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过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就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汉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汉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们的结论是：“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这场著名的辩论，最终是魏征获得了胜利。许多年以后，唐太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历史学家们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时，激动不已地呼喊出了这个名词：“贞观之治”!

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固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漫长的800年里，这些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简直平静得令人窒息。

为了可以把这条残酷的脉络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这一连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另一连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

二

历史永远是理性的，甚至永远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都在作殊死搏斗。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前提下。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农作物品质也一直没有什么改进。无论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王莽时代的大骚乱，一直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的结果。但却忽略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随着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最终却无法解决生殖力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设而成功，却不得不因为无法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失败，他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而史籍却仍在一味地奢谈那些年朝廷的腐朽与昏庸——譬如宦官专权，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导致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难免会出现失误。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官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不过，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传奇皇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三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仰望同样是必需的。“内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远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诚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最后却又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那个从“内圣”开始，最终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对皇帝的影响上面。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自己制造和推举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绷趣味了，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因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四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上面的这番话。实际上，这段话却是信口雌黄。《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外还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而这段“高祖称臣”的记载，正是由许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编入《太宗实录》，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旧唐书》。

其实，秉承唐太宗旨意，为唐高祖捏造各种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还干了不少，譬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

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说：“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经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显然，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愤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

司马光一番考据之后。对这段记载不屑一顾，说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杀光整个崤山以东地区百姓的事。史臣们想把所有的优点都送给太宗，但对高祖的污蔑。未免也太过分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五

为父亲捏造这些。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着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尤其是“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杀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杀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摆着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而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李世民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暴不仁，那么，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

六

“孝悌”在儒家政治观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汉儒们很早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做到“孝悌”，出来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

忠诚，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问题上获得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谅解，也并不那么容易。

贞观六年春天，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尖锐地指责过他的“大不孝”。马周说，年迈的太上皇，独自住在狭窄潮湿的大安宫内已经很久。东官皇太子的宅邸尚且处在官城之内，太上皇作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官城外面去了，这像什么话?况且陛下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马周还说，陛下眼下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九成官消夏避暑。却从来没有想过太上皇留在湿热的大安官里所受到的煎熬，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周的激烈言词，显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为补救措施，他邀请老父亲随自己一同前去避暑，结果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官。从这一邀一拒中。也不难看出这父子二人间的感情裂痕已深。

为太上皇建造单独的避暑行宫，成了解决这场“孝道”纠纷的最终方案。可惜的是，在巍峨的大明宫落成之前，李渊却早早地去世了。

贞观七年的冬天，从少陵原狩猎归来的李世民，在未央官举行宴会，邀请唐高祖也一同参加。个中盛况，《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李渊在宴会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吟诗，笑道：“如今胡、汉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则向老父亲敬酒，说道：“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是您的教导之功。以前汉高祖刘邦也曾在这个地方大摆筵席，向他的老父亲敬酒，却在老父亲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对此我是不愿意效仿的。”李渊大悦。

看起来父子间似乎已经隔阂尽除。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李渊在贞观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则死于贞观十年。儒家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伟大的“天可汗”，为他的父亲所修筑的陵寝，规模居然明显地小于为长孙皇后修筑的陵寝。

显然，这对父子自玄武门喋血之后。从来就没有达成过真正的和解。

儒家政治理想中改造皇帝的热情再次燃烧起来。贞观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请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征，一起登上了皇宫中一座新修筑的高台。李世民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魏征却说自己视力不好，什么也看不见。李世民把规模宏大的昭陵(长孙皇后所葬之处)指给魏征看，却遭到了这位刚直大臣的无情抢白：“臣以为陛下爬这么高，是为了眺望献陵(唐高祖所葬之处)。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

七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改造”热情，李世民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贞观二年的夏天特别长，秋雨都来了，暑热却还没过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于是联名上奏唐太宗，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当然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耗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确实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补充说：“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可惜，事实上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的话前后，他还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都给拆毁了，以示节俭，天下人因此而众口称颂。如今又回过头去重建，这算什么呢?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只会白白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呢?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还可以赐给贫民，虽然最后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的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却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呢?”

张玄素的这番挤兑没留任何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其实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的。”当然，房玄龄也知道“方便朝贡”不过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当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内圣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于纳谏和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更深人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标准，不过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严格按照某种既定的模板运作，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太宗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官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得到了太宗的极口称赞，并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阳官终究还是修了起来，而且极为奢华，据《资治通鉴》记载，“凿池筑山，雕饰华席”。

在个体的欲望与儒家知识分子寄希望于自己的仁德这二者之间，李世民一直处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之中。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的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官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所以，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八

类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太宗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气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他拿出“气疾”为自己辩护，多少有点儿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是因为“气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是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他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太宗留在了京城。不过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来了，实在是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

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当然，一个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会偶尔出轨宣泄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官。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官里学的。”太宗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说：“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合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宫”。

九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与王莽当年对“内圣”的主动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儿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洁癖所带来的强烈快感，但对唐太宗来说则完全相反，在对“内圣”的伪追求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带来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太宗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很厌倦。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可武备还是不能松弛的，所以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并且这又没有劳民伤财，能有什么错?”

魏征无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说：“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唐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改造”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次向臣僚们发难，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强接受外界压力的“改造”。最终都不免会有这样的反抗情绪。

作为一个极为重视历史存在感和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就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尽管史官们一再婉拒，但最终太宗仍然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这一行为，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认可(希望自己在史书里留下“内圣”的美好形象)，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想的背离(一个抵达“内圣”境界的人，又何必关心史书对自己的评价)。

十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史书中给了他一个“小太宗”的称号。李忱临朝的13年，是一段极为沉闷的时光，没有发生过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数据，相反，藩镇割据依旧，宦官弄政也依旧。

李忱“小太宗”的勋章，恰恰点破了“贞观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样，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现着自己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职官僚们极为罕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