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视觉文化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仍未在我国得到与这种大势相匹配的重视，利用考古实物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依然少见。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可包括使用可视化的方法和利用视觉史料两个层面，而要拓展此类研究首先需要扭转观念，重视考古实物作为史料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是将之作为对传世文字史料的补充。本文结合罗马不列颠尤其是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的研究，对此加以具体阐述。

关键词：视觉文化；罗马不列颠；可视化方法；总督；马赛克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04

视觉文化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当下的视觉转向，文字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衰落；图像即便尚未凌驾于文字之上，也已呈现与其并驾齐驱之势。1迄今为止，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仍未在我国得到与这种大势相匹配的重视，利用考古实物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依然少见。2

笔者在撰写《英国通史》“罗马不列颠”部分的过程中在这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些认识，但限于整套书的体例，无法在书中体现。3书出版后又陆续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一言以蔽之，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可包括使用可视化的方法和利用视觉史料两个层面，而要拓展这方面的研究首先需要扭转观念，重视考古实物（artefacts）作为史料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是将之作为对传世文字史料的补充。本文拟结合罗马不列颠的研究，具体阐述这个观点，以期方家教正。

一、考古史料和罗马帝国研究

我国的西方古代史研究素有重希腊而轻罗马的倾向，无论就研究队伍还是就研究成果而言都是如此；这在每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年会的参会者和提交的论文中有鲜明的体现。在罗马史研究中，主要成果又集中于探讨从罗马共和末期向早期帝国过渡时期的政治史，罗马帝国的研究则问津乏人。这个现象笔者十多年前开始研究罗马不列颠时就已注意到，至今没什么变化，与西方学界更偏重罗马研究的情况恰成对照。按理说，罗马帝国之广袤和多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团之间的关系，帝国意识形态和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多民族社会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及宗教身份的协商等，似乎与我国的历史经验有更多契合、更能激起古史研究者的共鸣和兴趣，但其实不然。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文明在我国接受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值得研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讨论实际研究中会遇到的问题，无暇深究我国史学研究者在认知希腊罗马文明时必然涉及的观念和心态。

笔者最初对不列颠产生兴趣，是想以此作为深入了解罗马帝国的起点。牛津大学的弗格斯·米勒对当代罗马史研究影响巨大，他主张研究文化多元的罗马帝国只能从边缘往中心看，因为像塔西佗这样的罗马史学家太过关注元老院，随着新材料不断出土，传世文献的局限性越发凸显。1笔者阅读米勒的著述，深切体会到西方古代史研究中利用考古史料的重要性。虽然利用新材料是历史研究应有之义，但笔者此前视考古材料为传世文献的有益补充，并未认识到考古实物作为史料具有独立的价值。在随后的阅读研究中，笔者对考古实物具有独立价值而非依附价值的认识逐渐清晰。

就学术史而论，蒙森没能写出《罗马史》第四卷即罗马帝国部分，一个重要原因是传世文献匮乏，而且只聚焦于皇帝和宫廷，他不屑据此去写“宫廷闲聊”；他曾向一位友人透露，对他而言编辑《拉丁铭文集》比描述皇帝统治更具吸引力。2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出版于1926年，之所以至今仍为人称道，就在于对当时已知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最广泛的综合，将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从传统的政治领域转到社会经济领域。3

研读罗马不列颠，就会发现在所有罗马行省中不列颠目前被研究得最充分和最深入，相关考古发掘之多和出版成果之细，是其他行省望尘莫及的。4这背后，当然是大英帝国财力和软实力的支撑。更重要的是，笔者由此充分认识到，研究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不仅仅要使用考古实物证经补史，更要学会用考古实物去重建古史。应当看到，在我国，显然是因为传世文献太丰富、太连贯的缘故，史学研究者不容易意识到考古材料可以重建古史，而更容易抱着证经补史的态度去看考古材料。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王国维所主张的“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中；这中观点至今仍然影响不小。由于古希腊的传世文字史料非常丰富，史学研究者或许可以抱着“二重证据法”的观念去看待相关考古实物。但是，要研究罗马帝国，恐怕从一开始就得放弃这种观念，因为很多行省严重缺乏传世文字史料佐证，考古遗存不仅是发挥补史或证史的作用，而是重构历史的根本依据。惯于把考古实物当作辅助史料，大概是罗马帝国研究在我国问津乏人的一個原因。

另一个原因恐怕在于，研究古希腊可以不考虑其与现代希腊的关系，而只将它视作西方文明的共同源头；相形之下，研究罗马帝国的某一行省几乎不能不考虑该行省与它在罗马统治结束后的历史发展间的联系，这无疑不如前者更有智性上的吸引力。这方面，罗马不列颠特别能说明问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理解最透彻的罗马行省与后来英国历史发展断裂最深。5世纪初罗马军队从不列颠撤离后，岛上城市凋敝，基督教长期未能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甚至拉丁文都消失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卢、西班牙、莱茵河等地在罗马时期与在中世纪早期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因此，罗马不列颠的社会组织应该在不少根本方面异于上述行省，这恐怕是罗马不列颠最独特之处。但即使与后来历史发展断裂最深，书写罗马不列颠也仍得考虑它与后来英国史的延续性。

多卷本《牛津英国通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学术地位显赫，其中罗马不列颠卷由柯林伍德执笔。他是公认的史学理论大家，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识别包含在历史事件或行动中的思想，如果能够在心里把这种思想的历史重演一遍，所得到的认识才成其为历史知识，做不到这点就仍然是老一套拼拼凑凑的剪贴史学。1他研究罗马不列颠，是要将这种主张实际操练一番。时至今日，他整理的罗马不列颠的铭文已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石，尤其不少铭文的实物已不知所踪，书中一些碑铭摹本的价值已无可替代。2但他并不看好这项工作，觉得整理铭文“没有磨砺出一件指向未来的武器”。显然，铭文能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让他在心里重演罗马不列颠四百年的“思想史”。他倒是认为自己“研究罗马不列颠史的惟一纪念”，是提出和解答了一个问题。他发现在罗马征服不列颠之前，当地的凯尔特艺术具有很高水准，但罗马征服后艺术水准反而大幅下降，到罗马统治末期，凯尔特艺术却再度复兴。如果不列颠人已经掌握并采用罗马帝国的风格从而放弃凯尔特风格，为何最后又重新回到凯尔特风格中去？柯林武德认为，不列颠人在罗马化的艺术中取得的成功越小，他们就越有可能在记忆中珍视自己原有的风格，因此凯尔特风格肯定从未在其后辈中消失。3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着眼点正是放在罗马征服前后英国史的延续性上。

由于新考古发现呈井喷式涌现，《牛津英国通史》系列在1981年出版考古学家萨尔维写的罗马不列颠卷，替代了柯林武德那书。萨尔维的巨著皇皇8百多页，篇幅比柯著多出一倍有余，重在叙述军事和行政管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着墨还不如柯著多。4侧重政治军事问题，既是古代作家的兴趣所在，又能反映作者自己专长的罗马不列颠军事考古——这在英国考古学界有深厚的传统。所以，新著在结合古代史料和最新考古发掘方面颇具示范性，但放在《牛津英国通史》系列中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不列颠的政治军事制度是罗马行省制度的延伸和推广，这方面的笔墨越多，罗马不列颠越显得是罗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与后来英国史的断裂越发明显。

延续与断裂恐怕是书写罗马行省史不得不考虑的。需要看到，把不列颠视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这是近代以来罗马不列颠研究的范式，最早由柯林伍德的老师哈佛菲尔德（Francis Haverfield）确立起来。正是由于哈氏的努力，才一扫充斥在该领域中的古物鉴赏风气，罗马不列颠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正式出现。不过，这样写自然突出了罗马不列颠的罗马性，彰显了罗马征服者的视角。

但不列颠本地臣民的视角，他们在面对罗马文明时的态度和策略，他们作为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的互动同样不容忽视，罗马不列颠的英国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在这些方面中。近年来，学界开始运用后殖民理论，重新审视哈佛菲尔德所提出的“罗马化”概念，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罗马文明对行省的单方面影响，而是行省臣民对罗马文明的抵制，以及他们在帝国的文化变迁中对自我身份的重塑。1这也是笔者在书中关于罗马不列颠城市与农村的两章中力图探讨和表现的。

二、可视化的方法

被征服者的地方视角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反映在考古遗存而非传世文献中。罗马不列颠的考古材料早已汗牛充栋，且散见于各处，不像传世文献和铭文那样得到集中整理，故绝非个人之力可以穷尽。各家眼光不同，对这类材料的价值大小不易形成统一意见，因此翻看罗马不列颠物质文化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总能有新发现。笔者虽然已尽力在书中运用这类物质材料，但因为常有见树不见林之感，总觉得尚有不少可以提高的空间。最近，笔者得到一本1990年出版的老书，翻阅之后才对罗马不列颠考古遗存的整体情况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这本书名为《罗马不列颠地图集》，2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图集，而是试图把对罗马不列颠的已有认识尽可能通过各种地图呈现出来。因此，书中能找到古今海岸线与河道变化的对比图，根据托勒密等古代作家的记述绘制的不列颠地图，拉丁地名和凯尔特地名分布状况图，各类矿藏、钱币、军营、乡间别墅、制盐业、窑和玻璃作坊、异教和基督教神庙的分布图，等等。比如，书中有张罗马道路地图（第176页），看上去和普通罗马不列颠的道路图没什么大不同，但它把不列颠发现道路里程牌的地方都用三角标示出来，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些里程碑和已知罗马道路完全吻合，但康沃尔郡也有5块里程碑，而以前对这里有没有罗马道路并不清楚，因此这里罗马道路的发展情况恐怕要比原先的认识高。今后在这里发掘很可能有新发现，并很可能根据里程牌上的信息找到大的聚落。

这就是全书使用的基本方法，也是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它在30年前就运用了当下这个将一切视觉化的时代才流行起来的大数据、可视化方法。但可能因为太超前，此书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屈指可数的几篇书评闭口不谈它对推动学界全面认识罗马不列颠的贡献和启发，转而关注制图技术细节和原始材料的出处交代不充分，3不啻是舍本逐末。类似的贡献和启发还能举出不少，笔者初读的体会是，此书虽然写于30年前，但它用大量实证信息支撑起的种种模式经得住时间检验，后来的考古发现更多地是加强了这些模式。了解了这些模式，就像有了指南针，不仅可以走出山中看到整个山体，可以见树见林，还能够大致知道某些树长在树林什么地方，哪里又可能有自己想找的东西。尽管各种数据库今天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其他任何一个罗马行省至今没有这样一本地图集。4如果每个行省都有这样一本地图集的话，学界对罗马帝国的认识必定会有一场革命。

可视化的方法还非常有助于把握研究材料的性质。书写罗马不列颠，笔者感到农村最难写，因为相关材料极度匮乏。传世文献和拉丁铭文都无法用来研究不列颠的农村：古典作家根本不关心这个偏远行省的农村生活，而拉丁铭文几乎全是军队留下的。只剩下考古材料可以利用了。有些鄉间别墅的地面铺有马赛克（一译“镶嵌画”），上有不少图案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大多数这类材料出土时间不长，在柯林伍德、萨尔维那里几乎没有讨论。所幸的是，与其他行省相比，英国考古学家用了最科学严格的方法发掘这些马赛克，对它们的工艺技术的研究也最领先，因此这些马赛克的断代工作做得非常好。《罗马不列颠地图集》中有两幅地图，分别是铭文和马赛克的地理分布图（第152和第221页）。1两相对比就会有重要发现。铭文几乎只在有驻军的地方才有，这点早已是学界共识。但此前笔者对马赛克的分布缺乏整体概念，对比这两幅地图后才相关发现几乎都分布在非军事区，尤其是英国西南部。可见，这两种史料恰好是互补的。

此外，经对比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东盎格利亚既非罗马军队驻地，也几乎没有马赛克出土。在不列颠马赛克主要出现在4世纪的乡村，东盎格利亚有英国最肥沃的一些耕地，却未发现罗马化乡绅用以炫耀品味、财富与地位的马赛克地板？此地本是伊凯尼人（Iceni）的住地，其头领波迪卡发动过罗马不列颠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反抗罗马人的起义。起义虽遭镇压，但马赛克的缺乏很可能说明，罗马统治者对这里的地方精英一直缺乏信任，故此地在整个罗马时期都没有发展起来。罗马帝国中央政府对行省地方社会的这类长时段的控制，只有运用这种可视化的方法，才能想到。

三、如何利用视觉史料——以马赛克为例

马赛克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研究不列颠的马赛克，无疑突出了罗马不列颠的罗马性。这方面的研究传统上属于艺术史范畴，偏重探讨风格与美感。2就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而言，学界的主流工作是比对不同地区的马赛克在使用的原料、工艺、颜色、图案、主题和风格方面的异同，从而确立起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这里共有6个“流派”，即6个组织松散的、有一定自己特色的作坊。3这种研究路径的目标是要捕捉制作马赛克的工匠，确定他们在行省内部乃至行省之间的流动范围，以此折射出雇用他们的罗马化乡绅的情况，而这种雇用关系又是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进整个罗马社会的庇护关系的表征。揭示这种庇护关系如何运作正是笔者所写罗马不列颠史的一根主线。

除了看不见的庇护关系，马赛克为管窥罗马文化在行省的传播提供了最直观而生动的证据。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宣扬了罗马统治乃天命所归的思想，笔者曾讨论过一幅影射这首诗的马赛克。4事实上，不列颠还有一幅表现《埃涅阿斯纪》场景的叙事风格的马赛克，它原来铺在萨默塞特郡一座4世纪中叶大型乡间别墅的冷水浴室里。【图一】在维吉尔原诗中，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躲过天后尤诺放出的风暴后，被吹至北非海岸，受到迦太基女王狄多的热情款待。埃涅阿斯让同伴阿卡特斯去船上把自己儿子接到城里来，顺便取些财物——包括一条项链——答谢狄多。埃涅阿斯是女神维纳斯之子。维纳斯担心钟爱迦太基的尤诺再次对自己儿子不利，便使出调包计，让小爱神丘比特乔装成埃涅阿斯的儿子顶替他去，再暗中煽起狄多对埃涅阿斯的爱情之火。尤诺将计就计，乘着埃涅阿斯和他儿子以及狄多外出狩猎之际，祭起风暴，打散随从，使得埃涅阿斯和狄多躲进同一山洞避雨，两人于是结为夫妻，这样一来，埃涅阿斯前往意大利建国的大业就遥遥无期了。主神朱庇特遣使警示埃涅阿斯，让他不可陷入迦太基的温柔乡而忘记前定的建国使命。埃涅阿斯惊愕之余，决定即刻离开。狄多百般挽留无果，饮恨自尽。1

萨默塞特这幅马赛克地板用5幅图案忠实再现了维吉尔的原诗。这5幅画围绕中间一幅按逆时针方向排列叙事。最左边一幅表现了特洛伊人的船队驰向迦太基，船队最前方有一人将一条形制庞大昂贵的项链递给阿卡特斯，后者的站姿却与船上之人不相平行，而是呈T字垂直状，这样排列仿佛阿卡特斯正走向下一场景，从而形成一种过渡。在中间最下面一幅上，埃涅阿斯倚靠长矛站立，侧眼瞥向衣衫透薄的狄多，而狄多也在打量他；两人中间站着裸体的维纳斯，她右手揽着乔装成他儿子的丘比特，左手拉着狄多的左手，她的心思显然奏效了。最右边这幅展现的是狩猎，他儿子一马当先，埃涅阿斯居中回望殿后的狄多。在中间最上面一幅上，狄多与埃涅阿斯相拥在山洞里，狄多此时全身赤裸，而埃涅阿斯依旧身穿军服，这种刻意的对比似乎宣告了狄多的容易受伤和埃涅阿斯不可逆转的天命，预示了狄多的悲剧。正中间一幅总结了整个故事：维纳斯手持一块带流苏的毯子，左右两旁各站着一个背插双翅的丘比特，右边一个呈生龙活虎状，手中火把上举，象征埃涅阿斯的生，而左边一个呈闭目服帖状，手中火把下垂，象征狄多的死。整幅马赛克面朝4个方向，只有逆时针走上一圈才能看清楚。正中间那幅对着出浴者，因此维纳斯手持的是浴巾，她也刚刚出浴。这5幅叙事马赛克紧扣维吉尔原诗，在整个罗马帝国也是绝无仅有，别墅主人定制这样一幅马赛克，不可能不了解维吉尔的大作，他或许亲自参与了马赛克制作，比如让工匠直接从他收藏的维吉尔抄本中复制插图。众所周知，维吉尔是罗马帝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为儿童开蒙所必读。但如果光看传世文献和碑铭，古典教育在不列颠所达到的这种普及程度，仍是难以想象的。2

目前，不少罗马帝国行省的马赛克得到整理和出版，3这就为进行更大范围的观察和比较提供了条件。笔者最近现场考察了以色列和约旦的一些马赛克，相关认识又有所深化。一旦放入整个罗马帝国，不列颠马赛克的一个个性就彰显出来。这里缺乏表现当代生活的马赛克。虽然绝大多数不列颠的马赛克来自乡村，但北非颇流行的那种表现农庄日常生活的马赛克在不列颠就找不到。意大利常见的表现戏剧演出的马赛克不列颠也没有。赛车、角斗、狩猎作为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是罗马帝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北非、高卢、日耳曼行省——精美马赛克上的常见主题，不列颠虽有零星发现，然而乏善可陈。这方面约克郡的一幅马赛克颇有代表性，它正中间是人身鱼尾的小海神与维纳斯，女神手持选美比赛的奖品金苹果；四周是与4头野兽搏斗的4位角斗士（一位今已不存）。【图二】将维纳斯与角斗这两种看似无甚关联的题材并置，本身就是罗马不列颠马赛克的一个特点，1其他行省一幅马赛克上往往只处理一种题材；维纳斯这里呈披头散发、大腹便便状，这种卡通风格已完全背离了上述维吉尔叙事马赛克的古典自然主义。马赛克上缺乏对流行文化题材的反映，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活动在不列颠可能没有其他地方那般盛行：能举办赛车的竞技场直到2004年才在科尔切斯特发现，戏剧剧场到4世纪就常常被用来倾倒垃圾了，角斗场的规模也不大。2不列颠的地方上流社会更偏爱以希腊罗马神话和维吉尔所代表的罗马经典文化，就不奇怪了。或许，越处在帝国边缘，他们越感到有必要用古典文化来加强对帝国的认同？安条克马赛克上的神话题材的比例也很高。

但另一方面，不列颠马赛克与整个地中海世界马赛克的共性也越发显著。约克郡的维纳斯虽然稚气未脱，但整幅马赛克的构图却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并可能来自北非的马赛克传统，因此它反映的是工匠的力不从心和技不如人，而反映不出不列颠的本土特征——即柯林伍德所谓的凯尔特风格，类似这类工艺粗糙的马赛克在罗马帝国各地区和各时段都有发现。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是罗马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地方精英的趣味，是他们用以表达罗马认同的手段。

自19世纪中叶起，马赛克地板在前罗马帝国各个行省中大量出土。但长期以来，即使在艺术史领域，它也被看作踩在脚底的次等艺术，无法与体现“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古典雕塑相提并论。史学界則更加漠视，常常将之与壁画归为一类，极少利用它们证经补史或重建古史，不看重它们的象征意义，而强调其室内装饰功能。与传世文献与碑铭相比，这类图像材料被认为只有依附性价值。长期流行于学界的一个观点就假设，马赛克画通常是从手抄本的插图那里复制而来的。3

随着近东地区公元3到8世纪马赛克的数量近年来激增，这个论断已被重新审视。鲍尔索克研究了近东城市里表现希腊神话的马赛克地板，指出这些马赛克上的图案更有可能来自当地剧院中广受欢迎的希腊戏剧，这意味着即使到了5、6世纪，在那些已经彻底基督教化的地区，希腊神话题材依然为民众喜闻乐见，并构成他们文化认同的一块基石。4鲍尔索克把马赛克当作与文本、碑铭、钱币同等重要的原始史料加以利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马赛克并非希腊文化衰亡后的残存，而是对它仍旧保持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见证。这就超越了着眼于风格比对的传统艺术史研究畛域，为如何利用图像材料还原晚期古代的日常生活和信仰做出了方法上的示范。1

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提醒史学工作者，在识文断字率低下、书籍流通远不如今日畅达的古代社会，文化记忆传承恐怕更依赖口述和视觉，耳濡目染起码与传抄递刻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无论就地理分布之广泛、还是就题材表现之多样而言，马赛克地板在西洋古代的图像史料中都罕有其匹，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赛克是今人感知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的视觉维度的无可替代的媒介。

这里值得强调一个常常被熟视无睹的现象。迄今为止，对古代马赛克的研究集中在带有人物、动物像的马赛克，但马赛克上最常见的是几何图形，这方面的研究却尚未展开，甚至连比对不同几何图形以更精确断代的研究都极少，遑论探究其内涵了。从不列颠一直到巴勒斯坦，从公元前5世纪马赛克出现在希腊一直到早期伊斯兰教的马赛克地板，对称、重复的几何图形无处不在，且不断变化和发展，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才是马赛克上的“共通语”（koine），真正构成古代地中海世界马赛克的最大特色和恒久主题，并最终作为伊斯兰艺术的基本原则获得辉煌凯旋。2仅仅将几何图形当作抽象而美好的繁琐装饰，是很难有说服力的。无论如何，几何图形至少将一种视觉上的整体感赋予多文化、多民族、多信仰的古代地中海世界。

最后，马赛克等实物史料（material sources）属于文物，这方面的研究还推动了文物保护方法的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一般会把带有人物、动物像的马赛克挪进博物馆展览和保存。但近几十年以来，学者们日益认识到马赛克不仅仅具有美学价值，更是林林总总古代建筑——浴室、别墅、墓地、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堂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马赛克从原址上剥离并放进博物馆陈列，很容易令观众难以充分了解和想象古人的生活世界。比如上述那幅叙述维吉尔史诗的马赛克地板，博物馆如今为了让观众从更好的角度欣赏躲进山洞的埃涅阿斯和狄多以及手持浴巾的维纳斯，不惜把整幅马赛克倒过来挂在墙上，从而颠倒了它在原址中的实际位置。认识到这种弊端后，针对这类文物就地保存和修复的原则目前越来越流行，这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保护马赛克所在的考古環境，从而提升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还能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业，进一步促进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3这些都能给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开发带来启迪。

[作者宋立宏（1974年—），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8年1月3日]

（责任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