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明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正月前后，清廷的两次人事调动引人注目，首先是康熙四十八年年末，噶礼升任两江总督。之后不久，四十九年正月，张伯行就任江苏巡抚。清制，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噶礼是张伯行的顶头上司。

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办事干练，很有能力，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勤敏能治事”。在担任两江总督重任前，他的职位是山西巡抚，时人评价他“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可谓声名狼藉。然而康熙对他却是爱护有加，不仅对参劾噶礼的奏折不予理睬，反而把他上调到两江总督的重任上。

张伯行，河南仪封(今兰考)人，是康熙朝有名的大清官，曾经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并赐他“廉惠宣猷”的匾额，以示鼓励。

一个是贪婪恣横的总督，一个是廉洁自守的巡抚，两人的为政之道水火不容：噶礼继续做贪官，只不过舞台更大，油水更多了；而张伯行上任不久，就制定颁布了著名的《严禁馈送檄》：“一丝一毫，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委任另一个著名清官、苏州知府陈鹏年掌管江苏藩库，噶礼担心他与张伯行一心，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想除掉陈鹏年。康熙四十八年，噶礼以莫须有的“虎邱诗案”将陈鹏年参奏，将他拘禁在镇江城隍庙中三年，欲置其于死地。张伯行多方申辩、鼎力保举，才使其幸免于难。在江苏，张伯行把噶礼线下的许多人革职，使噶礼大为不悦。如此种种，督、抚抵牾日深。而此后发生的名动一时的“辛卯科场案”，更使二人矛盾激化，督、抚互参，轰动一时。

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江南乡试，上榜的新举人大多是平时不学无术的扬州富商子弟，真正寒窗苦读的能文之士却纷纷落榜。苏州人文荟萃，学风淳厚，中举者向来很多，此次居然只有13人上榜。发榜后，苏州士人对此次录取结果愤愤不平，近千士子齐集苏州，抬着财神像进入文庙进行示威抗议，这就是著名的“辛卯科场案”。

科场舞弊，清廷向来十分重视。康熙帝深感兹事体大，派钦差大臣张鹏翮等会同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应该说，事情发展到此，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科场舞弊案，然而不久，张伯行的一纸奏疏却使事态变得极为复杂。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上疏朝廷，大意是说：“乡试以前，就风闯总督与考官贿卖举人，事发后又风闻总督勒银50万两做封口费。在审讯舞弊案件时，每当犯人供出行贿情形，总督噶礼就会震怒阻止。”最后，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噶礼也针锋相对，上疏参奏张伯行七条大罪，说他诬陷良民，包庇好友、办事不力等。

两封奏疏同时到达，康熙凭印象对二人作了如此评价：“噶礼有办事之才，用心缉拿贼盗，然其操守则不可保。张伯行为人老成，操守廉洁，然盗劫伊衙门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挈。”认为张伯行参噶礼受贿50万两“未必全实，亦未必全虚”，而噶礼参张伯行的“七大罪”“亦必有两三款是实”，于是命二人都解职，听候钦差审理。

钦差张鹏翮查案的细节波澜不惊，无需多说，倒是有一则文人笔记值得玩味。据《清稗类钞》记载，在钦差眼皮底下，噶礼、张伯行两位封疆大吏竟然不顾身份，赤膊上阵：“清恪(张伯行谥)与噶对簿毕，出门，以相争而相殴，噶躯雄壮，清恪亦魁梧，噶不能胜，为清恪所踢，踣于地而滚。”两人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好不热闹。这则故事除了证明张伯行打架比较厉害外，更说明了两人互相憎恨已到何种程度。

打架归打架，案子还得查下去。钦差张鹏翮的审案结果很快就上报给了康熙，他认为，所谓噶礼暗中受贿50万两属于诬告，张伯行应撤职；噶礼参奏张伯行办事不力是实，其余事件则有苛刻之处，应降级留任。康熙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派出第二批钦差大臣审理，历时两个多月，审查完毕后重惩了科场舞弊的相关人员。对于督、抚互参案，审理结果与前面钦差却并没有大的差异，张伯行陷入了困境。

客观地说，噶礼所参张伯行“七大罪”中固然有捏造之处，但是其拟定的第七条大罪——“命盗案件，苏、松最繁，伯行专以卖书、著书为事，性多猜忌，心更糊涂，混行翻驳，不能清理，滥收词状，拖累株连”，确实是抓住了张伯行的软肋。张伯行所辖江苏省内，盗贼出没，案件堆积如山。在政务处理上，张伯行的表现确实是有些无能。而反观张伯行参奏噶礼参与科场舞弊案，却仅仅是风闻，并无实据。应该说，按照钦差审理的结果处理此事也能说得过去，然而康熙却有自己的考虑。他明确表示：“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知之，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且噶礼屡次具折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又说：“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胺削一半矣。”最后裁决结果：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

这是康熙对清官张伯行的第一次“保全”。

从案件的审理过程看，张伯行始终处于劣势，但最后康熙却把钦差的审案结果推到一边，仅凭个人感受断案，对张伯行的偏袒显露无疑。

可以看到，康熙对张伯行的偏护并非建立在互参案本身的是非曲直上，他的目的仅仅在于保全清官。康熙对此案的真实态度是：张伯行虽然才不如守，但毕竟是自己钦点的“天下清官第一”，“廉惠宣猷”的匾额还在那挂着，处理了张伯行，自己的面子往哪儿搁?以后清官还怎么当?噶礼就不同了，他是人所共知的大贪官，革他的职是人心所向。若按照钦差的审理结果处理，于法相合，却于情理不合，势必会打击清官的积极性。这就是康熙在此案中打的小九九。

如果说在督、抚互参案中张伯行的对立面是清代有名的大贪官噶礼，可谓正义在胸，那么在接下来的参奏海贼案中，他的表现就并非无可指摘了。

康熙五十三年五月，江苏省上海县，百姓顾协一起诉一个叫张令涛的人占据他的房屋，并声称张令涛现在藏匿在江苏布政使牟钦元的官署中。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但是巡抚张伯行却非常重视，因为此案中涉及的张令涛是一个与张伯行有莫大关联的人物。前文所述噶礼拟定的张伯行七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说张伯行因阻挠噶礼出洋不成而迁罪于船埠张元隆，诬陷其通贼，后致其死于狱中。而张令涛不仅是张元隆的弟弟，还是张伯行的老冤家——噶礼的幕宾。

很快，张伯行就上折弹奏布政使牟钦元藏匿海贼张令涛，声称自己多次向牟钦元索要而不得，而且牟钦元还要烧他的衙门，想要刺杀他，请求朝廷将其革职追查。东南沿海海贼为患，是一个令朝廷很头疼的问题，康熙对张伯行的奏折自然也非常重视。因此，他先后命赫寿、张鹏翮等调查此案。与此同时，康熙在江南的秘密通讯系统——密折也发挥了作用。

张伯行参奏牟钦元的奏章上达不久，康熙就

听说张因为怕人杀他，以至于日夜不安，于是密令苏州织造李煦打听。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李煦向康熙密奏张伯行“一怕海贼杀他，二怕仇人杀他”，召集了很多棍棒之徒，环聚于官署，日夜防备，并指出其多疑多惧，反常颠倒的举止。同一天，漕运总督郎廷极也奉旨回奏，指出张伯行“才性短偏，多疑苛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鳊》)，导致事件多迟滞不能完结，小事也辗转成为疑案。康熙批日：“原是这样，一点儿不错。”

很显然，对于张伯行的这些评价康熙并不是第一次听说，而在此次事件中康熙对张伯行的“才不如守”“多疑多惧”的评价也完全定型，并在较私密的场合多次对亲近大臣表达过，这在记载康熙每日言行的《康熙起居注》中并不乏见：

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云：“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

五十四年二月初一云：“朕看张伯行尚未心服，伊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件堆积，连年未结，以致拖累多人……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

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云：“张伯行操守清廉，实为可惜。但素性偏执，且短于才，封疆之寄不能胜任。”

案件审理结果也对张伯行很不利，钦差通过实地查看，并未发现海贼，张令涛通海贼也查无实据。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张伯行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而诬陷张令涛。正如满洲大学士揆叙所说：“今沿海地方太平，海上何曾有贼?……此皆以索幕宾不与，遂致成隙耳。”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两江总督赫寿向康熙详细报告了自己的审理意见：“张伯行虽有清名，然诸事犹豫，不能刚断，故被牵扯连累之人亦多。且与噶礼交恶，去寻噶礼之相公张令涛。因张令涛之故，又往寻牟钦元。”七月，张鹏翮参奏张伯行怀恨船埠、诬陷良民、诳奏海贼、挟私报复，要求将其斩首，刑部也同意这一建议。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张鹏翮将张伯行审毕带来，康熙问张伯行：“尔奏称海上有贼，缉获几人带来?”张伯行无言以对，只好回答：“海上无贼，闻有捕鱼之人为盗，所以陈奏。”继而承认：“臣惊慌具奏，此皆臣之罪。”

事已至此，张伯行恐怕难逃一死了，但是康熙第二次因爱惜他的清名而保全了他，把他的罪过定义为“布政使牟钦元居官好，巡抚张伯行题参牟钦元交通海贼，此皆伊多疑所致”，这无疑淡化了他诬陷良民、欺君罔上之罪，保全了他的性命。这正如康熙事后所言：“朕所以宽容张伯行者，正爱其清耳。若他人当此，早已严行拿问矣。”(《康熙起居注》)

康熙对张伯行的两次保全实在耐人寻味。在他看来，清官并不一定是好官：“不能办事，虽清亦无用，不要钱即算好官，如九卿会议处，将泥塑木雕之人列于满堂，不饮不食，即以此为正，可乎?”然而，对犯了错的清官，康熙又可以网开一面，从轻处罚，目的就是要鼓励官员队伍清廉自守，以激励后来者，可谓用心良苦。

康熙是“清官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一向注意奖掖、扶持清官，他曾经发表过有趣的“快乐清官论”来鼓励大家做清官：“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盖百姓虽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尔等各宜自勉。”(《清史稿》)应该说，张伯行并不是康熙保全清官的个案，上文提到的清官陈鹏年，做地方官时竟然将一处妓院改成乡约讲堂，用来张挂康熙的《圣谕十六条》，还中悬“天语丁宁”四字匾额。对这种大不敬的杀头之罪康熙也网开一面，仅仅革职了事，事后呸召他进京修书。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康熙重视“德”胜过“才”，那就又大谬不然了。康熙在明知噶礼贪污的情况下，还把他从山西巡抚调到富甲天下、油水最多的两江任总督，本身就说明他更看重才干。

值得注意的是，噶礼最终也并没有因贪污而败落，而是由于企图毒杀生母的忤逆之罪被杀，当时刑部拟定要处以极刑，康熙从宽令其自尽。在他看来，“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只是公开场合宣扬的表面文章。相反，因为爱惜贪官的才干而对他们长期任用、屡加提拔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江宁巡抚慕天颜广收贿赂，康熙屡次申饬，慕天颜都不知悔改，反而结交在京大臣，变本加厉。康熙虽将其降级罢任，但不久就因爱惜其才，升他为漕运总督，官反而做的更大了。两江总督赫寿名声也不堪，康熙同样因惜其才，任其为理藩院尚书。

一面对清官爱惜有加、尽力保全，一面又对贪官不拘一格、大胆任用。这是清官之福，也是清官的悲剧。实际上，翻开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的清官不仅数量寥寥，而且其政治作为也十分有限。

明代大清官海瑞，当时就名动天下，朝廷也因其名而多次予以重用，但是翻开他的简历，很难看到他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政绩。张居正就认为他有政德而无政绩，所以他当首辅期间坚决不用海瑞。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更不把清官当回事，他认为“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也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在他眼里，田文镜、李卫这样的能吏才是好官。

表面上提倡清官，实际上却看不上清官，我们不能怪皇帝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无论如何，从执政者的角度看，好官最重要的标准都应该是能办事，尤其在制度不健全的社会形态下。钱粮役税、刑狱诉讼、库储漕运、师爷胥吏……哪几没有潜规则?仅凭一腔正气、两袖清风是绝不能摆平一切的。从这一点看，周星驰《七品芝麻官》里，包不同的临终感悟——贪官要奸，清官要更奸真的是官场真理。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