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骁锋

在中国，即使再不喜欢看戏的人，对舞台上那位威风八面的黑脸包公也不会陌生，很多人甚至还能哼上几句以激昂痛快出名的《铡美案》。

祠堂大殿里的包拯铜像，大多都是着朝服端坐，面目清癯、双眉紧锁，左手扶椅、右手握拳，不怒而自威的包公形象。然而，故宫博物馆中所藏古画的摹本，所绘的包拯却是大耳厚唇，老迈而温蔼，并没有多少威猛之气。最令人意外的是，画像上的包拯，居然是白白净净的一张脸!更不可思议的是，包拯竟是个不到一米六的小个子!

可真相是必须面对的：这位相貌寻常的矮小老人，正是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活了63岁的真实包拯。

站在历史的高度，包拯其实是一位缺少传奇，甚至多少有些平淡的人物。于武功，没有扬鞭挥戈力敌万夫的雄壮；于文采，没有笔惊风雨抑扬顿挫的潇洒；于政事，没有指点江山力挽狂澜的伟业；即便是官位，除了做过一些中下层的地方官，便多是监察御史、知谏院等谏议文职，最高也只是枢密副使，离后世津津乐道的“包相爷”差了关键的一级，而且，坐堂断案仅是其仕宦生涯中短短的一段经历。

包拯被称为包龙图，是因为他曾有个从三品的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而这不过是个无权的虚衔，龙图阁更只是宫城中存放文献的众多馆阁之一罢了。

宋人笔记收录的一些包拯轶事，有时还会使人感到多少有些郁闷。沈括《梦溪笔谈》载，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那人贿赂了一个小吏，小吏便与他约定了一条苦肉计，让他到时只管大声喊冤。开审后，那人果真呼天抢地，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干吗哭哭啼啼、啰里啰嗦?”包拯见小吏如此仗势跋扈，大怒，将其杖责七十，同时为了“以抑吏势”，却把挨小吏责骂的正主从轻发落了。

比包拯晚五六十年出生的邵伯温曾记载说，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曾经在包拯手下工作过。一日衙门中牡丹盛开，包拯设了酒宴与同僚共赏。席间，他举酒相劝，司马光素不喜酒，但亦强饮，唯有王安石无论包拯如何劝说，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

满满的酒杯尴尬地停在空中的那一刻，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绝对比包拯更像那位舞台上的“龙图”。

究竟是谁，在包拯的脸上涂了那么一种狰狞的黑色?

关于包拯的黑脸，民间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包公是天上的文曲星，相貌本很秀气，可惜下凡的时候，与同路的武曲星在南天门互相抛着脑袋玩耍，时辰一到，两人慌乱之下换错了头，从此包公就成了一副黑脸模样。

关于包拯的黑脸形象，人们一致认为，要镇压邪恶，生得太俊俏可不行，须得比恶鬼还丑上三分才更能让人踏实——的确，连正史都有长得过于清秀的大将军狄青作战时披发、戴铜面具的记录。再说，作为一个法官，最需一身铁骨。《说文解字》云：“铁，黑金也。”铁色即为黑色，顺理成章，包拯自然成了黑头怪脸。

但仅仅如此吗?

或许，包拯脸上的漆黑油彩，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一种刻骨的怨气。

美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动物在被宰杀时会在血液中生成大量的毒素。作为一个无辜受害的人，在绝境中的怨毒自然最大。最后一刻，他们大都会许下一个同归于尽的可怕毒咒：让凶手、让看客、让这无情的天、让这冷酷的地、让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一起毁灭吧!

“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

“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几千年后，这些凄厉的呐喊还能刺破纸面，如一支支利箭直射苍天。而冤屈者最著名的诅咒，莫过于窦娥临刑前的三大誓愿：血不溅地、六月飞雪、亢旱三年!

这前两愿还能称为让天地为之鸣冤，而最后一愿却无疑是个残忍的恶咒，并且诅咒的对象不分官民良莠，是整个山阳县!

如果说彻悟以后的宝玉看这世界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么，在被绑上砧台的弱者眼里，天地万物只有一种颜色：焦黑，用怨毒之火尽情肆虐过后的遍地焦黑。

这黑色，便是冤魂们为复仇而从幽冥中召唤来的强悍力量。

有人便有强弱，有强弱便有冤屈，有冤屈便有怨毒，有怨毒便生成了那股黑气。一代又一代，怨毒越积越深，那黑气便越堆越重，渐渐长出了身躯、手脚，但五官却仍是模糊不清。

这团黑气堆积了千百年，为何要让那么多代无助的冤民带着绝望坠入深渊，久久不肯降临人间，又为什么要晚到宋朝才突然附身于包拯呢?

冷静地看包拯，他的一生其实并没有很激动人心的高潮，主持开封府也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留在正史上的案例也只是一桩民间小纠纷，按理很难与铁面判官挂上钩。随便翻翻史书，前代的循吏，甚至酷吏群里，执法更出彩的不说比比皆是，也是代有人出，东汉董宣便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董宣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公然白日杀人，却被公主包庇，无人敢抓。董宣便在公主出行时，以刀画地拦住车马，叱令恶奴下车，当场格杀。公主得知后大怒，哭诉于刘秀，刘秀“欲棰杀之”。结果董宣说了番义正词严的话后，一头撞向楹柱，血流满面，刘秀为之动容，改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可董宣硬是不肯，刘秀令人强按其叩头，董宣双手据地，终不俯首，弄得刘秀自嘲似的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绰号。从此，京师豪族贵戚“莫不震栗”，称董宣为“卧虎”，民间却是欢欣鼓舞，传唱道：“桴鼓不鸣董少平(董宣字少平)。”意思是说，有董宣在，豪强敛迹，百姓再也不用去击鼓鸣冤了。

董宣死后，刘秀派人吊唁，“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家中“仅大麦数斛，弊车一乘”。

无论从执法的严厉、民间的口碑，还是为官的清廉，董宣都比包拯具有被造神的潜质，更何况他比包拯还要早上近千年，但为何最终“哐啷啷”一把拉开雪亮铡刀的，不是“董卧虎”，而是“包龙图”呢?

包拯曾有过一次最出名也是最激烈的弹劾。当时，仁宗最宠张贵妃，爱屋及乌，连连抬举其伯父张尧佐，一年中竟晋升四次。那张尧佐虽说没多大劣迹，但才能平庸，绝对不堪重用，于是包拯连上七章，与其他谏官一起发动了猛攻。一日早朝，张贵妃把仁宗送到殿门，临别还抚背撒娇道：“官家今日可不要忘了提拔我伯父做宣徽使。”仁宗满口答应，并当真下了旨。包拯奋然出场，“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无奈只好作罢。回到宫中，张贵妃又来纠缠，可怜仁宗举袖拭面，不无狼狈地说：“大臣廷争，把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来了，你只管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杀了皇家的奴才与拼命把炙手可热的皇亲拉下马，于皇帝来说，都是大伤面子的事，董宣为之几乎丢了性命，而把口水都溅上龙颜的包拯却最终达到了目的，这样迥异的结果，难道仅仅只是因为仁宗性格宽厚吗?

也许，根本原因在于：北宋，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文臣地位最高的朝代，也是文人第一次真

正整体占据政坛核心的朝代。

尊崇文人、以文制武，是北宋的国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更是赵匡胤的三条遗训之一。掌握了政权的文人们空前强大，甚至可以说，使北宋元气丧尽的党争便是文人自己的角斗。

且不说其中利弊，有一点是无疑的：门第在五代兵燹中被彻底铲平，科举真正成为人仕的唯一途径后，帝国的权力已经尽可能地向所有平民开放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大部分鱼跃龙门的文臣，也可以称为平民的代表。

而董宣的时代，执政的主体虽说不再是先秦的血亲，但还是在骄横的外戚与宦官中轮换，来自民间的力量仍旧少得可怜。所以，替平民出头的董宣只能被粗暴地强按在地上。

按百姓朴素的逻辑，做阎罗自然需要威重有力，一个连自身性命、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官员，是绝对拎不动那把沉甸甸的铡刀的。卧虎，永远难以站立。

如果说，为了足够的威望，龙图要到北宋才能降世是历史的无奈的话，那么落实到包拯身上，则是它明智的筛选。

对照史书来看，包拯虽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却绝对是那几百年间最具偶像气质的清官：“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他官廉如水，做了一任端州父母官，连一块土产砚台也没有带走；并有一著名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自然，判案也颇为聪明。有人告状说牛被割了舌头，他只说一句：“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卖肉。”随即有人来揭发说某人私宰耕牛，他厉声道：“你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反来告他?”转眼真相大白。

“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敞开衙堂大门，亲手迎接汹涌而来的怨气，这更是让包拯直接走人了民心。

极为关键的，还有一条：包拯生就一张史上少有的冷面，据说想要他露出半丝笑容比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还要困难。如此威严的神情，无论肤色如何，立地便已带了三分严峻的黑气。

1072年，青唐羌族大首领俞龙珂归顺宋朝，向神宗请求：“我一向久闻包拯大名，如今归化，愿赐我包姓。”其时距包拯逝世不过10年。

元好问《续夷坚志》中载，宣和二年，有一被掠女子将被卖入妓院，她自称为包拯孙女，誓死不从。当地有巫人故作包拯附体，痛斥劫掠者，并命其三日内将该女嫁与良家，否则灭其满门。强人胆碎，立即照办。其时距包拯逝世58年。

可能是等龙图出世实在太久了，包拯被神化的速度十分惊人，到了元代便已基本塑造完成，成了家喻户晓的星神兼清官的典型。

胡适说过，包拯是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此言极是。只要多少有点影子，人们就会创造出很多大快人心的故事。包拯曾杖责过不法从舅，那就让他铡亲侄包勉；弹劾过国戚张尧佐，那就让他铡负心的驸马、打宠妃的銮驾，甚至恨不能连皇上都在包拯面前低头——包拯不是有过唾溅帝面的壮举吗，皇上铡不得，那就让他重重敲打一番那至高无上的杏黄龙袍吧!

铡刀飞速地开合着，但憋屈太久的人们还是觉得不够解气，无数双亢奋的红眼反反复复地搜寻着下一个更大、更硬的目标。

连皇帝的龙袍都打了，这天底下还有什么是包龙图的铡刀消受不了的呢?

最终，有人壮着胆，将目光瞥向了一个终年暗无天日、从没有任何人敢插足的地方——阎罗殿。

老包哪里都去得!取过笔来，饱蘸了浩然正气，在额头细细描一弯刀锋般的新月，包龙图整整衣冠，一步步地踏向了那个阴森恐怖的陌生所在。随着“橐橐”的靴响，十八层阴曹地府剧烈摇动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出将包拯的神威发挥到极致，甚至连阴司的判官也丧命其铡下的戏里，包公有段唱词却与其他曲目不太相同：“望开封那就是自己的家园，牙床上睡定了无私铁面，王朝、马汉睡卧在两边。可怜他初为官定远小县；可怜他断乌盆又被人参；可怜他铡驸马险些遭难；可怜他为查散下阴曹游过五殿哪得安然!”

一连四个“可怜他”，慷慨中有着难以掩饰的哀伤与苍凉。剧本的作者是高明的，他一定也触摸到了真实包拯身上的那种寂寥与疲惫。

《宋史·李师中传》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听到包拯即将大用，有些人的第一反应竟是：“朝廷自此多事矣!”

宋人《野客丛书》云：“包拯为台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故言事无瑕疵者，曰‘没包弹。”《包拯集》所收774篇奏议，有55篇抨击了本朝官员，任职24年，被其弹劾受到处罚的包括宰相在内的大臣起码有30名以上，他对谁都不买账，甚至包括提拔自己的王拱辰。

《宋史·包拯传》中记载：“(包拯)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很明显，包拯一生，始终处在巨大的孤独中。然而要成就包拯，却必须自觉地去承受这份孤独。

胡适还说过包拯是“有福的人”，意思是他的官运很好。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孤立使他避免了北宋激烈的党争，从而很少受打击——毕竟任何皇帝都是讨厌朋党的。而在百姓眼里，法官也必须不结交任何权贵——无论对象是正、是邪，只有褪尽身上的凡俗之气，才有资格上应星宿进入神殿。如在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中，连文人的楷模范仲淹都因替人说情而遭嘲笑、批判。

真实的包拯毕竟是血肉之躯，一辈子踽踽独行，他一定会经常感到寂寞，于是有意无意间，舞台上的包龙图偶尔也会流露出那么一点半点儿无助的惆怅。也许，那一刻的包拯与包龙图才真正地合为了一体。

“从今后，不干己事不开口，我则索会尽人间只点头——倒头来优游。”(《陈州粜米》)

“香莲哪，这是纹银三百两，带回家去度饥寒。(对二童)回家好好把书念，千万读书莫做官!”(《铡美案》)

悲愤的唱诉中，竟隐然带了点哭腔。

其实，历史上的包拯能力实在有限，黑头蟒袍的包龙图不过是一个咬牙切齿发泄怨气的幻影。都说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其实这世间早就没了那个开封府；或者说，天下根本就没有过包龙图的开封府。

那只是包拯的开封府。即便是这个开封府，在包拯离任后也很快就改变了性质。

包拯之后，另一位清官、批评过包拯学问不深、思虑不熟、处之乖当的欧阳修接任了开封府尹。欧阳修之子曾如此记述其父的施政理念：“包公以威严为治，名震京师，而公为治循理，不事风采。或谓公曰：‘前政威名震动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风采。公未有动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长，岂可舍己所长，勉强其所短，以徇俗求誉?但当尽我所为，不能则止。”

开封府又恢复了雍容慈厚，连枷锁、刀杖诸般刑具也带上了温润之色。天下依然太平，一派轻歌曼舞的盛世景象。

据说开封府曾有一块碑，上刻历任府尹的名字，“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

不仅如此，百姓们还不顾北宋文采辉煌，慷慨地把文曲星的冠冕从欧阳修、王安石，甚至苏轼的发间滑过，郑重地戴在了包拯头顶。殊不知，这位远不合格的“文曲星”只留下了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道训，无贻来者羞。”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