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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我的大学生活

2009-09-21

中外书摘 2009年8期
关键词:张春桥梁晓声复旦

●《我的大学1970-1976》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组编

作家梁晓声的经历是曲折而又幸运的,他像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来到“北大荒”,在一次讨论开除一名因抬木头被摔断腿而离队的兵团战士时,支持了这名战士,因而得罪了兵团领导,被“精简”出团部机关,下放到木材加工厂当苦力,却幸运地被推举到复旦大学文学创业专业,毕业后到电影制片厂,专事文学创作。其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浮城》等,反映了一代知青的痛苦与快乐,探讨现实与人生,对人性充满着尖锐而深刻的反思。

负担还是复旦?

1973年,梁晓声到木材加工厂里做起了木材出料工。木材厂的知青们都记得这个为知青仗义执言的新闻报道员。在他们看来,梁晓声是被上级机关“贬”到木材厂的,大家都很爱护他。最初的三个月,梁晓声几乎不用扛木头,只是用卡钩搬搬木头而已。三个月后,在梁晓声的要求下,其他知青们才让梁晓声与自己一起抬大原木。

到木材加工厂的第四个月,大学招生考试的消息传到了这里。这一年木材加工厂获得了三个考试名额。经过大家民主选举,梁晓声成为三名被推荐者之一,与其他两位知青一起参加那一年的招生考试。

梁晓声:我到木材加工厂才四个月。木材加工厂的知识青年们就推荐我上大学。我想可能是矿工之间那种非常义气的那种性格,这种性格在这些知青身上也有所体现。

这一年,梁晓声24岁。他已经六年没有走进教室,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考试了。但是在群众推荐和领导的批准下,他又走进了文化课的考场。一想到能上大学,重新学习文化知识,梁晓声激动万分。而且更让他高兴的是,在那次考试中,他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

然而,那一年张铁生交出的一张“白卷”,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兽医系录取,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而很多取得好成绩的考生们,他们的大学梦却成为梦幻泡影。梁晓声也只得再次回到了北大荒,回到了那个深山野林里的木材加工厂。

第二年,梁晓声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做一名文学编辑。这一年木材厂又分到了两个推荐上学的名额:一个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学名额,还有一个是鹤岗市邮电学校的中专名额。

此时的梁晓声对上大学已经不抱太大的兴趣。唯一希望的是在借调出版社的一年中,通过自己的优异表现,留下来当一名编辑。但是连队的知青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推荐的结果出来后,梁晓声以第三名名落孙山。大家都为梁晓声的落选感到惋惜,而梁晓声也彻底掐灭了最后一丝上大学的奢望。

在黑龙江出版社干了一段时间后,梁晓声对自己是否能够留在那里当编辑没有完全的把握。他自己也不愿意辜负知青们对自己的一片好心。几经考虑后,他迈出了人生中重大的一步——回木材加工厂,跟知青们在一起。

回到连队后,梁晓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肝炎,转氨酶非常高。在连队那种强体力劳动下,梁晓声非但没有时间去检查身体,每天还要坚持干繁重的抬木头的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这个生来不怕苦不怕累的汉子渐渐感觉有些撑不住了。

梁晓声:我已经觉得自己体力支持不了了,准备回山东老家去做农民去。

梁晓声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准备回山东当农民的时候,一所比知青们为他预设的更大、更著名的高等学府正在向他敞开大门。很多年后,当梁晓声回忆这段经历,总会忍不住感慨,在上万名的北大荒知识青年当中,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一天,当梁晓声正硬撑着和同伴们一起抬大木头的时候,突然团部派人来找他,让他立刻到招待所去,说复旦有一名老师要见他。梁晓声没有任何的惊喜,作为一名北方的初中毕业生,他知道的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哈军工等大学。对南方的大学并不清楚,不知道复旦是什么,更不知道她是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

梁晓声:我以为是家里或者哥哥、母亲是不是生病了,住院了,家里出了什么不幸。听说上海复旦大学一位老师,我就更奇怪了。上海人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找我干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复旦大学这个校名。

梁晓声疑惑地问道:“负担?什么负担?”来人一下也被他问迷糊了,只好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梁晓声满怀疑惑地来到招待所。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老师,老师姓陈,是复旦政治系的。陈老师说他读过梁晓声发表在兵团报上的文章。

引起陈老师注意的是梁晓声发表的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向导》。这篇小说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引起了陈老师的共鸣。当他见到梁晓声后,两人就一些文学问题热烈地讨论起来。

一位大学老师认真地倾听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这让梁晓声非常激动,他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文学名著的热爱,也表达了对当时大段引用语录的“文革”文学的反感。交谈的一个半小时中,梁晓声说得十分痛快,陈老师认真地听他的感受,只是在分手时提醒梁晓声不要把这些话跟别人说。

梁晓声:我们竟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的快感。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成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

回到知青们中间后,大家都来询问他和复旦老师会谈的情形,梁晓声一五一十地把当时的情形给大家复述了一遍。当大家听到梁晓声对“文革”文学大肆抨击后,连连为他感到遗憾。大家都知道“文革”文学是样板,如果梁晓声当时回答高明一点的话,说不定可以进入复旦大学了。

不过,梁晓声对大家的好意只是笑了笑,他并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落在自己头上。他只想到痛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复旦大学读书。

梁晓声:我知道他肯定是要来招生的,但是我心里想我肯定是走不了,团里政审这一关就过不去的。

三个月后,梁晓声收到了一份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张标注着“不得替换”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梁晓声才知道,那次招生,复旦大学总共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陈老师负责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招生,其中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工作范围内。

陈老师读到梁晓声发表的《向导》后,把他几年来发表的散文、诗歌小说都认真地读了一遍,并到梁晓声工作过的黑龙江出版社,了解了他在那里的表现。最后才把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给了梁晓声。梁晓声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梁晓声:后来我知道这位老师回了复旦之后,见到我们创作专业的老师们说:“我从上海到黑龙江兵团,再从佳木斯到了黑河,我这个辗转周折可能是值得的!也许我们为你们选择了一名配得上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我一到学校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老师们都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

始料未及的生活

1974年秋天,25岁的梁晓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从黑龙江建设兵团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求学生活。

当他走进复旦大学的校门,两腿浮肿得连鞋袜都难以脱下来。梁晓声认为这是长时间坐火车导致的浮肿,不知道自己患了急性肝病。直到参加入校体检,他才知道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炎,转氨酶达到580以上。那天有二十多位新生被检查出了肝炎,梁晓声的肝指数是最高的。

检查完后,他被勒令不许回教室,直接送到病房隔离了起来。隔离病房在二楼,里面住着四五个病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可是出于一种自卑的心理,病人都不愿意出现在阳台上。梁晓声怎么也没想到,好不容易进入了复旦,喜悦还没维持多久,却被送进了病房给隔离了起来。这让他对未来感到忐忑不安。

在隔离病房里,偶尔梁晓声他们也会到二楼的阳台上晒晒太阳,散散步,就好像放风一样。一次梁晓声在阳台上,突然看见招收自己的那位老师又来了,老师站在二楼的阳台下面,看着自己招来的这名学生,安慰了半个多小时,嘱咐他要好好养病。

梁晓声:老师就站在阳台下,仰头望着他招来的这名学生安慰他,说:“我已经跟你们专业和系里的老师谈过了,你就放心在这儿养病。”

通过和室友们的聊天,梁晓声知道了复旦悠久的历史,知道这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渐渐地他对这所学校开始肃然起敬。但是在入校的半年时间里,他每日只能在隔离病房里憧憬着大学的生活。只是这时候的复旦校园,已经不可能再是以前的象牙塔。

和当时大多数学校一样,复旦大学也全部由工宣队接管。以前的那些老教授、老知识分子、老学者全部靠了边,被攻击为“臭老九”。只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才被肩负着“上、管、改”任务的学生们提请出来,写检讨、做检查、接受批判。

整个第一学期,梁晓声没有上过一堂课。直到1975年3月,新学期开学,梁晓声才结束了他的隔离治疗。然而兴高采烈的他不会想到,等待自己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大学生活。

开学第三天,复旦中文系在一起开大会。很多平时不常见的老教授们也全部到会了。工宣队队长先讲话,他号召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到复旦的“斗、批、改”等运动中去。这一天,作为创作专业的新生代表,梁晓声也被安排了发言。

梁晓声:我实在不知道。一入复旦,在我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老师心目中,我是他们寄予厚望的一名学生。但是在工宣队那里,在系里那些政治人士那里,我这个新生一入学就被涂上了政治的色彩。

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梁晓声实在憋坏了,想借发言出一次风头几乎成了他的最大愿望。为此他特意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中山装里露出一圈洁白的衬领。而工宣队长说的“复旦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也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

轮到梁晓声发言后,他立刻攻击了这种说法。梁晓声的话刚一出口,会场上马上变得鸦雀无声。梁晓声还以为自己镇住了全场的观众,兴奋异常地发挥起来。他从西方文学谈到复旦的老教授,说得毫无顾忌,表述得酣畅淋漓。

梁晓声:发言过程中我自己不能意识到,和这个极“左”的政治发生了冲撞。因为张春桥有话说“上海复旦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同时也是虎豹豺狼之窝”。但我不知道这话是张春桥说的。在发言的时候就质疑了这样的现象。

所以后半场差不多就变成一个批判会,就说我一下子经历了一场批判。那可以说始料不及,因为我实在不知道。

这次发言,让重返课堂才三天的梁晓声被打入另册。从此他变成了被监督的对象,去图书馆会有人悄悄统计他借了多少“封资修”的书,随口说话也会被人认真研究,是否含有不良思想倾向。

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也都知道中文系有一名新生叫梁晓声。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一个爱出风头、哗众取宠的人。就这样带着浓厚的政治阴影,梁晓声开始了他在复旦大学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这个阴影几乎笼罩了他所经过的每一个角落。

梁晓声:这样一些人可能跟你生活在一个空间,一个宿舍里。每天见面笑脸相迎,你完全不知道你在他们心目中可能是那样子。

有一天,梁晓声在复旦大学食堂排队买饭,有人悄悄告诉他,排在他后面的那个女孩子,是张春桥的女儿。梁晓声故意大声地说,张春桥的女儿不过也是一个男人的女儿。那个女孩子抬头看了一眼梁晓声,但没有任何反应,不过这个秀丽沉静的女兵在那一瞬间,也给梁晓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此时张春桥的女儿还在学校里。有学生突然想到要去批判她一下,逼迫她跟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此时梁晓声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同情,他突然觉得很难理解,人们这样的言行中究竟有几分出于政治的信仰和真诚。如果是信仰和真诚,怎么会转得那么快呢?

梁晓声:一个时期之前还都是张春桥的思想追随者们,在同一个校园里、同样的情况下批斗另一个女生。仅仅因为她不同意张春桥文章的观点。仅隔一个时期之后又去批斗张春桥的女儿。……任何以政治借口来伤害他人的言行肯定都是不文明的。

这个时候,梁晓声也将要毕业了。复旦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不少人在梁晓声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位叫小樊的女同学更让他难以忘怀。

在整个74级的同学中,她是唯一一位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学生。因为文化根基太差,梁晓声经常帮她补习,可惜进步却不明显。后来梁晓声才知道,小樊是在张春桥的指示下进入复旦的。当时张春桥要求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将他培养成作家,以打破作家天才论的说法。

梁晓声: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非常好。她跟我一直分在一个组,上海一个县的农家女。她写好的东西总是让我来看,我也是非常认真地跟她来谈。

小樊离开复旦大学的那一天,梁晓声一直将她送到了公共汽车站。临别时,一贯开朗的小樊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她告诉梁晓声,其实她早已知道自己是一个“实验品”,所以偏偏不努力学,让拿她做实验的人扫兴。她以消极嘲弄着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多年以后,每当想起小樊,梁晓声依然会欷不已。

1977年8月,梁晓声正式从复旦大学毕业,他直接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离去前,他没有与同班同学合影留念。因为曾经当面斥责过工宣队,梁晓声的档案里面写满了优点。

离开学校的梁晓声握起自己的笔,不断地追忆着过去那段不可思议的年代。很多人读过梁晓声的小说后,认为里面充满着对人性尖锐而深刻的反思,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但梁晓声却想说,他最想告诉人们的是,如何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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