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勋真

新闻学里,在拥挤的剧场里喊“失火”可能会导致混乱、踩踏和死亡,可是我不得不喊!请不要说我对遇难者没有同情之心,也不要说我脱离实际、妄下结论。一个老师该不该在地震中救助学生,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作为一个希望通过理性和人文改良社会的一分子,我不得不超越个别情况作笼统的叙述。

人生而自由,又无时不在桎梏之中。从大火、地震、洪水、地势、窒息、疾病、死亡,到消防设施、安全意识、通讯手段、警戒制度、官僚作风、一念之差,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处不受到自然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种种规律和制度的制约。现代社会物质上日益丰富甚至奢靡,个人生活在习惯上的日益独立甚至孤立,往往给我们种种无限自由的假象——直到大难临头、四处碰壁、权利剥夺、理想幻灭或者野心挫败,才意识到超越个人控制的重重束缚。

我们能为保护自由做些什么?一个诱人的回答就是提高个人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识”或者“常识”。的确,从最近关于灾难的报道看,幸与不幸,似乎只是一念之差的事情。同样,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却浑然不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那是缺乏意识的表现。我不否认意识对行动的作用。

但是,意识从何而来?回答自然就是教育。公民教育似乎已经被呼唤了多年,而大众化的消防、卫生、安全等训练好像也屡见不鲜。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意识,如果这样还是要出事,那又是什么原因?除了不可抗的意外,回答自然是制度不健全或者制度落实不够。公共场馆对安全检查的淡漠及消防用品的缺乏,大概就是有制度而不落实的明证——而这,似乎又回到当事人的意识薄弱上面。同样,在有关受灾学校的报道中,我们尚未看到校方对自身安全制度的任何表述,当地行政人员也正在接受是否渎职的调查——这似乎也预示了基层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归根结底似乎又回到意识薄弱上来。

意识、教育、制度,这三者看似构成了一个相互解释、相互牵连的循环。这种循环良性则已,恶性则乱。社会各部门的相互牵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废话,而各方行动上的迟缓,也成为一个又一个血的事实背后的主要因素。

作为公民,我们如何能够打破僵局而有所作为?

我无法开出任何灵丹妙药,而只是想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首先是知识。在人口众多的现代社会,对此社会的知识和理解,是任何协调行动必不可少的根本基础——无论是教育、培训,还是政策、制度的制定。但是,我深感“知识”、“现代社会”等概念在被滥用的同时,不是正在失去它们的本真意义,就是变得意义模糊、众说不一,所以导致我在写此评论的时候深感达成共识之困难。在我看来,“知识”的基本特征是“确定性”,“现代”的基本特征是“反射性”。也就是说,一个现代社会的管理,必须依靠“知识”去消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而这一过程,恰恰只有在现代社会的反射互动机制上才有可能实现。一个老人带着她的孙女撤离学校时,她的行动是建立在对所处情景的知识和理解上,无论它是本能也好强烈意识也好。然而这样的知识只是私人的东西:从有关报道中所描述的“街头纷纷议论”、“老师置之不理”的情况可见,要把私人的知识变成公共决策的基础,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我在下面第二、第三点将要讲到的,这种困难的原因部分是在于现代社会的信任和权威。

知识并不是随处可得,而是往往处在一定的社会场所。某南方报纸记者对全国及当地气象、水文等有关方面的采访,是到位的新闻举措,它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学意义,正是知识的社会场所性。在专业化越发细致精密、社会越发交织多变的情况下,对于影响公共生活的大量知识信息,往往集中在专门的机构和场所,比如有关“非典”的信息。如何形成快捷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反馈体系,似乎不用再作过多的解释(就我个人最近的经历而言,我们当地的鸟类观测保护,就有一个收集大众反馈信息的保护中心)。就大众的实际生活而言,知识传递的统一准确,是整个反馈机制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在美国炭疽威胁中,很多公众就对不同部门发布的信息感到困惑。

第二是信任。新闻学里人们津津乐道的“在拥挤的剧场喊‘失火”之典故,往往被用做限制某些言论的合理借口。但是,它在我看来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如果没有失火或者发大水,那么这个典故就没有任何依据,傻瓜都知道这是妖言惑众的恶劣行径——如果他斗胆做了,是要受到应有的制裁的;如果有人真的相信,那是公共的弱智判断力的问题。其次,如果一个人确凿地知道大火已燃或者洪水将至,他有道德上的义务向大家发布消息。正如三番五次喊“狼来了”的小孩一样,如果他的信息被大众讥讽乃至否定,那我们不得不郑重检讨该社区的信任机制是否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果消息发出后,人们相互踩踏致死,那也是社区本身存在的协调问题(其中包括我下面要讲到的权威问题)。以“可能”造成的慌乱惊恐,来否定道义上的“应该”作为,就等于以莫须有的后果,开脱“无作为”的罪过。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报告信息者对信息没有百分之百证据的时候,他是否应该保持缄默或者大声宣布?在下面第四点中,我将解释实践智慧在这种情况下的必要性。

社会信任机制的失调乃至畸变,给日常生活及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负担和成本。最常见的是对各种产品质量的不信任。当我现在坐在五楼阳台上写作的时候,我不用担心阳台会突然坠落,因为这是生活常识里对产品的信任。近几年来,威胁公共安全的质量问题屡见不鲜:桥梁、堤岸、楼房、食品等等,以至于作为读者,当我读到有关教室被淹没之时,潜意识里第一反应就预感教室本身有质量问题。(这种预感往往是不正确的,如果进入公共言论往往是不理智甚至有害的——这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信任的畸变已经达到了众说纷纭的地步,如果民众对包括媒体本身在内的事物的第一反应便是无用和虚假,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信任机制的倒错是否已经是抵达某种可怕的惯性?)

社会信任机制的失调,还表现在更加微妙的方面。这就是集团化内部的资源占有及集团之间的联系缺失。无论是官僚机构、小集团、帮派、亲信,每个团体内部多少都有一种信任度,但是这种信任度和外界对它们的不信任形成鲜明的反差。不仅如此,这种反差还造成了团体之间的传播漏洞:它们往往相互缺乏必要的联络,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协调行动。

第三是权威。权威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权威本质上也是一种信任机制,下级人员信任上级尽忠职守、公正无私,上级信任下级如实汇报情况、认真执行任务。即使是在对(形式上的)权威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多少还是对权威有某种本能的依赖,尤其是在需要共同行动的时候。这一点,从报道中所表明的群众向领导及老师的“汇报”中可见一斑。那些挺身而出的人值得尊敬,那些逃避责任者自有评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只是一味地归结为人们的个性欠缺,或者责备没有责任感的文化吗?

在课堂上,老师多多少少有着权威的地位,从而也担负着各种责任。这些责任,不仅包括对教学过程的把握,而且也包括对学生身心各种动向的关怀。从更严格的制度上讲,教师责任里面应该明确包括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恰当处理,比如学生的突发疾病、心理异常及(和当前时事直接相关的)公共危害事件、自然灾害等等。这样的责任落实,需要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在制度上的落实,在教师培训上的强调,在各种相关设备上的明确——比如每个教室内部的电话配备,就近安全通道的位置,专业心理、医务人员的服务,公共安全力量的相应等等。(现在手机通讯这么普及,信息的传递应该说是瞬息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近的事故恰恰揭示了在社会背离了信任与融洽关系时,纯粹的高科技又算得了什么?)老师应该对教室周边环境有十分清醒的了解。在教室里,老师起着核心的协调作用,必须听取各种意见,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第四是实践智慧。再好的制度和规定,它们本身不会全面包括如何执行这些规定的“规定”。这就需要当事人在处理实际情况时依靠自己的实践智慧,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行动。同样,在知识不完全的情况下,如何谨慎行事,不仅仅只是“意识”的问题,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应有的素质之一。老师、家长、领导如此,每个有责任感的公民也是如此。我无意在本文中对任何个人作任何价值评判,只是试图从比较抽象的层面对有关的问题作一些分析和假设。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公民有所作为,对现实有所干预。惨痛的教训,悲情的新闻,激烈的争论,最终都是要寻找社会各方能动的力量,而不是停留在匿名看客的身份上。现代社会的发展,公共生活的萎缩,使人们不断退缩到个人的小圈子里去,形成完全独立的幻觉,而往往忘记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相互依存的关系。也许家长们可以团结起来,也许社会各方可以团结起来,在共同行动和倡议中,找回大家共享的部分,为社会的安定和自由作出贡献。所幸的是,这次的地震,震撼了我们国人的心灵,凝聚了大家共同防御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