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峰

李达（1905—1993），本名李德三，陕西眉县横渠乡人（原属西安，今属宝鸡）。1926年考入甘肃平凉国民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于冯玉祥部先后任排长、连长和少校参谋。1931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李达记忆超人，尤善记人名，凡见面一次，即能记住对方姓名，数年不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办轮训队。开学时，他到队按名册唱名一次。半月后轮训队结业，百余人集合，他站在台前，见人唱名，无一差错。

李达指挥作战，十分重视运用地图。红军时期，部队攻克湖南大庸城（今张家界）。李达见有石印局，即派人翻印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下发部队。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亲自组织制图人员，并派出一个侦察排配合，北起九里关、南至漳河畔，运用简易测绘法实地丈量，将该地区村庄、人口、水源、资源等做了标记，彻底弄清了晋东南、太行山和晋冀鲁豫接合部之地形。后又指导制图股完成了《最新华北明细图》，绘制了分层设色的《太行军区形势图》。

毕节是黔西重镇，地处云贵交界，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两不管地区。1935年，红军二、六军团入黔，移师毕节，欲建根据地。任弼时问计于李达，李达展开地图细察后力图阻止。理由：一、毕节地势雄视云南，云南不会不管；二、毕节公路四通八达，蒋介石调兵方便，也不会不管。果如所言，不出十日，云南孙渡、湖南陶广和贵州部队，相继进军毕节。红军二、六军团急忙跳出毕节，西行而去。任弼时叹曰：“李达有先见之明。”

1942年夏，李达带工作组至二分区检查工作，途中遇日伪军“扫荡”，深夜转移。行至一十字路口处，侦察参谋不辨方向。李达策马于十字路口来回走动后，指著一棵大槐树方向，断然说：“走这条路。”率工作组从敌人间隙中穿插，遂得脱险。事后，有人问李达奥秘，李达取地图告之：“你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

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途经黄泛区，李达率参谋先行设营。刘邓首长随后跟进。宿营地设毕，仍不见刘邓踪影。李达即嘱某参谋，越某山，过某河，至某庄，接刘邓首长。参谋照此线路急行，果见刘邓首长。刘伯承问李达，如何知道我们迷路于某庄？李达回答，某庄于地图上有重名，一东一西，以此断之。刘伯承赞曰：“李达是活地图！”邓小平曰：“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陶汉章将军回忆，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官兵多得“鸡婆眼”（夜盲症）。李达参谋长下令每个连队发一百块大洋，规定每人每天吃羊肝二两、羊肉四两、麦面一斤。约半月，“鸡婆眼”均治愈。

1935年长征之前，陶汉章正在前线打仗，忽接二军团司令部命令：速回司令部。陶汉章急回，并无事。陶汉章屡次问李达：“我一没有打过败仗，二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调我回来？”李达皆“闷”着，不言。

1974年，陶汉章随李达出访非洲，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小住，李达方道出缘由：其时，李达认为陶汉章年轻，有文化，将来可大用，为避免过早消耗（牺牲）掉，故请示任弼时政委同意将其调离前线。陶汉章言此感慨曰：“李达虽不善于发言，却善于不发言。”

李达训练士兵射击，常援引刘伯承所言“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曰：“什么叫一以当百，这弹不虚发本身就是‘一以当百的大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外出必带“老三样”：地图、指北针、放大镜。凡地形地物地貌，察之甚详。至黑龙江问，为什么地图上有第二个松花江？至广东问，“五岭逶迤腾细浪”的“五岭”是哪五岭？至云南问，“史迪威公路”在哪里？80岁高龄时，李达仍能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背诵如流。

有一次，李达由湛江乘飞机往昆明，途中遇雷雨区，飞机绕行。机长嘱随行人员：“莫惊动首长。”李达正闭目养神，忽问：“为什么总向北飞？”随从人员方如实报告。

“文革”之初，李达被非法关押4年。入狱之时，“造反派”捆其手，蒙其眼，押其上车，并于北京城兜了几个圈子，再送进秦城监狱。不料，李达下车即问：“为什么送我到秦城监狱？”造反派无不惊讶，亦不得不服其判断方位之能力。

1971年某日，毛泽东遇李达，问：“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李达答：“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了。”毛泽东说：“李达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