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

2009年3月份,全国“两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就垃圾焚烧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毛达,正在研究环境史。他发现,许多人,包括环保系统的人,对垃圾焚烧还存在许多误会。

比如,“垃圾焚烧在国外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就是错的。毛达说,人类对火的依赖是根深蒂固的,“眼不见为净”也是一个长期的毛病。作为市政服务的城市垃圾焚烧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建于1870年,地点是伦敦郊外的Paddington,美国的第一座建在纽约,1885年。焚烧发电技术也不是近些年才有的,早在1910年之前,所谓第二代焚烧厂就能产能产热了。

而“垃圾经过焚烧处理可以使垃圾资源化利用”需要建立在如下前提上:一是物品被它原来的使用者遗弃后的唯一用途就是能源;二送去烧的东西都是可燃的。前提一在不能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的情况下就是对的;但是,所有权威的城市垃圾管理的研究或报告都强调对策的先后次序:分类回收优先于焚烧。对前提二来说,很多送去烧的东西都不可燃,不能转化成能源。何况,焚烧厂一旦建起,是对分类回收的抑制,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见证了这一点。焚烧需要有机物:纸和塑料。这些都可以回收的,但为保证焚烧的运行,就要有稳定的焚烧量,因此即使有了分类回收的可能,也会被抑制。而焚烧厂如果吃不饱,就是个财政黑洞。垃圾资源化陷入了两难。

毛达说:“日本是个特殊的例子。根据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池田武的研究,日本之所以选择烧掉有机物,是与其特殊经济地位有关的。日本可以从国外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而回收的成本却很高,所以自然选择焚烧。但中国国情不同,我们尚不具备像日本那样廉价获取原材料的能力,而我们又有日本没有的民间回收体系,回收还具备一定的经济性。垃圾焚烧不能促进资源化是肯定的,但倒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价值的毁灭往往是创造新价值的刺激,这是过去资本主义增长的一个模式之一。但现在这种毁灭再创造的模式似乎不能划进科学发展和生态经济的范畴了。”

而对“可以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这个观点,毛达也有意见。他认为这表面上是对的,是焚烧的一个优点。但是,如果考虑到污染物的沉降和污染,灰烬和炉渣的掩埋,土地面积是节约了,但质量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至于“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的方向”也有问题。“我的美国导师马丁·麦乐西是美国最著名的垃圾历史专家。他在关于垃圾焚烧的专题论文中说,长久以来,一直有很多人叫嚷着‘焚烧是垃圾处理的方向(也就是说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不需要其他的方式),但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焚烧其实一直是个Niche Technology(niche是生态学上生物龛的意思,也就说垃圾焚烧只能一直躲在属于它的一块领地里,别人抢不了它的饭碗,但它也不能变成主流)。制约的因素是:经济、环保、政策的外部化因素。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环保标准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使得污染控制的成本很高,而焚烧企业很难从政府搞到纳税人的钱,所以焚烧自然只能守住它的一小块领地。而我国,污染控制不严,政府这只手又在市场上伸得很长,才会让焚烧的领地变得异乎寻常的大。如果我们继续考虑的话,麦乐西提到的因素一个都没有减轻,而且地球温暖化和有毒物质的长久存在更说明了我们根本就不能依赖末端处理,而应该控制物质的使用、消耗、制造(指的是新化学品)和流动。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公民意愿和社会公平的因素,政府决策要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但管垃圾的一直是闭门造车、独断专行。和美国不同,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土地来填埋垃圾,但这只说明我们更应该重视前端治理。美国是个浪费大国,虽然分类做得比日本欧洲差,但至少还比北京、上海强。”

那么,垃圾焚烧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问题”?毛达分析说:“烧东西加快地球熵增的进程,表现在地球不同于以往的温暖化。烧东西让既有的有毒物质更快地进入环境,比如重金属。烧东西产生新的毒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烧东西让还有其他用途的资源变成了热能和灰烬,是资源浪费。”

那么,垃圾焚烧发电究竟会不会产生二恶英?

毛达看过一些环评报告,深圳宝安和上海江桥承认会产生超量二恶英,只不过污控装置将之去除了。海淀六里屯的报告则说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好就几乎没有了,污控装置只是锦上添花。但是“六里屯报告没有提及焚烧后面降温的过程,那是二恶英产生的另一黄金时间,只不过没有进入空气进入灰烬了;宝安和江桥的就更不用提了,灰烬中肯定有大量二恶英。那后面的处理呢?即使是最先进的德国都无法保证安全地处理这些极为危险的废物,要么成本奇高”。

毛达认为,二恶英的空气排放能否达标目前是一个信任问题,没有独立第三方参与监督,只是环保局下属的环科院或所,看来不能取信于民。

因此,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都需要引入第三方监督。焚烧厂都有事先设计好的污染控制设备,要让焚烧厂污染少些,至少要保证这些设备能合格运作。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扫帚是有了,但能够真正让它挥舞起来的却是公众参与和独立的科研机构的参与。毛达与“国立清华大学”的凌永健教授曾经交流过,他说台湾民众对早期的焚烧项目也是群情激愤,不论焚烧厂还是环保部门说什么“没有污染”的大话,也不答应让烟囱在自己的社区树立起来。这种抵制不是因为没有“科学”的评估和监控,而是这些“科学”没有办法得到民众的信任。结果,环保部门不得不引入焚烧厂和民众都认可的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来进行相关的检测。而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二恶英排放根本不达标!吸取原来的教训,环保局让独立第三方参与污控的过程,并发现即使是某一个工作人员细微的操作都和实际排放水平有大的联系。而在独立第三方的监督下,这些“设计”好的设备才能发挥它们真正的作用。

2009年3月25日,北京一些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居民代表,与北京市政管委的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北京市政管委提出五个问题,要求居民代表们回答清楚:

◆焚烧垃圾是怎样产生二恶英的?是否焚烧的整个过程始终都能达到850度到1200度?在什么情况下会合成?在什么条件下会分解?如何控制?

◆如果焚烧不能烧塑料,那还能烧什么?那还建焚烧炉干什么?厨余垃圾可以通过堆肥等方式消灭掉,因其水分大,热值低,不适合焚烧;生活垃圾中的其他成分中存在大量的塑料,分不出来的塑料怎么办?不烧怎么办?塑料分上百种,并非所有的塑料都能回收,不能回收的怎么处理?你们能为生活垃圾中产生的大量塑料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出路吗?

◆基于目前中国在垃圾处理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我们”认为垃圾处理有三种方式:填埋、堆肥、焚烧。而焚烧是最能体现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成熟技术。“你们”为什么不这样认为?

◆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一直在发展,如日本的焚烧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虽然关了4600座,但关的是小的、较为分散的、小规模的、不达标的炉子;进行烟气治理、资源整合后,日本现有的焚烧能力未下降,保留下来的是集中大规模化运作。欧美国家的焚烧也在快速提高,稳中有升,未出现快速下降。光看表面的数字(关了多少家)是片面的,没有可比性。北京的焚烧仅为2%,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其他技术是否能够实现大规模化处理垃圾?北京的垃圾日产量已经达到1.84万吨,未来将达到3万吨。哪个技术可以迅速处理那么多的垃圾?哪个技术比垃圾焚烧更加成熟?

2009年3月底,北京市政协常委会上副市长黄卫向市政协常委们汇报时透露,未来五十年,北京将规划五个大型垃圾处理园区,以解决快速增长的城市垃圾问题。

当天,市政协常委会通过建议案,建议用经济手段促进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的收费管理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垃圾计量收费。

黄卫介绍说,北京市将通过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再利用,使垃圾生产增长率年平均下降1%至2%,到2015年实现垃圾产量的零增长。在垃圾处理设施选址建设方面,北京将规划建设五座兼顾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大型垃圾处理园区,并提出五十年规划目标。

黄卫表示,北京市将建立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考核标准,以促进区县政府增加垃圾减量方面的投入,提高对垃圾产生区的收费,增加对垃圾消纳区的补偿。

而市政协委员钟和,在调研中发现,垃圾中50%至60%是厨余垃圾,再加上废纸、塑料、玻璃等可回收物,实行垃圾分类后垃圾填埋量能减少70%左右。他建议,政府应加大投入,如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同时增加补贴力度,支持垃圾分类企业、回收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