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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和婚姻中的两个女人

2009-09-21[英]文思淼姜诚蔡庆慧等译

中外书摘 2009年8期
关键词:多萝西李约瑟剑桥

[英]文思淼 著 姜诚 蔡庆慧 等译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婚恋观上同样有着与一般科学家不一样的创新意识。他与原配夫人多萝西六十多年的婚姻里,一开始就恋上了中国学者鲁桂珍。鲁的出现,使李约瑟的科研走上了不同于一般西方科学家的道路,于是就有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部至今在世界上让人震惊的著作。1999年,李与鲁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约瑟与多萝西

1924年结婚

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出生在伦敦一个贵格会教徒的家庭。人们一般都称呼她为“多菲”,而李约瑟在他的日记里只是非常简练地用一个希腊字母Δ来指她。多萝西的父亲是专利局的一名资深官员。在柴郡一所由她姑妈管理的私立学校毕业后,多萝西就读于格登学院,当时还是剑桥的一个女子学院。过后不久多萝西就被霍普金斯召入他的生物化学殿堂,为他工作。

多萝西研究肌肉化学,专攻动物肌肉收缩时细胞内部鲜为人知的活动过程,这和李约瑟的研究内容完全不一样。李约瑟研究的是蛋——多数是鸡蛋——在孵化过程中蛋壳内部的发育过程。这对年轻人的见面并不是为了核对笔记:每个上午中间休息喝咖啡的时段很少超出纯粹的社交范围。可是,多萝西经常无意之中听到李约瑟说话,而她所听到的内容非常有吸引力。

出乎大家的意料,李约瑟突然变得格外喜欢喧哗。他在向听众讲述自己研究领域的秘密机制——特别是细胞在分裂过程时,被公认为部门里说话声音洪亮、富有激情的人。在他看来,这是纯科学和高深哲学结合的产物,实在令人着迷。李约瑟对自己所做的一个著名实验特别感到自豪:在这个实验里,他将一丁点煮过的老鼠心脏植入人类活体胚胎中,观察它如何在这个未出生的肉块里发育成他所认为的又一个人脑的起始过程。他告诉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这就是探索与生命最初起源相关物质的科学。

多萝西·莫伊尔发现自己被这个男人迷得神魂颠倒。1923年暮春的一天,李约瑟邀请她一起外出。他们先是在国王街的咖啡馆喝咖啡或者喝茶,后来就一起去骑自行车。随着友谊的加深,夏天的到来,白天渐长,天气暖和起来后,他们就到斯托卡姆基村的河里游泳(尽管多萝西羞羞答答穿着泳衣下水,而李约瑟则赤条条地跃入水中)。他们一起参观各种教堂和火车站(李约瑟当时仍然对火车痴迷,尽管不再喜欢看火车,却收集那些他认为设计得相当不错的火车机车和火车站的照片)。在大学放假期间,他们就一起出游,毕竟都是研究生了,可以不再受学院的各种礼节和禁欲规定的约束。

他们先去了位于格拉斯哥郊外的克莱德河口的大卡姆布雷岛。这次旅游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多次雄心勃勃的旅行,因为是探求生物化学知识,旅费从助学金中支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马萨诸塞州南部海岸的伍兹霍尔研究所、位于布列塔尼的法国海洋实验室。表面上,他们是去从事胚胎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检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所发现的鱼的受精卵的pH值变化情况,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谈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从假期所拍的活泼调皮的照片来看,他俩也充分享受了性爱带来的乐趣。

1924年初,李约瑟把多萝西引荐给了在伦敦的母亲。后来,他们俩又去德文郡的巴巴卡姆村探望了多萝西的父母。仲夏之际,李约瑟向多萝西求婚,秋季新学年开学前,他们就完了婚。这场规模很小的婚礼选择在9月13日星期五那天举行。

举行婚礼之前,他们俩彼此约定并且清楚明白地对朋友说——虽然没有跟他们的父母讲——他们的婚姻是彻头彻尾的“现代”婚姻。无论何时,只要有生理需要,他们可以与别人寻欢做爱。他们的婚姻不会受那种令人乏味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贞操观所束缚。

多萝西,她的一位崇拜者说,为人谨小慎微,简直是完美的圣人。人们对她交口赞誉或许是因为她能够如此容忍她那标新立异的丈夫而无怨无悔。至于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李约瑟后来暗示说他的妻子比他更为庄重严肃。李约瑟说她“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而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从不越规,也不喜欢标新立异”。当时的照片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她身材娇小,淡定的神情,盘得很紧的头发,身着朴实的黑色上衣,得体的鞋子,戴一副眼镜,笑得很拘谨。而李约瑟身材高大,穿着宽松的双排扣西服,脚上一双穿坏的牛津鞋,上衣的翻领别着一枚徽章,嘴里叼着一根烟,样子有点滑稽。他的笑容带几分顽皮和淡漠,他的心思显然落在远处别的什么事情上。

李约瑟与鲁桂珍

1937年相知

然而,对李约瑟来说,1937年恰巧是非常幸运的一年,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午后,李约瑟正非常惬意地隐身在他的实验室里,门上响起了轻柔的敲门声,来了一位客人。

鲁桂珍,南京一位德高望重的药商之女,此时已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生物化学研究人员,她头脑聪明,富有魅力,十分迷人。33岁那一年,她登上蓝星号远洋轮,远渡重洋,前往伦敦郊外的蒂尔贝里港。鲁桂珍此次留学英国,尤其是到剑桥来,目的只有一个:拜见生物化学界她最仰慕的一对夫妻——李约瑟夫妇,并与他们一起共事。

从学术期刊上,至少可以说从别人对李约瑟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一书的书评中,鲁桂珍已经对李约瑟的科研工作十分了解,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鲁桂珍同样也了解多萝西·尼达姆(多萝西后来取了一个汉名叫李大斐,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称李大斐)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同,是肌肉生物化学领域的专家。为了纯粹的科学追求,剑桥显然是她要去的地方。

1937年初夏,她在上海登上了一艘轮船,同行的还有另外两名年轻的科学家——沈诗章和王应睐。沈诗章结束了在李约瑟指导下的学习后,当上了耶鲁大学的动物学教授;王应睐则因第一个完成人工胰岛素合成而一举成名。从扬子江到泰晤士河的航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8月下旬他们乘坐的轮船在伦敦靠岸。

三人在伦敦的一家廉价旅馆里过了一夜,然后乘火车来到剑桥,并找到了住处——靠近火车站的一套小公寓,出行非常方便。从这里只需走一小段路就到了网球场路著名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当时已76岁高龄的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爵士,蓄一把花白胡子,明显已经年老体弱。他亲自到实验室迎接他们,李大斐将三人领到他们的房间。

鲁桂珍对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与李约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记忆犹新。她记得走过大厅来到他的房门前,然后轻轻叩响了那扇木门。在期待了几个月后,她的心情异常激动。鲁桂珍后来写道,当时她想象自己就将见到“一位蓄着浓密花白胡子的老头”。

鲁桂珍大错特错,站在眼前的不是她所想象中老成持重的科学家,而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正气喘吁吁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他身着一件朴素的白色工作服,衣服上有许多做实验时酸液烧成的洞。李约瑟相貌堂堂,身上透着股刻意的帅气。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四肢修长,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一缕头发不停地从前额落下来,他不时地用手将它捋回去。他的声音粗犷,但又有一种轻柔之美,稍微有点丝音不分,鲁桂珍立刻就被这种声音所折服。

她后来写道:“我从未想到我和我同事的出现会在李约瑟身上产生地动山摇的影响。我认为,他对我们与对其他前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一样,不会产生更多的兴趣,一点也不会多。可是,我们与李约瑟之间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磁力。

“正如他后来写到的那样,他对我们越了解,他越是觉得我们对科学的掌握和知识的洞察力和他毫无二致。这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知道为什么现代科学只产生在西方世界?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后,即他和我一同开始调查中国历史之后,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在前14个世纪,中国在掌握自然现象知识为人类造福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呢?这两个问题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项目的主要源泉。”

这种“磁力”是专门针对鲁桂珍的,而不是其他两位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那样说是出于策略考虑,但不够坦诚。有一点毋庸置疑,鲁桂珍是8月来到的,她的办公室在李约瑟的对面,中间只隔一条过道。1937年秋和1938年冬天,他们双双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李约瑟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件事的全过程:他们一起到剑桥镇上共进晚餐,大概是在他们最喜欢的印度餐馆,或者是在威尼斯人的餐馆里美餐一顿,这是意大利人在剑桥开的最好的餐馆;还有晚上一起看电影;手挽手在积雪覆盖的后院散步,或者沿着剑河冰冻的河岸一直散步到格兰特切斯特;到法国阿瓦岛短暂度假。

李大斐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倒不是因为李约瑟或鲁桂珍都不隐瞒对彼此的好感。李大斐完全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她的日记里,都没有自艾自怨。那年冬天,他们三个人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经常一起外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科学话题要谈。毕竟,李约瑟和李大斐两人都乐意让来自中国的客人了解剑桥迷人的生活琐事。当冬天完全笼罩着剑桥时,他们三人有许多时间是挤在当地小酒吧里烧得很旺的炭火前度过的。从各种记载及从李大斐的私人信件来看,她非常喜欢鲁桂珍,钦佩她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当鲁桂珍最后成了她丈夫的情人后,这种喜欢并没有丝毫减弱。

李约瑟与鲁桂珍初次见面整六个月后,事情出现了关键性转折。这件事很可能发生于1938年2月一个潮湿的夜晚,在剑桥中心凯思学院他那间点着煤汽灯的舒适的K—1房间里。这个故事里两人的激情喷发与其说是情欲作祟,还不如说是言语上的交流所诱发的。这一切就那么发生了,在这间16世纪建造的房间里,两个人一起躺在他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吞云吐雾般地抽着香烟。

1987年,多萝西病故,

1989年……

李大斐在1987年的圣诞节前三天最先谢世,她和李约瑟相互表达的爱永远不会褪色。从瑞士、阿尔巴尼亚、巴巴卡姆、茂尔岛、在华盛顿特区的奥唐纳的格里海,以及在中国的任何能够想象得到的地方,寄来的成百上千张明信片和信,是对他们维系了一生的爱情的纪念。

李大斐,“高雅的梅花”,在李约瑟退休后不久,开始饱受阿耳茨海默老年痴呆症的困扰。此后她几乎不能四处走动,也无法参加任何从前非常热衷的科学方面的讨论。在她神志尚清醒的1979年,当选为凯思学院的名誉评议员,成为丈夫结束院长任职三年后,第一个被该学院接纳的女评议员,夫妇俩偶尔会在学院进餐。当她神志不清时,她不得不由服务生领到餐座旁;而李约瑟则坐在椅子上,由同事用轮椅推着在校园里走动,然后和蔬菜一起乘坐厨房的小升降机被送上餐厅。

李大斐的最后一部学术遗作、也是她的主要代表作,是一部1972年完成的关于肌肉运动的书《肌肉生化学》。古旧书的商人现在依然收藏此书,索价250美元,一直被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对李大斐一直存在一个谜:虽然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的丈夫也曾称她是“完全的超凡脱俗”,她却一直得不到所在大学的正式认可,只靠一份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科研补助金过日子,为此她在能够做事时必需年复一年地提出申请。

1987年12月22日,她在家中平静地去世了,享年92岁,刚好活到被告知她丈夫的研究所已经开张时,虽然她是否真正理解值得怀疑。一群护士陪伴她走到生命的最后。和她亲近的人对她的去世感到悲痛,同时也感到一种明显的释然——长达十年之久的神志不清的病症终于走到了尽头。

鲁桂珍的健康也不容乐观。虽然她已经不再吸烟(李约瑟则不然),多年来她一直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疾病,大概由于她年轻时是个瘾君子的缘故。早在1982年,在她和李约瑟前往四川的大山间调查一处绘有中国第一支火铳的石刻前因刚刚切除一叶肺,她不得不请人用担架抬上石窟。这件事之后没过多久,有人看见她步履蹒跚地行走在黑暗的剑桥大学校园里(当时李约瑟和李大斐在看电影),立刻被送往医院,发现她的阑尾穿孔了。1984年她倒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不得不被送往香港接受治疗。她恢复得很快,可以陪伴李约瑟到台湾。在台湾,两人都承认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然而,那次晕倒似乎是不祥的预兆。从此以后,她变得面容憔悴,似乎很难恢复年轻时那个倔强的烈性妹子形象了。

这个故事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1989年初秋,李约瑟和鲁桂珍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个来自南京的女子,以芬芳的桂树和一种珍贵之物作为自己的名字。1937年,李约瑟第一次遇见她,1938年就被她的魅力所俘虏。当时,他37岁,她33岁。他们成为情人,从此成为一对难舍难分的愉快伴侣。现在,在厢房等待了整整五十一年后(期间,她在李约瑟生命中的重要位置完全被李大斐接受),鲁桂珍终于和这个与她一起分享永恒爱情的男人结成连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给予了她始终不渝的爱恋。而她,则报之以更多的东西:不仅将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而且还送给他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中国。“李约瑟在我们两个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她曾在20世纪60年代说过,“而我就是支撑这座拱桥的支柱”。

1989年9月15日,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这对佳人在凯思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结婚照片上,两位苍老的爱侣走出一座砂岩拱门,佝偻着身躯,满头银丝;身体更虚弱的李约瑟用三脚助行器和栗木拐杖支撑着身体,鲁桂珍则拄着一根银头马六甲手杖。她身穿一件带着鲜艳牡丹花图案的蓝色旗袍,他则穿一身皱巴巴的、但曾风光一时的蓝色双排扣西服,佩带着一条蓝色的蝴蝶领结,翻领上别着他的景星勋章。两人都戴着百合胸花,笑得十分灿烂。李约瑟在餐厅的婚宴上说:“两个八十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迟到总比不做强!”

这注定是一段十分短暂的婚姻,只维持了800余天的时间。1991年深秋的一天,鲁桂珍在剑桥大学一家昏暗的餐馆滑倒,摔断了胯骨。几天后,她躺在艾登布鲁克斯医院里,无法动弹,呼吸越来越困难,咳嗽更加厉害,早已严重受损、且仅剩的肺叶明显被感染,注射的抗生素已不起作用。11月初,医生决定送她回家。11月28日,她在家中平静地去世了,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支气管炎,享年87岁。

鲁桂珍的去世给李约瑟致命的打击——其程度大大超过了四年前第一任妻子的去世。而且,他现在真正的形单影只了,自七十年前结婚以来第一次感到孤独。突如其来的缺乏女伴显然让他心烦意乱。他迫不及待且不厌其烦地(是连续地而不是同时地)给三位女性写求婚信——都是东亚人,其中一位是二十年前和他有过一段短暂暧昧关系的时女士,三人都拒绝了他的求婚。

1992年3月23日晚上8点55分,他已经活过了九十四个春秋零三个多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人生。在这一生中,由于他对一位中国女子的爱恋,他单枪匹马地努力改变西方人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为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作出了卓越而积极的贡献。这是迄今为止,极少数人能够荣幸达到的成就。

现在,他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与荣誉之门的约定已经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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