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道海

摘要:唐代叙事诗将文学自身的自觉意识和时代特征融合在一起,通过题材的人文性、纪实的讽谕性、表达方式的融合性、基调的感伤性、风格的凄美性等叙事艺术,很好地释放了文体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使命和思想内涵,从而实现了艺术的整合性和完美性。

关键词:唐代叙事诗;叙事艺术

中国古代叙事诗滥觞于《诗经》,虽篇幅短小,《风》《雅》《颂》却以叙述的口吻记述了周王朝的历史兴衰、战争事件、爱情故事、民俗风情。三百年后的楚辞,扩充了篇幅,丰满了情节,加强了铺叙和叙事手法,初备叙事诗的艺术特征,如《离骚》、《九歌》、《招魂》等。随着文体自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作品的时代特征,汉魏时期叙事诗完成了人物形象的描摹和性格心理的刻画,出现了《陌上桑》、《孤儿行》、《羽林郎》、《上山采靡芜》、《十五从军征》、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孔雀东南飞》等古代叙事诗歌的上乘之作,并产生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木兰辞》这样继往开来的千古流传之作。

唐时受崇实尚俗文学思潮以及唐玄宗对“务崇敦本,克慎明德”,“敦风劝俗”文风倡导的影响,沉郁纪实、哀婉凄美的叙事诗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长足发展。如杜甫叙事诗《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白居易体现“一悲吟一事”创作理论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琵琶歌》、《望云骓马歌》,李绅的《悲善才》,刘禹锡的《泰娘歌》,柳宗元的《韦道安》,韩愈的《华山女》,杜牧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韦庄的《秦妇吟》等诗歌,在思想价值和叙事艺术上都超出前代,尤其是叙事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学性。

一、题材的人文性

随着唐代社会矛盾的日渐激化,受儒家思想影响且怀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诗作者将深广的社会现实付诸在笔端,创作了贴近现实、反映民众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叙事诗”, 使“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诗作在反映现实上具有内容的深广性和题材的人文性。《汉书艺术志》云:“自孝武立汉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叙事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本质和 “歌生民病” 的责任感负载了厚实的人文功用,这既是时代召唤和叙事诗内召力的契合,也是文学功用与文人气质情怀的契合。

唐代叙事诗以反映社会的广泛性凸显了作品的人文内涵,有描写帝妃爱情故事的,如白居易《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有讽刺虚妄成仙的,如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白居易《海漫漫》、《梦仙》等;有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残暴的,如李白《远别离》、《古风》(“大车扬风尘”),白居易《轻肥》、《宿紫阁山北村》、《红线毯》、《两朱阁》等;有写宦官飞扬跋扈的,如白居易《卖炭翁》等;有反映贫富分化的,如李白《赠张相镐》,白居易《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吴融《卖花翁》等;有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如白居易《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琵琶行》,杜荀鹤《山中寡妇》,秦韬玉《贫女》,唐彦谦《采桑女》等;有揭露兵役制度的不合理性的,如杜甫《新安吏》;有反映人民不堪边战苦的,如李白《古风滏》(“胡关饶风沙”和“代马不思越”),杜甫《羌村三首》,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有反映世风淡薄的,如白居易《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有反映人才沉沦下僚的,如杜甫《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白居易《涧底松》、《悲哉行》、《谕友》等;有反映国破之痛的,如花蕊夫人的《述亡国诗》。

这些叙事诗从深度和广度上审视了社会弊端的深刻根源,充满了直气凛然、荡气回肠的人文性,也映射了诗作者博大深沉的人文情怀。杜甫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创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正是这种情怀的诠释。诗人由叙述身世之感,叩问苍生之痛,生发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怒呼喊。这种将时代腥风血雨酣畅淋漓袒露在世人面前的的坦诚和直白,反映了作者惊天地、憾鬼神的胸怀和气魄。

二、纪实的讽谕性

唐代叙事诗创作在纪实的同时赋予了深刻的讽谕性和尖锐的批判性,并在创作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白居易《新府序》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句首标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集》卷三)。这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生命力就在于讽谕社会,从而发挥了“文以载道”、美刺褒贬、惩恶劝善的人文功用。

孔子有言“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教诲为政者以及文人遵守圣道,尊重生命,体察民苦。和人民有着共同生命体验的诗作者,往往以责无旁贷的谏官的姿态对社会生活予以思考和讽谕,其作品将世上疮痍化为诗中哲理,把民间疾苦汇入笔底波澜,通过语言艺术来对现实进行批判和人伦说教,既含蓄蕴籍,又刻骨铭心。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都有着很多这种深入人心的作品,即“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稹和李绅对叙事诗的批判性有着共识,“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元稹集》卷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都将“即事”之作写成“名篇”。 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缭绫》“念女工之劳”,其讽谕性直透纸背。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创作了数量较多的纪实性叙事诗作,唐代孟綮从杜甫的“纪事诗”作品批评中,首次采用了“诗史”一词,来表述其作品“毕陈于诗,推言见隐,殆无遗事”的写实讽谕精神以及现实主义风格特征。[1]天宝年间,边境战争越发频繁,杜甫以饱蘸血泪的笔墨,写下了最初的叙事力作《兵车行》。《兵车行》反映的是公元751年唐兵大败于南诏之后强行征兵的历史现实。征夫十五去北防河,四十岁仍在军队“营田”,“被驱不异犬与鸡”才至“千村万落生荆杞”,“点头频”的无奈和凄苦痛斥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诗句“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振聋发聩的低沉中控诉了战事给人民带来的莫大灾难,这种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的叙事,直接反映了作者心怀民痛,感怀民瘼的人格情怀。这首切入时政的诗被认为是唐诗转向写实的重要标志。《兵车行》敏锐地把握社会脉搏、裨补时阙、叙说苍生疾苦的魄力和情怀一直被后世所称道。胡适评价道:“这样明白的反对时政的诗歌,《三百篇》以后从不曾有过”;“甚至于直指皇帝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2](pp.92-93)此外,其《哀王孙》、《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佳人》、《彭衙行》和《北征》也都渗入了同样的忧患意识。

同样李白边战叙事诗《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元萧士赟评论此诗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以讽也。”[3](p173)诗作以对政治现实的反映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体现出了很强的政治现实性和讽谕性。

三、表达方式的融合性

唐代叙事诗在表达方式上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在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以及诗作者的美好理想的同时,也达到了艺术上的一体性。

宋代陈岩肖、蔡启、刘克庄、洪迈等人在指出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与《诗经》中《东山》、《采薇》、《出车》等叙事性作品有“相为表里”的艺术承继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其“善叙事”,“多纪当时事”,以及“其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的“诗史”特征。[4]宋代魏泰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唐代张籍、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体叙事诗的研究,指出“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祥,情贵隐”,明确了叙事诗叙事抒情手法的统一性。[5]又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述杜甫、白居易、吴梅村的叙事诗作品“所咏多有关乎时事之大者”,称其为“千古绝作”,并指出“体格不同,言各有当”的文体艺术性和融合性[6]的诗歌文体艺术观。

唐叙事诗在元白之后具有情节的丰富完整性和故事的通俗流畅性,同时表达方式的融合性也日臻完善,白居易《新乐府序》“卒章显其志”使诗歌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如对宣州太守的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的质问(白居易《红线毯》),对“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残酷现实的指责(白居易《杜陵叟》),对“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不合理现象的针砭(白居易《重赋》) ,对“用与不用各有时” 黑暗政治的愤慨(元稹《望云骓马歌》),对“欲求恩幸立边功” 劳民伤财的边战的悲愤控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对“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贫富不均的谴责(白居易《观刈麦》)。

四、基调的感伤性

无论是盛唐还是在中晚唐,唐代叙事诗都以文笔的幽婉和“悲天悯人”的入世精神成就了作品的人文主义情怀,透露出感伤的情感基调。《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生活在急剧变化时代的文人以关注社稷民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投射了自己对苦难民生和生命内涵的深沉忧虑。他们往往“以谏官的身份或者角度,去思考和设计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文风构成的要素等”,[7](p144)并将自己的情感和理论融入到现实创作中。

他们往往以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为基准,以凝重深沉、哀婉悲切、相对弱式的感情为基调“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地揭示现实矛盾,反映政治理想,体现出敦厚外张的人性魅力,从而实现“善民心”、“移风易俗”的济世目标,(荀子《乐论》)正如王充所谓“仁圣之人,忧世忧民”。(王充《论衡·指瑞》)

这种叙事诗的感伤基调在现实主义伟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中尤为明显,《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露出忧念天下百姓、惆怅难述的真切心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与白居易《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都体现出视民生疾苦为心头之痛的火热情怀。正如徐献忠的《唐诗品》曰:“水部凄惋最甚,虽多出瘦语而俊拔独擅。” 这种忧患意识融铸于他们关怀天下苍生的士人人格精神和人格魅力之中,使叙事诗超越一己之悲的同时表现出博大深沉的感伤情怀。

五、风格的凄美性

随着文学自觉意识和文人政治理想的进一步加强,唐代文人本着儒家本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多个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反思,文学经世致用功能进一步深化,凄美的风格进一步显现。梁肃在为包佶文集所作序中指出:“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文学者或不备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戏!才全其难乎?”[8]鲜明地指出作品的承载功能。游国恩也指出:“中唐以后因文学之自然趋势及反动,诗之特质渐起变化,而与前此迥异”。[9](p426,430)这种“诗至中唐,变之始也”的理性创作观念和风格更加重了作品的凄美性。

白居易《长恨歌》围绕着“思”与“恨”,结合、惊变、思念、寻觅、致词五个部分环环相扣,赴蜀途中、月夜行宫、返京途中、重返旧京四个层次循序渐进,诗作在叙述背景后将重点落脚到悲剧爱情故事的叙述上,并将对帝王的爱情愿望经典性地升华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文叙事曲折婉转,波折起伏,情感反复咏叹,缠绵悱恻,扣人心弦,在含蓄委婉的诗句中蕴含了个人爱情对政治变局的悲剧性秀美风格,迸发出沁人心脾、感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琵琶行》、《上阳白发人》,李绅《悲善才》,刘禹锡《泰娘歌》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

参考文献:

[1] (唐)孟綮·本事诗·高逸[M]。

[2]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M].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

[3]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刘克庄·后村诗话[M](新集卷一);陈岩肖·庚溪诗话[M]卷上;洪迈·容斋诗话[M]卷一;蔡启·察宽夫诗话等。

[5](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M]。

[6]朱庭珍·筱园诗谈[M]卷三。

[7]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董诰等.《全唐文》第06部卷五百十七。

[9]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