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亮

1

夜里两点,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让我明天给他寄五百块钱。他说话时语速很快,像有人在追赶。他说,哥寄给我点钱吧我撑不住了……后面还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就挂了电话,生怕吵醒妻子。

这是弟弟第N次向我借钱——从他辞掉工作去北京搞摇滚以来,已经向我借了很多次钱,而还钱的次数却是零。好在他每次借钱的数目不多,有时候三百、四百,这次是五百,最多一次是一千五--他前年买电吉他时向我借的。对于弟弟借的钱,从内心来说我是不想让他还的。我知道他在外面闯荡不容易,而且又在搞一些我听不懂、又感觉遥遥无期的摇滚乐。可碍于妻子的嘟囔,我得装出不情愿借给他钱的样子。所以每次弟弟向我借钱,我都是晚两天才给他打过去。

说起来妻子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在县五中当老师,教英语。自认为文化修养还可以的她,对我弟弟在北京搞摇滚也不是很支持(其实我也不支持)。她说摇滚乐这几年不流行了,搞那个有啥用!净往里面搭钱。我一般都附和她的话,相反,我知道不附和她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往严重里说,会导致我们离婚,所以我不会憨到那个地步。

妻子对于我给弟弟寄钱的事,开始时表现得还可以,说是小强(我弟弟的小名)在外面搞摇滚不容易,也没正式工作,他要没钱吃饭就给他点。一年下来,两年下来,妻子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她的这种反感我能理解。曾经很多次我和妻子沟通,让她不要在乎这点小钱,就当是支持国家的福利彩票了。妻子反唇相讥,说是支持福彩说不定还能中大奖呢?你弟弟是什么,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我说咱俩开钱不少,(我和妻子的工作不错,妻子是老师,我在一家运销公司当材料员。)就别在乎这点小钱了。妻子说你要不在乎,我把这些钱给我娘家你愿意吗?这不,去年她妹妹生孩子她就给了两千块的“喜面”钱,而我们有孩子时她妹妹就给了一千。

弟弟没去北京之前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县多种经营公司干电工,说起来也是个体面的活。可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上班刚两年,非要去北京搞摇滚,也不要工作了。当他告诉我时惊讶得我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我说你这个熊东西没发烧吧?在这之前我见过他在家里鼓捣过那玩意,有时候还招几个朋友来家里玩——吱吱啦啦的,搅得四邻都不安。幸亏我家的对门是个孤寡老太太,耳朵背。就是这样,楼下的老郑见了我也会旁敲侧击一番。我说过弟弟几次,让他别弄那么大动静邻居们烦。我说的多了,弟弟一赌气竟在郊区租了一间小屋在那练。

我多次劝他,我说你也不小了,该找对象成家了。你喜欢这个,这个又不能当饭吃,还是该干吗干吗。再说,咱们上辈人中没有一个是搞这个的,你哪有那个音乐细胞。弟弟则不以为然,说不想找对象,就想搞摇滚。我知道他疯了,钻了死胡同。弟弟后来更过分了,留起了长发,一直垂到了肩膀,和我说话时一甩一甩的,像个女孩子。妻子对我弟弟的变化也是倍感失望,她说你弟弟天天弹吉他,还留着长发,哪个女孩子敢跟他。我儿子却对我弟弟很崇拜,他现在上小学四年级,说是叔叔真酷,像个艺术家。说心里话我看弟弟也不顺眼,他像着了魔似的那么迷恋摇滚,说他不听,我有啥法呢。

好在弟弟平时还比较听我的话(除了搞摇滚这件事),因为父母去世的早(父母坐汽车回老家时出了车祸),那时弟弟才上初中一年级,是我把他带大的,包括他工作分配也是我托人帮他找的,所以弟弟平时对我很尊敬,可就在搞摇滚这件事上他是丝毫不让步。每次和他谈,他都是铁了心地要搞摇滚。有一次我骂他,你这个不争气的熊东西!可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弹他的吉他。妻子也说,随他去吧,他也不小了,什么事不懂呀!

最让我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三年前,那天是五月九号星期四,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晚上弟弟来我这了,一进门就说他要辞职,去北京搞摇滚,说得很平静。我呆若木鸡似的在椅子上抖动了一下半天没说出话,妻子也睁大了眼像被吓着了。过了一会我说,你在这里搞摇滚不一样?非要跑那去?弟弟说这里不行,没那个氛围,只有北京有。他说这话时,我猜摸他已经想好几天了,说话时很利落,没打弯。我劝他想清楚了,要是没工作了将来咋办?吃饭都成问题,别说娶媳妇了。弟弟摆着手说,管他呢,走到哪算哪吧。从弟弟身上我看不到一点父母亲的影子,父亲是个胆小怕事、又没有主见的人,母亲也很那样,说话办事总是看我父亲的眼色,本身我父亲就没什么主见,传到我母亲这里就更没主见了。我比较像我父亲,也是个胆小怕事之徒。可弟弟一点不像我们,他的性格是张扬的,暴躁的,好斗的。他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没少惹是生非,他班主任给我打电话的内容大多是说,你弟弟又和同学打架了。为此,在他上初中的那个阶段,我没少去他班主任家里低声下气地说好话,也搭进去了不少东西。就是那样,校方还是看在我父母都不在了而可怜我们才没把弟弟开除。

妻子转了一下身,背对我,又沉沉睡去。我摸了摸妻子的屁股,还是那么光滑诱人。虽然妻子都三十五了,身材保持得还和大姑娘一样。要是搁以前,半夜醒来,一定会折腾妻子和自己亲热。可现在没一点兴趣,弟弟的电话让我又为他担心起来。

弟弟走的这三年就回来过三次,都是清明节前回来,给父母上完坟,住不了几天就急匆匆回去,三次加起来在家里待了也没超过两个月。

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大体上知道了他在北京是怎么生活的。他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排练,晚上去酒吧演出。一般都是从晚上十点演到凌晨一二点。有时候运气好一个星期能演三、四场,每场每个人一百块钱。要是运气不好一个星期才演一两场,吃饭都成问题;他组建的乐队叫“激光涅槃”,他在里面是主唱兼节奏吉他手,乐队一共四个人。他和一个新疆的弹贝司的家伙合租在一起——都是在四环以外的地方租房子,月租一个月一般五百多;他还说他经常搬家,三年了,北京的东西南北城他都住过。去年回来时还给我带回来了一盘CD,说他们的乐队出单曲了,和五个乐队合出的一张专辑。我听了听,不是很喜欢,鬼哭狼嚎的。弟弟说,他们乐队的风格是朋克风格,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在这之前我不懂什么是朋克风格,就专门上网查了。说这种音乐风格是诞生于六十年代末的英国,朋克乐队不太讲究音乐的技巧,更加倾向于思想的解放和反主流的尖锐立场……总之,是一些有反叛精神的人喜欢这种音乐。当得知他喜欢这种音乐时,我更为他担心了,恐怕他再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毕竟不是在自己家门口,那是在北京,出了事连个人都没法托。有一次我在梦里,还梦见弟弟领着人大闹我们的公司,说是要给工人增加福利待遇。惊醒后,我还纳闷弟弟怎么领着人来我们公司了,这八竿子又打不着他的事,他管啥闲事。第二天我还专门给弟弟的房东打了电话。弟弟接的,他说他很好,没出啥事。我这才放心了。

2

第二天中午头我就往弟弟的银行卡上汇去了钱。这次的寄钱我没给妻子说,动用了我的“小金库”——上个月我们办公室内部发了四百块钱奖金,我没上缴,锁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主要顾虑这次的借钱离上一次的借钱时间没超过三个月,我恐怕妻子再没完没了地嘟囔,就这么偷着打了过去。寄完钱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弟弟以前借钱都是在大白天,这次是后半夜打的电话,说话还这么急促,不会出啥事了吧?我还这么想。就近找了一个公共电话给他房东打去了,他房东说,萧强搬走一个星期了。我问他知道萧强搬哪去了吗?他说我上哪知道!接着“啪”就把电话扣了。

我站在电话机旁胡思乱想起来:他怎么又搬家了?是不是没钱付房租被他房东撵走的?还是和别人打架了怕对方报复而搬走的?正想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少妇挤了我一下,拿起话筒时嘴里嘟囔了句,神经病呀杵这里!我没理会,边往回走边在脑子里过滤弟弟这三年来最让我担心的事。

弟弟走的第一年我最不放心,也经常在梦里梦见弟弟,有时候梦见他和别人打架了;梦见他带头闹事了;梦见他出车祸了,等等。总之做的都不是什么好梦。可事实弟弟没出啥事,安然无恙。那一年最让我揪心的就是他有病——夏天得的急性肠胃炎。在医院打吊瓶时用他朋友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当时我在班上,听到他得病的消息后我说想去看看你。他不让我去,说是给他寄点钱就行,又不是啥大病。我二话没说当天就给他汇去了六百块钱。事实上弟弟的身体平时很好,从他小时候就这样,再加上他能吃能喝,上初中时还好打架斗殴,身体壮得和小牛犊子似的。从那一次得病后,弟弟那年再没得啥大病了,日子过得倒挺平稳。

第二年弟弟的情况不好,不是身体有问题,而是他生活上出了问题——老是搬家,这个月住在西城,过俩月又说搬东城去了。他说酒吧生意都不太好,没人愿意请他们唱歌,他们也就挣不到钱了。那一年也是我寄钱最多的一年,我粗略算了算,大概有五、六次,三千块钱左右,差不多每两个月我都要去支援他一下。这个我倒无所谓,是妻子意见大,经常唠叨我弟弟的不是,说我简直就是他的私人银行了。那年也是我和妻子吵架最多的一年,我经常苦口婆心说着一些好听话来安慰妻子,我能理解妻子可妻子不理解我,她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也许是我的“胡搅蛮缠”,再加上弟弟的事实又摆在那里,妻子好像习惯了,后来渐渐和我吵架少了。不过,有时候像间歇性精神病人似的自己会嘟囔上一会,尔后抹抹嘴又拾捣起别的东西。

第三年,也就是去年,情况一般,不好也不坏。可能是弟弟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对生活有了很大的适应能力,我给他寄钱的次数少了些,这一年一共给他寄去了四次,每次都四、五百块。唯一的大事,就是十月份他得了一次重感冒,给他寄去了一些消炎药和感冒药。而弟弟的收获,是和五个乐队合出了一张专辑,他清明节前回来时带来了一盘。我听了听,说不是很喜欢,太乱。弟弟却很兴奋,说要的就是这种震撼、狂躁的感觉。看着他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是朋克乐的高兴劲,感觉他对自己的音乐风格还很满意。为了不打击他,最后我加了句,你侄子可能会喜欢听。我说这话时妻子老是用眼使劲瞅我,意思是你怎么给小孩子听这种音乐。晚上睡觉前妻子果然给我摊牌了,说不能给萧亚军(我儿子的名字)听这个,那是什么呀,乱糟糟的,别让儿子听出事了。我说听他叔叔的摇滚乐能出啥事?她说就是不行,要是跟他叔叔学坏了咋办?听她这么说我扑哧一声笑了,妻子则狠狠地捣了我一拳。

3

吃完晚饭,我想出去走走。妻子问我去哪?我说去大街上随便遛遛。其实我是故意不想待在家里,妻子是个热情泼辣、敏感细心的人,我恐怕她看出我的情绪不对头,再一个劲地追问我。她这点随我岳母,我岳母就不是一般人,虽然没工作没文化,却把我岳父拾捣得服服帖帖。尽管我岳父没退休前还是个副科级干部,可一碰到我岳母就白搭了,去她家经常能听到我岳母的咋咋呼呼,而岳父只是一个劲地嘿嘿笑。有时候我也纳闷,和妻子开玩笑,我说你父亲是不是以前做过对不起你母亲的事,在家里咋这么老实呢?妻子骂我,滚你的蛋吧,胡说些啥!

从家属区出来,往南走,到了我们县城最繁华的宏河路,这也是我们城区内最长的一条街。两旁的店铺连绵了上百家,虽说是晚上了,也有大半的店铺继续营业,招惹了很多来这里闲逛的市民。我顿足观望,却没有心情进去看看。在一家卖蛋糕的店门口正巧碰到了我们办公室主任胡波,他也是来散步。他告诉我,下周一要派我和副主任李庆去天津采购螺栓。我答应了,可心里一点提不起精神。胡波好像看出来,问我咋了?和老婆吵架了?我故意点了点头。胡波说,正好出去散散心,多好,就这么定了。

回到家快九点了,妻子正在看电视。我给妻子说下周一要去天津出差。妻子笑嘻嘻地问我,真的呀,能不能带家属一块去?我说不行,这次不是单位的旅游名额,是去采购螺栓。妻子撅着嘴说,这和旅游名额有啥区别?回来报销了不就行了。我没理她,进了卧室。妻子显然不高兴,追到了卧室,掐着腰问,回来给我买什么礼物?我说你想要什么?儿子听说我要出差,嚷着让我给他买变形金刚。我答应了。妻子说想要一个红色T恤,晚上散步穿。我说行,肯定给你买一个最最时髦的红色T恤。妻子听我这么说笑了,扭着屁股出了卧室。

说实话,我也很感激妻子,假如摊上一个死不讲理的女人,直接不让我寄钱给弟弟,我也很为难。毕竟过日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财产方面,有时候很微妙。妻子怎么想的我能理解,她的意思是给我弟弟钱可以,主要担心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她感觉这是一种折磨,一种煎熬。如果说一次性给我弟弟一万,以后弟弟再也不找我要钱了,我估计她也同意。弟弟的情况,就像一个时刻都要引爆的定时炸弹一样,一直在她身边放着,让她感到很不安。

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特别弟弟迷恋的是摇滚乐,更感觉着遥遥无期。那种东西我又不懂,周围也没有人捣鼓那个,他将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一点数,只是从内心觉得这个世上只有我能帮他了。

为了讨好妻子,让妻子的心能平衡一些,有一次我给弟弟说,你以后从北京回来不要给我买东西了,光给你嫂子买就行。弟弟不同意,说,那怎么行,要是没有大哥的支持我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我骂他,我说你这么憨呢,给你嫂子买不就等于给我买了,你嫂子高兴了不就啥事没了。去年弟弟回来时买了两只“北京烤鸭”和两条“北京”牌香烟,我没敢都留下,领着弟弟把另一只鸭子和另一条烟给我岳母家送去。果然,那段时间妻子的脸色好看了很多,还夸弟弟想得周到、会办事了。

4

到天津后,我们的采购办得很顺利。第二天上午十点就签了合同,购了五千个直径十毫米的螺栓。这是副主任李庆的功劳,他经常跑这趟线,轻车熟路。我们公司销售的螺栓主要有两个厂家供应,一个是天津的新华阀门厂,一个是常州的民生阀门厂,那趟线是另一个副主任张光兴负责的。一般出去采购我很少去,我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材料统计。这次是因为同事老侯突然腰疼病犯了,才临时派我和李庆出来。签完合同后李庆告诉我,我们得在这里待五、六天才能回去,算是临时充当监理工作。说起来我们在这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领导这么安排我们就这么做。我们主任说了,咱们的人如果不在那里盯着,他们的交货时间就会延长。事实上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明明交货时间是三个月他们会拖五个月才把货物运过来。

连着两天的忙碌,第三天晚上,李庆和厂家的办公室主任王大友去市里唱歌,我因为喝得有点多不想去,就自己回了招待所。洗完澡,看了会电视,到十点了李庆还没回来。我恐怕他在外面再喝酒了,之前他也喝了不少,就给他打了手机。拨了两遍他没接,就给王大友打了过去,他也没接。我猜摸着唱歌的地方太嘈杂,他们可能没听见,就先睡了。

夜里两点李庆回来了,我问他咋弄得这么晚?电话也不接?他说唱的高兴了就多唱了会,又说唱完歌他俩又去洗了桑拿。看着李庆的脸红扑扑的,异常兴奋的劲头,我感觉他俩在外面也没干什么好事。私下里听老侯说过(以前老侯经常和李庆一块来天津),李庆这小子挺喜欢那事,每回来天津都要尝尝这边女人的味道,我估计今晚他又去了。李庆呼哧呼哧地冲了个澡,出来后问我,今晚咋过的老萧?我说在房间里看电视。接着他狡黠地笑了,说我太不会享受生活了,要既来之则安之嘛,出来了就要学得潇洒点。我明白他的意思,虽然我们平时很熟,可一块出差还是第一次,他有点不放心我,恐怕我回去乱说啥的。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说,我明天想去趟北京。李庆瞪大了眼看着我,以为听错了。我又说了一篇。

这是刚才我一个人在房间时突然想到的,在这之前我从没去过北京,特别是弟弟去的这几年我也没去北京看过他,不知道他在北京到底咋过的,就突然有种想去北京看看他的想法。李庆问我,你现在给你弟弟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接你。我说我弟弟没手机,到那里现找吧。李庆有点不相信,歪着头说我,你看你办的这是啥事,给他买个不就得了,再从咱们那里给他报点电话费。不行你明天就给他买个,我填差旅费里就给他报了。我说主任知道了咋办?李庆笑了,说是出来采购了这点钱谁看出来。

第二天起来时我又不想去了。李庆劝我,还是去吧,难得你来趟天津,试一试,这边的事你就放心吧。李庆给王大友打了电话,王大友派了一辆帕萨特过来。我有些不好意思,李庆说,不用给他们客气,他娘的不用白不用,他们从咱们身上赚了那么多钱,这点事算什么。

车子开得很快,司机是个小伙子,能说会道的,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北京,我在朝阳公园下的车。小伙子给我建议,说是去三里屯那里问问,那里有酒吧一条街之称。我早晨不想来北京的主要原因就是不知道怎么能找到弟弟,考虑到北京太大了,小伙子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路。以前弟弟也给我说过,他经常去演出的地方就在三里屯,还给我说那里有很多酒吧等等。

看了看表快十一点了,就在路边的小店简单吃了些水饺,然后打车去了三里屯。下了车,开始从右边第一家开始问起。酒吧不大,名字叫“瞬间时光”,一个染着红头发的小女孩在门口扫着地。我问她认识萧强吗?搞摇滚的?她木讷地看着我,尔后摇摇头,让我问问别的酒吧。第二家叫“男孩女孩”酒吧,这家比较大,进去时里面黑咕隆咚的,我碰倒了几把椅子,在墙角有三个小伙子正排练,没看到服务员。我走过去,其中一个弹吉他的小伙子看见了我,停下,探着头问我,干嘛?我说你认识萧强吗?也是搞摇滚的。他摇摇头,旁边一个打鼓的小胖子站起来问,他有乐队吗?乐队叫什么名?我意识到这个小胖子还挺聪明的,之前我也忘了说弟弟乐队的名字。我说叫“激光涅槃”。小胖子听我这么说叫了起来,接着冲另一个弹吉他的小青年说,哦——他说的可能是小山东,他就姓萧,是不哥们?尔后又问我,你是不是山东的?我点着头,我说我是他哥哥,来看他的。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听到弟弟的消息,之前还觉得很渺茫。其中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小伙子还说我弟弟很牛逼,乐队弄得不错。我问他怎么能找到我弟弟。他说我弟弟的乐队今天晚上在“西门町”酒吧举行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和四个乐队一块。聊到最后,我说谢谢你们,太感谢了。小胖子给我开玩笑说,大哥别光谢了,给小弟一根烟就成。我把整盒的“将军”烟都留给了他们。

现在才下午两点,离弟弟开唱的晚上九点还有很长时间。我打车去了王府井,给妻子买了一件红色T恤,又给儿子买了一个很“昂贵”的变形金刚。至于李庆说的给我弟弟买手机的事,我思量了半天还是没敢买,一是怕我们主任知道,二是怕妻子知道。买完这些,我的兴奋劲还没退,哼哼着歌在王府井的南北大道上溜达。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一件事,就给李庆挂去了电话,告诉他我明天回去,也打听到我弟弟的消息了。李庆笑着说,真有你的老萧,偌大的北京城这么快就找到了,不简单,不简单。我说回去给你买只鸭子,说笑着就挂了电话。

晚上七点半我开始往弟弟演出的“西门町”酒吧赶,到那里时八点十分,花二十元买了张票,找了一个在角落的小桌坐下,要了杯啤酒。这家酒吧的规模和“男孩女孩”差不多,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只是不如“男孩女孩”装饰得温馨,这家看上去有点恐怖,整体基调是白色和黑色,墙上还挂了很多像电影《加勒比海盗》里的那样的骷髅头像。进来的大多是些男孩子,穿着松松垮垮的大T恤,也有少许的染着红、黄头发的奇怪女孩,看看周围,像我这样快四十岁的人几乎没有。我小口呡着啤酒,眼睛盯着西墙根一个五、六平米的小舞台,高出地面大约半米,架子鼓在中间摆着,前面竖了两个大音箱,三个长发披肩的小伙子在上面忙活,好像在调音,弄得吉他吱啦啦地响。三个小伙子点点头,吉他声戛然而止,接着舞台上的灯灭了,台下有人吹起口哨,有人站起来,有人拍巴掌,有人叫好,还有人喊着,小山东!小山东!小山东!

弟弟出来时吓了我一跳,他脸上画着绿油彩,上身光着,长发没扎起来,是垂在了前面,随着鼓声的咚咚节奏声上下甩着头发,站在他两旁的小伙子也一起跟着甩,三个人的头发就像三块被抖动的黑布一样上下翻飞。底下的尖叫声四起,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小伙子用矿泉水瓶敲打着桌子,嘴里不停喊着,嘿!嘿!嘿!嘿!我的眼睛湿润了,手也有些抖。这是我从没经历过的场面,也是我第一次看这样的摇滚演唱会,我突然理解了弟弟为什么要来北京搞摇滚而不选择在家里弄了——我们的县城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一阵疾风骤雨般的鼓点声后,弟弟开始唱了,声音有些沙哑——行驶在昏黑的荒漠公路上,凉风吹过我的头发,温馨的杜鹃花香,弥漫在空气之中,抬头遥望着远方,我看到一丝微弱的灯光,我的头越来越沉,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不得不停下我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