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洁

摘要:受氤氲儒学的氛围影响的中国古代商人,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形成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和厚生财”的商业道德,推动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商业道德;爱国济民;以义制利;诚信

商业道德是是客观经济规律及法制以外制约企业行为的重要要素。道德因素有助于促成各方遵守契约,提高交换效率和便利,降低交易支出费用,减少市场失灵的概率,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的繁荣。

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儒家文化的积极入世的人本主义精神、忠恕宽宥的仁爱思想以及中和位育的和合思维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积淀着中国文化。受氤氲儒学的氛围影响的中国古代商人,把儒学“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形成“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和厚生财,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以鲜明的价值取向、详实的行为规范,推动了古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商人职业道德和人格素质的提高。

以传统儒家伦理为思想理论根源的传统商业道德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乐善好施、爱国济民的道德情怀

内圣外王、入世拯救,是儒家传统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古代儒士不断追求的目标。儒家伦理强调人们在其所处的道德关系网点上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古代商人对儒和商的价值观进行整合,以儒家的价值判断来理解和规范商业经营活动,实现了儒和商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

中国传统商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道德人”和“社会人”。 他们有着比较强烈的道德要求和精神向往,敢于肩负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不仅有“治生裕民” 追求利润的功利追求和“创家立业”的功业意识,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达则兼容天下”的胸怀。经济活动具有济世担当,兼善天下意义。

首先,古代商人虽身处商业经营的俗世生活,却追求高尚的道德人格,即“独善其身”。他们“虽游于贾人 , 实贾服而儒行。” (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

同时中国古代商人有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传统行为,即“兼容天下”。他们认为经商者“要以利为德于当世,富而仁义附焉”,“非堇堇于财役”(《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卷四)。讲究对家族和社会的积极回报。他们出资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修桥铺路、筑堤设渡、兴办学校。

随意翻检各种方志和文献,古代商人济困扶危,乐施公利的例子随处可见。商人始祖陶朱公范蠡,多次散尽资财,为中国商人树立了仗义疏财、慷慨捐赠的榜样;清代歙县商人刘正实在扬州经商期间,曾经捐万金,用于龙门桥的兴修;经商四川的清代婺源商人詹文锡,曾经捐数千金凿山开道,劈开惊梦滩,使来往重庆的商旅行人免遭覆舟之苦;光绪三十一年(1905),晋商积极参与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祁县富商渠本翘,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在山西各票号的支持下集银15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资源。

二、“以义制利”的价值理念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史记货殖列传》讲的更加直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对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何处理义利之间的矛盾呢?儒家伦理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强调要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利以义制”同诚、信、仁等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是对商人一种软的制约。

“以义制利”义利并重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也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博弈过程。传统商人把“义利观”思想贯彻到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商业经营理念上的“见利思义”;商业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商业经营效果上的“先义后利”;商业价值判断上的“重义轻利”。传统尚义伦理内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内在的行为准则,积淀成公平交易、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的优良商业道德。古往今来,诚贾义商们正是本着义以制利、义中取利的交换原则,恪守着“仁中取义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高尚的道德信条经商行事。

明代商人李大嵩说过:“财自道生, 利缘义取”。婺源人詹景端,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时值岁歉,民饥饿,景端尽捐其米以济,活人无数,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义”同时成为古代商帮血缘、地缘之外的精神纽带。关公崇拜集中体现了传统商人对“义”的理解。关羽事君至忠,待人至信,事友仗义,古代商人把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寄托在关羽的身上,把关公与孔子并列称为文武二圣,尤其晋商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加以供奉的。按照晋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只要坚持“以义制利”,财源自会滚滚而来,“义”的集中代表关公,自然也就成了财神。关公崇拜,覆盖了整个华人世界。

三、“诚信为本”的企业经营理念

“诚信”是儒家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原则。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治理国家时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孟子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还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

“诚信” 是古代商人的人格追求与立业根本之准则,处理与国家、同行、顾客、主人、佣工等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商德的核心,是经商长久取胜的法宝。社会经济活动是由组织群体,而非个人所完成,信用直接影响群体组织的凝聚力,以及影响社会交往能力的发挥,并由此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果。商业活动中的信用、公平、兑现的观点,就是“信”的体现。诚信才能联结起社会交往关系中稳固的伦理网络,实现“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

古代商人通过“诚信”来建立商户和顾客良好持久的关系,并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通过这种隐形“资本”来赢得财富。

古代诚信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一是取信于人。这是经商立身的基础。二是交往有信。三是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战国时期,农学家许行就提出要在商业活动中做到“市价不二,国中无伪。要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古代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 “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 “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 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杭州“胡庆余堂”店内挂两块匾,一块向里一块向外,向外的匾牌对顾客,写的是“言不二价”,向里的对店员,写着“戒欺”。清道光年间,婺源人朱文炽在珠江经营茶叶贸易时,一旦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便在交易茶叶的文约上特意注明“陈茶”以示诚实不欺。这些事例表明古代商人把信义看得比金钱更为重要。

商品交换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信誉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将前一次的信用与以后每一次的交易联系起来,形成某种因果关系。以牺牲信用为代价攫取眼前利益的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可以节约货币流通差,降低金融成本,而且可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由此可见,传统商人恪守“诚信”,以“诚”释“信”,不仅旨在获得自我道德完善和心理满足。在“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

四、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经验。

中国传统儒学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意营造稳定、互利互惠的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孔子倡导:“和为贵,忍为高”,“和则两利,仇则两伤”。

传统商人将儒家的礼和之道用于润滑贸易中的人际关系,用于商业经营管理实践, 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总结出“和气生财”、“人无笑脸休开店”等处理公共关系的经验。认为“和”是生财的基本条件,力求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和祥的气氛,从而减少贸易阻力。任何企业里,忠诚敬业、严于律己的员工都是是企业的基石和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古代商人对内行仁道以增强雇员的凝聚力、积极性和忠诚度,以营造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与和谐气氛,最终换来企业的业绩。对外塑造商家的仁厚形象。热情待客 , 广结善缘 , 以稳定和扩大商业交易的联系网络。

“仁爱管理”、“和气生财”的伦理思想,可以弥补西方管理中“见物不见人”的缺陷,确立“和气生财”、“普遍和谐”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五、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的职业道德传统。

《周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敬业勤业、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国传统商德的一个内容。成功的商人既要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又要能够经受住挫折的考验。

中国古代商人不论是肩挑手提的小商贩,还是拥资百万的富商巨贾,无不勤进货、勤销货,精于工计。他们深知“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敬其业而后其食”的原则。敬业勤业、艰苦创业成为中国古代商人坚定不移的职业道德信念。

商业实践的磨练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艰苦创业、敢于冒险、持心不苟、无怨无悔的优良职业品德。古代晋商不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于甘、宁、青、新疆、内蒙等边远地区,于艰苦卓绝、勇敢顽强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著名的旅蒙商大盛魁,其创始人原是三个小贩,他们白手起家, 逐渐积累资本,大盛魁最后成为旅蒙商中最大的商号。古代徽商成功的一个关键同样在于其诚意敬业、锲而不舍,形成“一贾不利再贾 ,再贾不利三贾, 三贾不利尤未厌焉”( 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 的“徽骆驼”精神。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神曾经一度成为我国商业发展与繁荣的巨大推动力量,这些伦理训条不仅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帮的辉煌,与现代市场经济存在不少同构与契合的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能忽视商业道德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要对传统的商业伦理精神进行扬弃,赋予其时代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明清时期的商业伦理体系》.郝继涛,《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4期。

《商业文化差异对商业伦理的影响之研究》.梁玉、王惠芬,《商场现代化》 2005年30期。

《创儒商文化,建设现代和谐商业》.艾 儒,《商业文化》200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