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立

摘要: 我们的民族血液中难道真的只是贵族精神吗?为什么阿Q 至死还在遗憾那个圈没有画圆?为什么在很多时候我们被称作是“无声的、沙漠一样的中国”?其实在多个层面我们都可以发现“求胜”和“求生”这两种意志在我们的精神准则和行为中的体现。只不过来自下层的“求生”的声音被宏大的“求胜”的言行遮蔽住罢了。

关键词:求生;求胜;结构;对立

周作人在他的《 贵族的与平民的》 一文中,提到了两种精神: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前者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是完全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了。”“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和“无限的超越的发展”代表人类追求的两极,也涵盖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以此为契点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味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一、“求生”与“求胜”的二极对立状态的表现

传统文化,在人的脑海中直接反射出的词语是:爱国、热忱、耿介、正直等等光芒四射的词语,心中涌起的也一定是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诗歌中铺展的是壮丽的河山或优美的田园;历史里充溢着抗击外族侵略的悲壮和疆域广袤的荣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几乎就是中华民族的同义词。

凡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况且我们向来就有为尊者讳、为祖宗讳的传统,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有意无意间遮蔽了什么? “思想与学术,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悬浮在社会与生活上面,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与经典中。”(《 中国思想史导论》 ,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我们民族的真正思想信仰背后,是否在有意无意间被精英话语湮没?在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背后,是不是还有其它的东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凌厉攻势,将传统文化定性为虚伪与残忍。今天看来好像有失公允和宽容。在东方文化普遍被看好,重读经典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判文化传统呢?

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有两种极具概括性的评述:儒表法里、内儒外法、阳儒阴法、儒道互补。其具体表现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有“穷”时采菊吟诗清静怡然,“达”时采用各种“阳谋”或“阴谋”佐君恤民,等等。表面看来,我们的祖先似乎很难满足于“求生”—— 仅仅满足有限的平凡的存在,他们或者追求安邦治国之“胜”,或者追求自身的道德修养之“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概括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追求。

(一) 习用语词中

求生:安时处顺、安贫守贱、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乐天知命、知足常乐、明哲保身、蝗螂捕蝉,黄雀在后、沉默是金、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喝凉水、好死不如赖活着、苟且偷生、随遇而安……

求胜:事在人为、敢做敢为、水滴石穿、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见义勇为… …

(二)文学作品中

求生意志——对生命的珍视和热爱是人最低层次的追求,它代表的是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意愿。在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被挤压的位置,一直为精英文化所不耻,只闪现在民间文学创作中;求胜意志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一直被誉美的灵光包裹着,大量地泛滥于诗词章表里。普通民众的一般思想信仰在《 诗经· 国风》 中已有所表现,以后的作品均无出其左右。它的创作群体是各地的普通民众,是真正意义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有:1 、反映战争摇役之苦;2 、表现对贫富不均的怨怒;3 、描写婚恋生活;4 、对上层贵族道德品行的讽刺揭露。汉乐府采集了一批来自民间的声音,它创作于鲁迅所言的人们发出“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叹息的年代,主要表现战争的罪恶和穷苦难以卒日的百姓生活。南北朝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朝歌唱炽烈大胆的爱情,北朝反映社会离乱、贫富对立和北方少数民族勇武豪侠的精神。敦煌曲子词是我们今天在文学史上最后一次听到的来自民间的声音,但它已经夹杂了士人的写作,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民间话语对待。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表现的是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而少忧国忧民的题材。透过历史罅隙的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民众是根本不在乎“今是何世”的,他们从生活的实际出发,注重的是自身的生存状态和个体的生命享受。他们对统治者的不满大多只是集中在其给他们造成的生活苦难的愤恨上。除非与自己的生活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一般不会注意统治者的大政方针的。

与之相反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充溢着求胜意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哪怕是“僵卧孤村”,也要“尚思为国戍轮台”,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山阙”。文士们追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虽九死其未悔”的执着坚定,这是他们几千年从来都没有黯淡过的情结。无论仕进之途多么蹇涩,社会多么动荡,求胜的火把从来不会在文士的心底熄灭,只不过内容发生一些变化罢了。它有时表现为明君贤相的理想,求得在政治上施展报负,有时表现为追求个人道德的无限完善。

(三)历史事件中

打开任何一本历史书,扑面而来的一定是对积极入世、建立功名的英雄的赞美,或者,是对孤高隐逸、闲散淡泊布衣的叹惋。一般的百姓很少能透过重重的遮蔽,让我们看到他们卑微的存在。以司马迁《 史记· 陈涉世家》 为例,在“举大计”之前,陈涉所率领的农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的,只是当意识到“失期,法皆斩”时,脑中才闪现出“等死,死国可乎”的念头。只要不是走投无路,无论生活是多么艰难,平民们都是会隐忍着、挣扎着走下去的。当陈涉、吴广多方面准备,最后发出“王后将相宁有种乎”的热血宣言时,徒属的回答是“敬受命”。后来陈涉为王,“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因为之前曾有“苟富贵,无相忘”的誓言,所以去拜见陈涉。从文章中看,他并没有因陈涉的发达而产生嫉妒心理,也没有要求官爵车马,而只是向人们陈说他们佣耕时的情形,炫耀他与陈涉的交情。但他最终被陈涉杀了,原因是“颛妄言,轻威”。这个人以他的一声叹息和几句妄言留在了历史中,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却被我们永久地遗忘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既没有豪言壮语也缺乏远见卓识更没有惊天动地之举,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有限的平凡的存在”。

二、对立产生原因的初步分析

(一)等级制

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是对人的支配,统治与依附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在社会的最上层是君主,最下层是妇女。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中权力与义务成反比。居于金字塔最上层的君主享有天下一切人对他的忠诚,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而越处于下层的民众的义务就越繁重,他需要对他以上的一切承担义务,无条件地听从他们的命令。长期如此的结果就是义务被动型人格的形成,对父母尽孝,对君主尽忠,对来自上层的一切的绝对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顽固的等级意识使得处于同一等级的人们之间互相监督,消耗,谁也不能有所僭越,从而培养出人们安分守己、泰顺柔弱的性格气质,使得在数量上处于最大部分的底层民众自然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望。而另一方面,当人不是陷落在最底层时,如士人阶层,他们人性中固有的占有欲和支配欲加上身经目睹的一系列上层阶级的优越富足的经验,自然渴望着权利,渴望跻身于更高层。被人抑制又渴望抑制别人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体意识,造成了权利的恶性循环,就连最穷困的农民也可以享受虐待妻儿的乐趣。那些在精神(或社会地位)或物质方面几乎处于绝望状态的人们,只能是平凡地存在着。

(二)愚民思想

孔子将“民”(亦可称为小人)作为君子的对立阶层,“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之知”。老子也主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 三章)。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保住君王的社稷江山而没有丝毫半点肯定民众智慧的意味。在统治者以及准统治者的心中,草民是冥顽愚钝的社会的淤泥。这种意识在百姓心中的反射是“这实在是阿Q 的错,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使得大家只能满足于平凡的存在,连做梦都不敢了。相反,对于读书人,各家向来不敢有任何微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君王的政治需要造就了他们的使命意识,匹夫有责,人人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活动或努力作道德的楷模。

(三)儒道思想

儒道思想是“求胜”意志的动力。《 论语》 中充满了“求胜”君子与“求生”小人的对立和对小人只知道追求世俗的生存而放弃“仁”、“义”、“礼”等的批判。“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 里仁》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卫灵公》 ),“放于利而行,多怨”。要求君子适时地施展报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 泰伯》 )从孔子开始,中国读书人就担负起“兴邦传礼”的使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高尚的道德风范和积极的入世的言行作为世人的楷模。

道家思想飘然出尘,与儒家的强烈参与意识不同的是,它只追求自我精神的超越与满足,遁世辞名。它要求人们安命守分、随俗从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十分可笑的,“知其无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彻底摒弃了世俗名利地位之心,人的精神无所凭依,更可逍遥而游了。

纵观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人性结构。而造成这种对立存在的直接原因应该是生存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在文化选择过程中,我们过分注重和强调了它积极、向上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弱化或淡化了它卑微、自足、消极的一面。今天,社会心理依旧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认真地分析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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