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香

[摘要]李达早期马克思主义观内容丰富，其要有三：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性质的认识问题上。提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的看法；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上，批判“第二国际”，呼吁“马克思还原”；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强调“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这些基本看法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理论成就。

[关键词]李达；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社会革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119—04

马克思主义观是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看待和评价、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本看法，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认识、评价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从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27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的早期阶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卓有建树的理论家。李达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和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进行丰富的论述和比较准确的阐发，从而积极促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研究李达早期马克思主义观，对于深入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达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程

李达是通过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的。当时留学日本的李达“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名称。”1918年5月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救国活动失败后。李达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因此，他发愤学习马克思主义，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还翻译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文献。

“五四”时期，李达开始向国内介绍社会主义。1919年6月下旬后，他连续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12篇文章，阐述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为“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李达1920年夏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翌年2月，陈独秀应邀赴广东，李达主持上海发起组工作，并具体筹划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前后，李达负责主持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始终站在思想前线回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1921年5月，李达发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系统地批判了各派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思想。此后，又先后发表《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等的“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的主张，探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及方法。这一时期，李达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性质及理论体系的比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他1920年12月发表的《马克思还原》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和五个“重要原则”，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1920年11月后，李达陆续发表《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等文章，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揭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堕落”过程，批判考茨基等将社会主义“变成讲国民自由主义”，指出“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李达注意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运用于中国革命。他1921年6月发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提出“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1923年5月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党的“二大”以后，李达积极支持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秋，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以至不能共事，又“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遂退党赴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但他仍坚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1926年，李达出版《现代社会学》，比较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丰富的论述。

李达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但以下三个方面既是其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性内容，同时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对马克思主义性质与理论体系的认识

在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时，李达尚未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确认识。直到1920年11月发表《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李达才认识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此后。李达通过批判“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和国家主义路线表达其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解，指出“马克思学说出世以后，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变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他批判“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正统派”、“修正派”“采用间接的迂缓的手段，愈实行而离目的愈远”，并引述马克思、列宁等的言论批判考茨基对“劳工专政”的批评和不承认“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多数主义的施设，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还原》中，李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揭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堕落”过程，呼吁“马克思还原”：“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等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所谓“马克思还原”，即回归到列宁所发扬光大的、第三国际所代表的“革命的”和“科学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还原》将“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将概括为七个方面：

1)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

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2)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3)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4)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5)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6)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7)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

以上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综合起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这就可以明白了。

李达接着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又一次全面概括。李达的七要点、五原则与李大钊的“三部理论州”相近，基本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李达在李大钊之后明确地将“主张劳工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视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样，李达虽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性质，但他主要是从“革命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解都侧重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原因。后来，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就将“劳工专政”列为马克思学说的四个主要内容之一。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又有进一步概括：

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而贯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劳工专政三大原理，使成有机的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说。

这里“三大部分”、“三太原理”的划分以及认为“阶级斗争说”贯穿“三大原理”“使成有机的联络关系”的看法，代表了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看法，与李大钊的认识是一致的。同时，李达又重申了“劳工专政”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论”，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柢”的看法。在上述概括后，李达具体论述了“唯物史观说”、“阶级斗争说”、“剩余价值说”、“劳工专政说”，除论述次序不同外，与陈独秀的1922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完全一致，但远为丰富、深刻。它不仅是李达，而且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的看法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而且主要是作为“社会革命”运动来认识的。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所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但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那样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困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即曾以此攻击唯物史观。李达从1920年的《马克思还原》到1926年的《现代社会学》，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他承认，“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至于十九世纪末叶，数十年间，资本集中的步骤，并未证实马克思预言的确实，”并认为这使“马克思派主义者”“不相信革命的必然主义，以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程，只有进化而无革命，只有运动而无目的，而所谓修正派的运动，于是盛行了。”但李达认为，“十月革命”事实上证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完成了的，在事实上也可以完成。”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李达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首先，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该与阶级斗争学说相互结合、辩证地理解。他批判欧洲社会党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须干社会革命，只听资本主义自然发展好了。社会主义者也无须鼓吹革命，只努力去开发实业好了，”“过信资本集中论的人，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便生出一种根本的怀疑点。”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就在于欧洲社会主义者未能积极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晓得自己对于促进劳动者阶级的自觉的努力不足，反以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易奏效，于是就改变方向，在实行和理论上发生变化了。”而“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俄国社会革命党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原故。”其次，李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他在谈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观点时提出，“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余地之有无，却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测量而出的。就是马克思自己对于当时社会的一切生产力有无发展余地的一点，也未能确实的测定出来。”这当然不是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是认为决定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也取决于“那社会的环境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战争的勇气”。李达引述了托洛兹基的观点：“政权移到无产阶级的时日，不是由经济力的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如何所能决定，乃是由阶级斗争的关系，由国际的地位，以及种种主观要

素(例如传说，能战的勇气和决心等)所决定的。所以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较未发达的后进国中，比之在发达到高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早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认为此说“很新颖，很透彻，真得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为社会革命而行的政治革命必须由这种要素决定的。”再次，李达认为，马克思断定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的预言所以未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资本主义谋求海外发展，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得以缓和。最后，李达肯定地指出，“马克思那种‘无产阶级借政治革命实现社会革命的原理丝毫没有错误，错误的处所乃在于实际应用这原理的地方。”

李达的上述观点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强调必然性与能动性、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相互结合、辩证理解的普遍特征，同时也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重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论断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作用和夸大“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的能动性的倾向。但在中共“二大”以后，由于接受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对象的指导，同时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李达的马克思主义观自觉转向民族民主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科学的认识。他在《现代社会学》中论述“社会革命”时指出，“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而生产力尤其具有决定作用，“社会之变革，仅能由当时社会之物质的变革加以判断，而不能以当时之社会意识判断之。”因此，李达一方面强调“生产力在旧社会组织内，若未发展至于一定程度以上，则旧社会组织决不灭亡，新社会组织决不实现。”因此，“能使社会组织发生变动者实生产力发展之物质的技术的原因，非人类之意志所能左右也。”一方面又主张“社会之变革，一方面固须待物质的条件之具备，一方面尤赖个人之努力，始能实现。”人类的意志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条件上，“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因此，“各个人不能全仗其自身之努力，任意改造社会，亦不能静待社会之自然变化而怠其对于社会之努力。”同样是强调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相结合，但李达这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并充分尊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这一认识也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转向民族民主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关系的科学认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向科学化发展的重要表现。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问题的思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性质和理论体系的论述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的思考尽管并未直接谈及中国问题，但无疑都是着眼于中国问题之解决的。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既是李达马克思主义观的现实起点，也构成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内容。

李达1919年6月就提出“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这“新思想”应该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否能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具备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呢?李达对此问题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以及与张东荪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回答的。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李达全面地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首先，李达批判了“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的说法，指出中国现在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发达，但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要大得多，而劳资两阶级的对立与欧美日本也无有不同。而且，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失业人数大量存在。因此，“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现时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其次，李达批判了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指出“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事业的发达。因此，“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再次，针对梁启超主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看法，李达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性的，“无论何种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国际的势力必须采用国际的对抗方法”，“劳动者没有祖国，所以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的教训。”这些看法代表了这一时期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观点。

通过对张东荪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探讨，李达形成了中国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但在中国应该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建党之前李达还没有明确的思路。他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提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实际上，无论是从该文内容还是从李达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看，他都是倾向于“多数主义”的。同时，他提出实行社会主义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原则。由于李达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并认为只有“多数主义”能代表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也是其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

中共“二大”之后，李达积极支持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解这一纲领，阐述其合理性。为了反击当时对“引导无产阶级帮助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内民主革命党派(如国民党之类)合作，共同推翻军阀的政治”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批评，李达在1923年5月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着重探讨“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吗?”“假使目前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怎样实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应该采用何种政策?”等重要问题。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经济上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有产阶级直接受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两者又同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前者是三重的，后者是二重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这当然主要是指党在民主革命之后的目标。至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派合作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李达认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建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E也是有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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