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在没有新闻媒体的古代，写史是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方式，而“起居注”(古代由专门的史官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史书)尤其如此。唐朝以前，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但也有例外。

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起居注。有一次，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李世民问他：“我干了坏事，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要记。”

褚遂良是好样的，拒绝了李世民的“非分要求”。然而，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看国史的要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但李世民坚持要看，他便让步了。当李世民看到“书六月四日(即玄武门事变)事，语多微隐(含糊其辞)”，便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

后来，唐文宗也曾想看起居注，但被起居舍人魏蕃拒绝了。唐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呢。”魏善说：“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职。如果陛下亲自观看，史官记载时便有所避讳，将来又怎么让后人相信呢?”唐文宗只好作罢。

从理论上来说，起居注这种“儆戒人君”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但从李世民破例观史和唐文宗亦曾想观史这两件事来看，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又令人存疑：如果皇帝硬要“干扰”史官的工作，起居注还能写得那么理想吗?如果史官不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这项制度还能如实执行吗?答案已经摆在历史上了：到了北宋，宋太宗就改了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命令参知政事李昉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皇帝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起居注也参照执行。可见起居注这种监督方式是很不可靠的。

其一，这种监督完全靠双方的自觉来维系。帝王权力虽大，但迷信思想严重，害怕上天的惩罚，行事不敢太过分，但万一某个皇帝不信这个了，起了想看的念头怎么办?碰上褚遂良、魏善这样的史官，可能还会僵持一阵，如碰上房玄龄那样的不就很快破例、违规了?可见，这种仅靠双方自觉，没有强制措施的监督，是非常脆弱的。

其二，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不成比例。一边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史官，双方万一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力量对比。能产生什么结果?总不能要求史官都付出生命的代价吧?

其三，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独立写史”难以真正实现。对一般的史官来说，他们端的是皇家的饭碗，心里没顾忌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使唐太宗不看，玄武门事变的记载也是闪烁其词。

然而皇权虽大，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天下的舆论工具，未必全被皇帝控制着，对那些管不到的人，他就没辙儿了。宋太宗亲自审定时政记、起居注，于是关于他谋害其兄宋太祖的说法，在北宋的官方史料中便难以找到，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辽国的史籍却留下了相关记载。

由此看来，有效的监督光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制度作保障；监督者除了能尽职，自身还要有相应的力量，双方应当摆脱隶属关系，让监督权真正独立行使。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