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西南交通大学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已成为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活垃圾仍在以年均5%～8%的速度快速增长，垃圾围城现象愈发严重〔1〕。垃圾焚烧因具有减量显著，占地较少，且兼具发电效益，在近10年得到大量推广〔2〕。截止2015年年底，在中国境内投产和在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超过300座〔1〕。尽管垃圾焚烧发电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垃圾处理路径，但在运营过程中却因潜在的环境影响导致不同程度的公众风险感知。

公众风险感知是公众对某事物表达的担心或忧虑，也是公众对目标风险的主观评价〔3〕。例如，公众因个体差异对垃圾焚烧潜在的环境影响产生不同程度的主观感受，从而对项目接受认可度不同，甚至逐步形成固化于心的“邻避效应”〔4〕。大量研究围绕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展开，以调查公众对各类建设项目的接受程度。一般而言，影响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前者主要与公众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及心理感受密切相关；后者则关注项目自身特点，包括项目经济、环境效益等〔5～6〕。在内因方面，Corner等研究了英国公众对核电建设项目的风险感知，指出公众的环境价值观决定其对项目的接受认可度〔7〕。Frantál等及Zhu等也开展了类似研究，二者以核电选址为例，发现公众对核电技术的了解程度影响其风险感知〔8～9〕。Huang等建立基于公众心理范式的风险感知模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与其风险接受度显著相关〔10〕。Songsore和Buzzelli以风力发电项目选址为例，指出公众的心理感受与其风险接受度密切相关〔11〕。而针对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外因，Ferreira等在调查爱尔兰居民对某废物处理设施选址接受度时，发现补偿方案的合理性影响最大〔12〕。Zhang等总结出公众对焚烧厂等废物处置设施的风险感知主要源自于垃圾臭味、处置效率、烟气污染等〔13〕。

上述研究主要考察项目选址期的公众风险感知，鲜有关注运营周期内项目所涉及的多个利益主体的风险感知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四川某大型城市在运营的焚烧厂为研究对象，对其周边居民以及焚烧厂内的员工进行深度访谈，利用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建立层级关系，辨析二者风险感知的异同性，以期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降低二者的风险感知。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的形式与受访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深度访谈。问卷调查通过预先设计的一系列问题以快速了解被访者的想法，具有成本低、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但不能精确反映受访者的感受〔14〕。而深度访谈是研究者和受访者面对面接触，基于某个话题进行有目的性的对话，从而对受访者进行全面考察和了解，其优势在于利用小样本获取深度的信息反馈〔15〕。本文将二者结合，可在信息充分覆盖的基础上有效了解受访对象对焚烧厂运营的真实感受。

目标焚烧厂内共有60名员工，工厂实施轮班制，在调查时段内在岗员工有27名；而以焚烧厂为圆心的1公里半径范围内仅有40户居民，其余居民已搬迁。鉴于受访目标群体基数较小，本研究利用滚雪球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10名在岗员工及26户周边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

表1反映出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在性别构成上，被访焚烧厂的男性员工多于女性员工，被访的女性居民多于男性居民。在年龄分布上，被访焚烧厂员工中40岁以下的占80%；被访居民中，50岁以上占69%，这与当地居民中青壮劳力外出务工有关。受教育程度，被访员工全部为初中教育程度及以上，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超过60%；被访居民全部在高中教育程度及以下，其中初中教育程度及以下达95.5%。

表1 受访者的人口特征

本研究针对公众所产生的直接和潜在的威胁感(公众所能感受到的损失与收益)，设计了一定开放性问题辅助访谈开展。鉴于在同一水平观察员工与居民的风险感知，二者均使用相同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被访者对焚烧厂环境影响的感受，(2)被访者对焚烧环境效益的感受，(3)被访者对焚烧厂运营管理的感受(如表2所示)。其中，环境影响重点考察烟气、臭气、农作物产量及质量给公众带来的潜在心理变化，环境效益主要观察焚烧发电对公众的受惠程度以及公众对焚烧厂运营前后道路交通、网络、路灯等基础设施变化的感受，焚烧厂运营管理重点关注公众对污染物排放信息的了解、公众获取垃圾焚烧发电的信息途径、对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程度。

表2 公众风险感知问卷设计题项

借助扎根理论，本文利用QSR NVivo8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将其中显著相关的内容进行整合，再将整合后的码符维度横切，将其中有联系的维度分类形成主轴并进行数据分析，归纳出公众风险感知的可能影响因素，如表3所示。

表3 公众风险感知编码

续表3 公众风险感知编码

二、研究结果

图1 被访居民和员工风险感知对比

环境影响感知主要因焚烧厂运营对区域环境扰动引起。图1中显示，93%的受访居民表示不能接受焚烧厂的臭味，特别是夏季尤为明显；80%的被访员工认为臭味可控，20%被访员工认为臭味会让自身感到不适。73%的受访居民提及焚烧厂产生烟气；53%的受访员工也提及焚烧厂的烟气问题。一半居民表达出对下一代健康的担心，因家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留守儿童较多；10%的被访员工认为在焚烧厂工作可能会影响其自身健康，但仍可以接受；接近一半的居民认为尽管焚烧厂只运行两年，粮食有减产的趋势，但因其已在此地安家并生活，即使心里有压力也不得不接受；17%的被访员工提到在焚烧厂里工作会感到有心理压力。92%的受访居民认为焚烧厂运营会影响自身的农作物生产，因其收入和食物主要来源于自家种植的农作物；90%的受访居民还提到植被的减少。

公众对环境效益感知主要由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感知共同组成。图1中显示，86%的受访居民肯定焚烧的处理效果；而所有受访员工均肯定垃圾减容效果。49%的受访居民认为焚烧发电出发点很好；94%受访员工肯定了焚烧发电产生的经济效益。68%的受访居民提出焚烧厂运营后可为其带来交通出行的便利；71%的受访居民提及焚烧厂运营后配套设施进一步得到完善。94%的受访员工明确表示支持焚烧发电技术，肯定技术的安全性；83%的受访员工提到焚烧厂的运营有助于城市环境质量提升，其中40%的受访员工相信焚烧厂的运营可促进垃圾可持续治理。

对焚烧管理信任度源于公众对焚烧的了解及与焚烧厂的沟通程度。图1中，77%的受访居民认为安全防护距离不够；93%的受访居民表示没有接受宣传教育，并不了解垃圾焚烧的工艺过程；92%的受访居民提到与焚烧厂管理层或基层政府沟通不足；有65%的受访居民认为焚烧厂所公布的监测数据信息并不可信。所有受访员工都表示接受过企业的环境和安全教育，90%被访员工表示非常了解焚烧的工艺过程，且都提到焚烧厂内设有宣传栏目；89%的受访员工坚信厂内监测数据是完全真实的；92%的受访员工坚信焚烧厂的污染物是达标排放的。

图2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众风险感知模型

根据访谈结果，本文推论被访居民整体较员工对焚烧厂运营的风险感知高。为此，本文将公众风险感知主要划分为环境影响、环境效益以及焚烧管理信任三个主要的影响维度，构建扎根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在环境影响维度中，受访居民的感受更为强烈，这与Guo等及Pan等的研究结论相似〔16～17〕，二者均指出公众对焚烧厂的臭气和烟气的直观感受较为明显。此外，居民普遍担心农作物减产，这可能由于农作物是周边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受环境变化易引起减产从而影响收入。受访员工与居民均不同程度担心自身健康受到影响，但居民更担心对下一代健康的影响。在环境效益维度中，二者均给予肯定，这与Huang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其研究中的受访者也普遍支持焚烧技术〔18〕。相较于居民，员工因熟悉技术，更加肯定焚烧的环境效益；但居民则肯定焚烧项目产生的衍生效益，普遍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产生认同感。在焚烧管理信任的维度中，居民普遍不信任焚烧厂的监测数据，这与Wachinger等研究结果类似〔19〕，即因居民普遍不了解垃圾焚烧的工艺过程，也未对其实施有效的宣传教育，说明焚烧厂运营方与公众的沟通不够，容易导致公众产生排斥心理。

三、结论

本文利用深度访谈分析了四川某运营垃圾焚烧发电厂周围居民和厂内员工的风险感知，建立了扎根理论模型，发现居民整体比员工的风险感知高，对焚烧厂的运营管理接受度偏低。

研究结果对避免潜在冲突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从风险的短期规避而言，可考虑首先通过基层政府搭建公众与焚烧厂的沟通渠道，邀请焚烧厂运营方与公众进行座谈和交流，反映各方利益诉求。其次，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邀请公众参与环保监督，加强监管焚烧厂对环境污染防控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环保措施运行情况，使公众由被动接受者转为主动参与者。从风险的长期管控考虑，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以期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减小各利益主体的风险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