了“我”,“我”也因此成了他的幕宾,继之人生的兴衰与“我”自然是休戚相关了。继之是进士出身,又由于有藩台这样的世交关系,他的仕途起初还算顺利,到44回他终于署理了江都县这样的美差,仕途至此达到顶峰。但藩台也因署理安徽巡抚而调离本省,可见作者在写继之升官的同时,也为他丢官埋下了伏笔。无独有偶,第59回继之因拒绝制军下人的敲诈而被罢官。由于继之早已涉足商业,他此时的商业也开始兴盛,因此丢官并未对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丢官与其商业的最终失败有着内在的联系。继之的生意在此后的日子里开始逐渐达到鼎盛,而作者却在80回以极淡的闲笔也提到了芜湖生意被人倒账的事,虽然这次事件“我”轻易地将其解决了,但它也说明生意最终的失败并不是凭空而生。最后由于“我”去接叔父的孤儿,继之回乡丁忧,由于本家吴作猷第一个倒账,整个生意被牵动,遂全部倒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继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排在59回,正好在过半以后。另外,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我”的伯父及苟才也都有了结局,重要人物蔡侣笙也陷入了绝境。“我”因避祸不得不潜归家乡,小说也就这样自然地收尾了。由此可见,小说虽然是以“我”为线索串起众多的短篇故事,但却暗里将其巧妙地与小说的结构与情节发展联系在一起,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有别于那些可以无限写下去的现形记小说。

鲁迅对谴责小说的总体概括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怪现状》此方面的弊病当然毋庸讳言,但此部小说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亦所在皆是。从整体的设计上看,小说的笔墨还是相对集中的,作者专注于怪现状的展现,与此无关的内容基本很少涉及。《怪现状》与《老残游记》相比,二者都有主人公四处游历的描写,而《老残游记》有很多精彩的环境与景物描写,《怪现状》却于此简淡已极。此外,有些论者批评《怪现状》的讽刺类似于谩骂,但如果具体到小说的实际创作,那就需要重新予以评价。即以“我”的伯父与苟才而言,作者的手法并不相同,前者多用曲笔侧面描写,很多情况下伯父丑恶嘴脸的显露是别人透露的,而且较为隐晦。而对于苟才,作者则主要从正面加以描写,给人以淋漓畅快的感觉。另如85回官宦子弟陈稚农扶丧嫖妓一节,如果就一般的现形记小说而言,写到他死估计也就曲终奏雅了。而对于吴趼人来说,写到这只不过是为下文蓄势而已。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扶丧途中因嫖妓而亡的陈稚农如何被包装成将要名垂青史的孝子。讣帖的知启中说,陈因母病侍疾而哀毁骨立,又因母死而哀毁成病,最终殉母而去。而且他的事迹还被宣付史馆,将要彪炳千秋了。这些明显可以看出吴趼人高出一般谴责小说家的地方。

如果更具体点谈,我个人以为,《怪现状》在叙事节奏的处理以及反讽、对照、烘托、前后照应等手法的运用方面均有着不可忽视的艺术成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怪现状》的叙事节奏问题。《怪现状》记事并不完全是《儒林外史》的“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迄”的方式,这当然不仅仅是说《怪现状》有一个叙事主线“我”。《怪现状》还有众多贯穿始终的人物,如吴继之、文述农、伯父、苟才等,同时“我”个人与家庭的生活也成为小说中重要的内容。此外,《怪现状》在叙事上还有个时空的处理问题。《怪现状》涉及大小事件无数,作者并不是均匀着墨,长者可达数回,而短者仅成片语。为了使小说的整体结构平衡,作者又有意避免将精彩的内容集中在一起。例如小说中着墨最多的“我”与苟才的家庭事件,“我”家怪现状的高潮放在小说的前半部,集中体现在17、18、19、20回,这样连续数回写同一事件的情形只有苟才可以匹敌。但是作者将苟才家怪现状的高潮放在了小说的后半部87、88、89等几回。这样处理既照顾了整体结构的相对平稳,也使叙事疾徐有致。下面再以苟才的家庭为例来说明作者对叙事节奏的处理。苟才一家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描写对象,但并不是一下子写尽的。从第4回起苟才开始露面,“我”看到的是他“礼贤下士”的场景。当“我”急于向继之打听苟才的情况时(第5回),小说设置的场景是继之当时不便于给我解答,小说又插进了另外一个故事,直到第6回才又接续第4回苟才的内容。此后小说第11、12、44、63等回又不断地写到了苟才,虽然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对他的刻画到87、88、89几回才达到高潮。不过,小说对苟才家庭的描写仍在继续,分散在90、93、94、95、96、97、101、104、105、106等数回,101回苟才命丧黄泉,其后写其子龙光事。《怪现状》中不是一次写尽的人物还有很多,如吴继之、蔡侣笙、王伯述、文述农、“我”伯父、尤云岫、符弥轩、叶伯芬、莫可文等等。小说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既集中又分散的叙事处理,体现了作者较深的艺术匠心。此外,“我”是作者舒缓叙事节奏的另一重要手段。小说中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我”及与家人之间的琐事,主要在于舒缓叙事节奏,同时也避免了小说成为各种稀奇古怪故事的简单罗列,又使小说的境界别有天地。在对时空的处理上,小说也不是均匀分配的,有时一年间的故事得用数回加以叙述,而有时三年则一晃而过。如65回“我”就在家乡一住三年,三年里小说仅补叙了尤云岫一人的内容。空间上的处理也有类似的效果,小说叙述者“我”的足迹是以南京、上海为中心,此两处也是分配故事内容最多的地方,小说前半部以南京为主,下半部以上海为主。上海尤其是作者着力反映的地方,因为它最能体现作者的意图,小说第一回“楔子”里就说“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一切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其他随“我”的足迹所到一一写来,但也有不值得单独讲述的,作者采取在合适的时候加以补叙的办法,以避免“我”游历的一些重要地方成为空白。这些都足以说明《怪现状》的叙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怪现状》在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比较引人注意的首先是对照,作者的这一手法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小说前半部,每当写完“我”伯父的冷淡无情之后,作者总会尽情描写吴继之家给“我”的温暖。第4回“我”到上海谋生,伯父竟不予接纳,在绝望之下“我”巧遇吴继之,继之对“我”热诚有加。到23回这种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我”因族人的欺凌举家迁往南京,伯父将“我”推到继之那,而继之家却像本家人一样看待他们,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第26回写得更妙,“我”母亲因父亲的财产一事与伯父大吵了一架,回来后面带怒容,一言不发。为了劝解母亲,“我”不得已求助于干嫂子(继之妻),干嫂子虽然带病,也毫不犹豫地“甘当重任”,她一改常态,由以往的沉默寡言变为大说大笑,甚至撒娇撒痴,尽力排解母亲的烦恼。《怪现状》除了这种冷暖的鲜明对照以外,还有类似题材的对照。例如23回作者写了一个假兄弟的内容,紧接着又写了一个真兄弟的故事,各有各负心之处,又各自处置不同。

反讽也是《怪现状》运用比较出色的一种手法。与人通奸的淫妇死后竟被建了贞节牌坊(56回),而扶丧嫖妓而死的陈稚农却被宣付史馆,将要“名垂青史”。高谈理学的符弥轩是祖父别居,秉一方文衡的学政竟又企图贩卖一船丫头(80回)。更为反讽的是,治家以严厉著称的迂奶奶在外面竟包养着和尚,而审理此案之所以如此尽心的钱塘县令,是因为他原来的正室太太也有私通和尚的事(95、96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刻画人物时,吴趼人还巧妙地运用了烘托的手法。例如写与众不同的妓女沈月卿,作者特意将她放在其他妓女之中,以凸显她的不同。当然最为精彩的仍然是苟才,如12回伯父请客,苟才亦在被请之列,作者除了正面刻画以外,竟设置了两个让人拍案叫绝的人物:“郦士图”和“仆固修”。这两个人物的谐音是“利是图”与“不顾羞”,与苟才正好相映成辉。另如第6回作者讲了一个旗人吃饼的故事,这个故事贩自旧作,然而在这里作者的目的是以其来烘托苟才的摆臭架子,故不可仅视为闲谈。

另外,《怪现状》前有伏笔后有照应之处亦所在皆是。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这部小说并非率尔操觚,而是作者的精心之作。

作者简介:姜荣刚,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