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如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实现自由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发现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伟大事业一步步地推向深入,使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在中国有了新的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中国共产党;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0—0015—06

马克思在发现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洞见了自由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人类自由的“历史已经到了理论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动、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的时期”。[1]中国共产党人在引导人民的实践活动趋向社会规律性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以“逻辑化意识”转化为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参与到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之中。从此,唯物史观不再是对决定历史进程的先验逻辑的理论构造,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

一、中国人民走上自由道路的出发点

探讨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的应用与发展,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何以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变成他们的现实自由。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现实展开的直接原因在于,我们党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改变生活现状的迫切需要。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理论和逻辑关系来看,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理论一旦形成,并且被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用来指导实践时,理论就具有了逻辑上的先在性,而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前提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掌握。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党的筹建,始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它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直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要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如毛泽东所言,“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当时和毛泽东一样在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自觉反思中国革命前途的先进分子有一大批,他们是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党人。说明已经接受唯物史观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体条件。

其次,唯物史观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科学理论指导。唯物史观的发现,宣布了唯心英雄史观的彻底破产。他填补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巨大空白,使人类历史建立在了现实的基础上。从此,人类命运出现了全新的转机。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我们发挥这个观点并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3]这“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正是在“那种消灭显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争取人类自由解放的运动。唯物史观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类为争取自身解放和自由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它“使人们从此意识到了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了本身解放的条件,”使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奠立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开辟了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从唯物史观开始,不管自觉不自觉,总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源、核心。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唯物史观说明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希望和勇气,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他们这时对唯物史观的领悟未必完全确当,但是当时流行于中国的唯物史观,一扫长期笼罩中国思想界使人怯懦无能的天命、天理史观的迷雾,批判了一切陈腐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新的革命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讨论,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并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唯物史观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

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活榜样学得的。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极为相似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以阻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给予了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列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示范作用在于,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所预设的基本社会条件,认为生产力水平低,不能作为拒绝争取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理由。“人民在忍无可忍的处境下,可以挺身起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至少可以使人有机会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式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正是列宁的这一思路,使中国人民迅速走上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总之,唯物史观是中国人民实现自由的精神法宝。它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命运,认清了他们争取自由的现实道路,而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又使他们知道了利用唯物史观这一锐利武器的具体方法。

最后,客观需要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现实基础。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在中国现实展开的根本原因。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4]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是人民走上自身解放道路的客观原因。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中国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掌握在外人手中。面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不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力量,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中国人民在遭受到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数次革命失败之后,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孕育着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如雨果所说的“革命的摧折从来不会是失败。”因为这里有的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受压迫的地位,由于物质生活的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的压迫”而产生的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提供了革命的阶级条件。一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争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中国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一只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基础。全国广大的劳苦大众加上新兴的产业无产阶级,使中国爆发革命的群众条件日益成熟。由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风暴的一次成功预演,他带着为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精神,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三座大山”重压下,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是人民争取走上自由道路的客观原因,中国产业工人的兴起提供了革命的阶级基础。二者的统一构成中国人民选择走自我解放道路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应用,共同构成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走上争取自身解放道路的根本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根本依据作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出发点,不仅在历史的前期发生作用,而且贯穿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上述三大因素都是理论走向现实的必备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自由意义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或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6]他虽然是针对的自然科学研究而提出来的,但是,自从历史观变成科学以来,它无疑也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且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社会历史问题的发现还将更加困难,更加需要非凡的智慧。因此,只有像马克思那样“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人,才能发现并解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的智慧,将他所提出的一般人类问题,在中国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重新发现并加以现实解决。事实上,无论马克思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发现的问题都是他们的理论核心。他们的理论正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从不同侧面对问题的解答。现实中不断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逐步深化的原始动力,所谓“科学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触发新问题的问题。”[7]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1.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依据有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依据。首先,唯物史观是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自从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问题解决之后,人类争取自由的问题成为有可能解决的真问题。从此,唯物史观成为判断人类争取自由的实践中所产生问题的理论依据。以人和自然之间物质转换关系来表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社会生产力所提供的物质资料的丰富程度,是判断人类自由与否及自由程度的基本标准。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沉浮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因而就不可能有自由。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是否协调,是判断人类自由与否的现实标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否协调、平衡,是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体表现。当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处于异化或敌对状态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要会受到直接影响,就无从实现人的自由。人是否与其自身发展相协调,是判断人类自由与否的最终标准。正确对待自己,是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关键。努力认识与改造自己,协调人与自身的关系,发展自我意识,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人只有做了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总之,人类只有首先挣脱大自然的束缚,才有可能摆脱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异化状态的束缚,在此基础上才能摆脱自身的动物性痕迹,最终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之间的一切矛盾,进而在人类、社会、自然彼此之间的高度和谐、协调关系中实现人的自由。

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况是中国共产党人发现问题的现实依据。唯物史观只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尺度性依据,真实的问题只能来自于现实社会状况。现实提供了生产力落后与否的事实,提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与否的事实,提供了人与自身关系是否协调的事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人民对于自由的现实要求,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离开人民现实的实践活动寻找问题,就永远找不到实现自由需要就解决的真问题。

唯物史观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相结合,是我党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依据。问题来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但是人民实现自由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却并不是现成地裸露在生活的表面,而是经过由具体到抽象的提出过程,再经过抽象到具体的解决过程。科学方法的使用在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中起了直接现实作用。其一,我们党在将唯物史观和人民现实生活状况相结合中,发现了问题产生的主体依据。认为中国广大人民才是被“环境”“逼的活不下去”的人,他们才是当时落后生产力和不公正社会关系最为深重的受害者。因而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的改变有着最为迫切的需要。其二,我们党在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现状结合过程中,将现实问题进一步明朗化,发现了解决问题的“下手处”。一般而言,人民需要改变的生活状况是以经济生活为核心,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相统一的整体状况。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上述三种生活必定有一种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制约着其他两种生活,这就是解决问题的“下手处”。但唯物史观只是以其逻辑精神来指导实践,而实践也只是以其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精神而受到规范。可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我们党以唯物史观发现中国现实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发现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自由意义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发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不是生产力的落后,而是生产关系的腐朽和黑暗。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中国人民实现自由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9]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经历了一个逻辑和历史具体统一的运思过程。他最初指出“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因为“只有反动军阀的发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利”。在稍后几年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封建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任要打倒军阀政府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因为“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亿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地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显而易见,这时毛泽东已经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意义上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农民同宗法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以此奠定了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基础。从此,中国的历史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民成了历史的真正主体。一种全新的革命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源源不断地涌现。从毛泽东所发现和解决的这一具体问题来看,他创造了发展中国生产力的现实条件,使得物质生产成了人民自己决定的,满足人民自己需要的生产,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获得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现实活动中的自主权。

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成功之后,利用已有的社会条件来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所发现并加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虽然对于人民自由的实现道路进行了极其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他较多地注意了“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致使他尽管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0]于是把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历史的主旋律扼制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之下;把人民对于物质生活的不同需要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掩盖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之下。最终招致历史规律的制裁,致使中国人民长期渴望的现实自由在历时20年的时间内处于“回旋”和“倒流”的状态。这就是在中国实现自由的过程中,因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所照值得最为惨重的教训。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正是在对其前辈“所犯的错误后果”的深刻反思中,深刻理解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实现人民自由中的重要性,并且把它彻底地贯彻到了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之中。它突破了原来在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错误观念,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确定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把发展生产力的逻辑精神贯彻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他突破了原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阶段认识上的错误观念,以科学的态度尊重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现状,将中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突破了原来对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关系上的错误观念,跨时空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上找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在微观层面上找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通过上述四个层次的突破,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地将生产力基础作用体现于人民实现自由的实践活动中,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自由的现实内容,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以发展生产力来充实和丰富人民自由的现实内容这一根本问题。

邓小平的上述创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他具体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一现实问题。其自由意义在于:从国内看,其一,他创造了以解放思想推进人民自由事业的有效模式。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历史发展的总尺度,以解放思想为契机,在“四大突破”中极大地拓展了人民现实活动的空间,把人民实现自由的实践推向新的境界。其二,他拔正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基本航向,打破了原来在政治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理解人民实现自由的错误观念,恢复了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的社会技术形态在实现自由中的主导地位。把人民的实践活动由“天上”拉回到了“地上”。其三,他发现了人民实现自由的的正确起点。邓小平把中国人民的自由起点建立在首先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使我党避免了因“盲目高估”自由起点,继续“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前面”徘徊不前所造成的人、财、物、时的浪费。其四,他创造了中国人民实现自由的最佳途径。邓小平把生产力作为自由实现的根本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找到了通过创造比较优势而使生产效率最大化的方法,确立了中国人民自主活动最恰当的社会形式。其五,他确立了解放人自身自然力的最佳切入点。邓小平从生产力自身结构入手,以其卓越智慧,一语道破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把发展人自身创造力作为释放人自身自然力的突破口。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改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建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人类谋求共同自由提供了新的思路。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发展生产力来丰富和充实人民现实自由的必经环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对于中国人民自由事业的推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条件下,揭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对于实现人民自由的特殊意义。他要求在时代和世界意义上来理解先进生产力,充分考虑生产力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辐射性和跳跃性,着眼于全球生产力的变动趋势,以使我们能紧跟时代步伐而促进生产力发展。他以知识经济这一生产力发展中的新事物,指认生产力的先进性,强调“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11],提倡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努力促进我国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思想的提出,一方面,将在较短时间内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在时代和世界意义上最大限度地提供人民所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标志着从开发有限的自然资源转向开发人类自身无穷的潜在的、没有束缚的知识创造力。这与他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则,与社会主义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规律,这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统一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因为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内在规律不会自然地导向多数人的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多数人如何走向自由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从理论上突出了如何实现多数人利益的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这一问题才变得更加突出。这才有了新一届党中央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出台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顺应了我国发展要求,也与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追求自由幸福的要求相适应。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一要求突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经济建设对于我国大多数人解放和发展自身生产力,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从而为实现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具有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要求强调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突出了党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依赖性、工具性,以及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目的性特征,为扭转建国以来逐步形成,至今尚未根本转变的党做主、民服从的局面,使人民成为真正主人将发挥重大作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角度,突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可以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在上述四个领域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点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性的要求,也是解决改革三十年来所形成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必然要求,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无异于实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体现出了人与人彼此平等的思维,为多数人共享改革成果提供了思想基础。一定意义上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中国人如何共享改革成果,如何在共享中走向自由这一问题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指引。

诚然,仅有思想理论现实不会自然地改变,何况这里的思想理论还带有明显政治的色彩,而且思想理论在走向现实之后,往往还会变得面目全非。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来回视我国改革开放30年,和建国60年来的曲折历程,就会自然地感受到,这些年里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固然都是十分可观的,最根本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的转变。想想新中国从政治是一切,转而一切是经济,到今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同台亮相,从而使中国人由政治人、经济人到今天正常人。在运用唯物史观发现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方面,在思想上和思维方式上所经受的历练和解放,就会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充满信心。

三、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

中国共产党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侧重地发现和解决了人民实现自由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虽然他们所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是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可以看出,他们用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具有一致性。这些方法概括地讲就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以当时实践自身发展规律来安排实践活动的方法。具体通过实践活动的三个层次表现出来。一是宏观层次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方法;二是中观层次实践总体性的功能方法;三是微观层次日渐成熟的理性反思方法。这三种方法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交错地作用于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和解决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全过程之中。

首先,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方法。争取人类以自由为内容的主体性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的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其一,人民自由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总目标。在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但是,党并没有把人民以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主体性停留在理想的层次上,而是脚踏实地地为实现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自由而不懈努力。党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精神武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国人民指出不同的奋斗目标和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注重实现人民的具体利益。体现了人民主体性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其二,人民自由主体性是作为国家、集体和个人相统一的中国人的主体性。一方面,整个民族的自由作为个体和集体自由的一般表现,具有着逻辑上的先在性。因为人民个体和集体的自由,只有在国家作为主体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具体地实现。这不仅在战争年代是必须的,在和平年代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尚不能平等交往的条件下,我们党始终主张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的基本立场,坚持维护国家主权是人民自由根本保障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人民个体自由和集体自由,又是国家自由的现实内容。因为国家在现实性上是由无数的个体和集体通过一系列的关系所形成的无形实体。只有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体和集体都具有较大的活动自主性,才会有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和自由。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所得出的基本经验之一。

其次,实践总体性的功能方法。坚持人民主体性是我党在实现自由的实践中所把握的价值尺度。但是,价值观作为在宏观层面上发生作用的规律,并不包含消灭现存状况的方法、途径。要将人民主体价值观贯之于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必须在人类实践活动规律的层次上考虑实践活动的价值效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彼此之间总体协调的标准,是唯物史观对于实现人民主体性的双重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两大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不断开辟了中国人民自由事业的新局面。

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以解放生产力,实现人民经济幸福为根本目的,成功地变革了当时中国人民与三座大山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平衡性,创造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条件。但是,由于他“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而使生产关系失去了现实根基。人民主体性被严严地遮蔽起来。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正确把握了在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中推动社会发展、人民进步的总体协调性原则,找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协调的恰当形式,使人民的主体性,主要在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人民日益改善的物质文化生活中体现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日趋明显,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这是第三代领导人以促进全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原则,以变更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不协调性关系为突破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中呈现出的不平衡性发展特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兼顾为基本方法,以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为着力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向新的境界。

最后,逐渐成熟的理性反思方法。中国人民以自由为内容的主体性的实现,现实性上,取决于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总体协调性标准实现的程度,最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思理性成熟的程度。以自觉反思的方法矫正自身认识和行动中的偏误,是唯物史观对于共产党人在实践的微观层次的基本要求。

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引导人民实现自由过程中的历史性贡献,可以看出,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股不断审视理性自身的自我监控、自我反省、自我矫正的力量”,即理性自我主宰的“反思理性”。[12]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理性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从整顿党的作风的角度提出了“自我批评”的方法,要求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方向,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理性反思方法。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一方法始终一贯地贯彻于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表明了他反思理性的不彻底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彻底贯彻了在错误中学习的反思理性精神,在实践中,继承并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理性反思方法。邓小平的理论前提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他把共产党人视为现实的活动着的人的实践思维方法。正是这一方法,使邓小平成为共产党人在自我批评中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光辉典范。表明我党是能够发挥反思理性的作用、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主体。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当个体主体的潜在能量已经充分释放,在人们开始走向全面和占有人的全面性的今天,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30年改革开放,及之前2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反思理性转变为新世纪中华文明的主导理性。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本性的历史自觉。

坚持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方法,实现总体性的功能方法和自觉的理性反思方法,是我党在领导人民实现自由的实践活动中,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同时使用的三种方法。其中,人民主体本体方法是灵魂、统帅,是共产党人一切活动的最高原则和总归宿;实践总体协调的功能方法是对人民主体本体价值理想的现实展现,是共产党人按照实践规律进行实践的必然要求;自觉地理性反思方法是唯物史观对于主体在思维方法上的具体要求,它是人民主体性得以实现的最终的、也是最为可靠的方法保证。其中自觉反思理性的成熟,无论从自由所处阶段性,还是视为实现自由的一大环节,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自由途径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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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清海.信仰理性-认知理性-反思理性[J]学海,2001:(2)

The CCP men'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arxism freedom path theory

MA chun -Ru

(Philosophy institute,Shanxi province social science academe,Taiyuan 030006)

Abstract: The Marxism think that practice is mankind realization basic path of the freedom.The pers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only the thing historyview detection definitely reach agreement Chinese realistic problem, the Chinese people pursue the great business of the freedom to push stage by stage to thorough, make the Marxist and free path theories have the new appearance in China.

Key words:Marxism freedom path theory;the CCP;substance history opinion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