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一

春天看起来确实来了。

知识分子们突然就炸了窝。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宣布，他要修建明堂、辟雍和灵台。

汉代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见过明堂、辟雍和灵台的实物。这是一些仅存在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事物。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都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抽象地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

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居然要在王莽的手上变成实物，这显然意味着，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即将降临在垂暮的汉帝国。知识分子们怎么能不激动万分呢?

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在王莽拿出提案之后的第二天就热火朝天地破土动工了。史载，参加这场大会战的有10余万人之多。京城里的许多老百姓都自发前来义务劳动。最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太学生们，居然也全部坚持战斗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仅仅20天，三大建筑就大功告成，效率之高，堪称奇迹。

三大传说中的建筑刚刚落成，王莽又宣布，他要“为学者筑舍万区”，彻底改善一下知识分子们的住房状况，还要为那些太学里的博士们修筑专门的高级公寓。他甚至还在长安城的东北角，修筑了一处专门供知识分子们聚会的大广场。

紧接着的，又是一连串的文化利好政策：在太学里恢复《乐经》；增加博士的名额，太学扩招。征召天下学者齐赴长安，请他们来一起参与礼乐的重新制作，参与“致太平”的伟业……

这年冬天，一场罕见的大风刮过长安城，把城东门上的屋瓦全部吹飞了。但这飓风却吹不走知识分子们对王莽的感激和崇拜之情。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了许多非儒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接到了王莽热情的请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们，怀抱着一团火热，跋涉在前往长安的路上。

二

要理解知识分子们的这种狂热，需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是汉帝国知识界的绝对主力。杜少陵在700年之后曾将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总结为“致君尧舜上”。作为一种拥有成熟政治理念的学术流派，从占据主流舆论阵地的那一刻开始，儒家知识分子们就无时无刻不在为全面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奋斗。然而，在武帝年间，他们不得不接受“形儒而实法”的尴尬现实，在宣帝年间则受到法家学说的疯狂挤兑，元帝时代看似春风得意，其实恰恰是世风日下的肇始。

儒家知识分子们不无悲哀地发现：帝国独尊儒术多年，但他们却仍然没能推销出自己的政治理念，一切都只是徒有其表。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安汉公王莽，这个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执政者，周公和孔夫子政治理念的当世代言人，从长安城向全国的知识分子们发出了炽热的邀请，邀请他们来严格按照周、孔精神，重建礼乐制度，开万世太平。

知识分子们的激动，是有道理的。

当那些传说中的伟大建筑落成时，心潮澎湃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上书朝廷，要求赐给王莽空前的褒赏，并以为，宰衡的职位理应比诸侯王高才对。

三

如果说许多年前，岷山坍塌的那一刻，王莽确实感受到了冥冥之中天意存在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当飘渺的天意演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民意时，作为一个不可能参透天意的常人，他也终于不可避免地心虚了起来——天意，真的是那样吗?

所有骑虎难下的撒谎者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用新谎言来巩固旧谎言。在天意这个问题上，王莽一开始并没有撒谎，但现在他同样骑虎难下。在汹涌的民意与漫天的鲜花中间，王莽已经欲罢不能。

所以，天意也同样欲罢不能。

面对着要求重赏自己的汹涌民意，王莽总觉得还缺了些什么。对照着周公当年的故事，他很快就找到了差距：还没有“四夷宾服”的祥瑞。南方的越裳氏已经献过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独独西方至今未见动静。王莽决定自己动手来弥补这个遗憾。

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土地，而退回到深山老林里面。“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又一次重现了。

“天意”果然很有效。冬天过去，人们开始对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不满意了，甚至还很“反感”王莽对赏赐的谦让。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正月，未央宫里堆满了人们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年幼的汉平帝，几乎被这48万人次的上书活活掩埋了。

恐怕，他也吓坏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一大批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王莽决定要好好利用这些盲目而冲动的民意。他上书朝廷，极力推辞给自己的任何赏赐，并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礼乐道德彻底重建之后归老林泉。然后，他又派人去做通了老太后王政君的工作，请她批准自己的推辞。

太后的批示很快就出来了：“如今礼乐制定尚未大功告成，还需要安汉公来主持。等礼乐彻底重建之后，再细议封赏吧。”人们看到这样的结果，立刻产生了巨大的抗拒心理——朝廷竟然如此没心没肺!

很快，知识分子们就有了行动。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再次浩浩荡荡地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四

像明堂之类飘渺的建筑一样，“九锡之赏”也近乎是一个传说。《周礼》当中曾有过记载，但却早已失传了近600年。作为安汉公，作为宰衡，从权力上来说，王莽本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什么光环。他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九锡之赏”，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已被公认为是当代“周公”的王莽而言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秋雁南飞的日子里，王莽派出去的八方使者们也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纯朴，生活美满幸福，同时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很难说王莽相不相信这些“歌谣”的真实

性。作为周、孔的忠实拥趸，王莽是一个坚定的道德至上主义者。在他的政治理念当中，道德居于中央，起着强大的支配作用。儒家经典一直推崇“圣人出而海晏河清”，因为圣人正是完美道德的化身。也许在王莽看来，自己如此大力度地重建道德，海晏河清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即便他内心不信，以道德和天意起家的他，恐怕也不见得有勇气挑破。

不论王莽信或者不信，至少如下的场景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琅琊太守公孙闳曾私下里对下属们发牢骚说；“我们这里哪来的什么祥瑞，放眼望去全是灾害。”结果不幸被人告密，成了政治犯，当局为他拟定的罪名是“仇恨圣政，故意隐瞒嘉瑞，大逆不道”，然后将其斩首。

就在这一年，王莽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于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即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的衣服上画上一只大大的乌龟，或者在他帽子上写上“淫贼”儿子)的味道。

五

知识分子呢?他们信不信?

终日围绕在王莽身边的那些知识型官僚们或许整天都在阿谀奉承，但至少扬雄的态度是认真的，绝对不容忽视。这位患有严重口吃的大学者，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了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快60岁了。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著《法言》，遂怀钱10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如此吝啬的扬雄，却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长长的一大段话：“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他勤劳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制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

这番话确实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下面这些人的肺腑之言：《春秋》权威左咸、《诗》权威满昌、《易》权威国由、《书》权威唐昌、《礼》权威陈咸、《乐》权威崔发……

六

王莽很快又看到了“天意”在向自己招手。

元始五年岁末，也许是偶尔的一次风寒，也许是一杯神秘的毒酒，汉平帝突然病倒了，而且竟一病不起。对这个刚满14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日子迟早都会到来。5年前，他被一辆陌生的马车突然载到这座陌生的宫殿，被一群陌生人山呼万岁。在这漫长的5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奶妈、姐妹……刺骨的孤独，施加在这个孩子身上，实在是过于残忍。

一个人端详自己偶像的时间太长，往往容易走火入魔，真的试图去完全取代自己的偶像。在崇拜了30余年的周公之后，王莽也渐渐显露出了这种迹象。平帝病倒之后，他第一时间条件反射式地想起了周公当年的一则故事——成王有一次也生了病，周公偷偷跑到河边向苍天祷告，愿意代替成王去死。

王莽也炮制了这样一份祷告祭文，“偷偷”跑到“泰峙”，祷告上苍，说自己愿意代替平帝去死。苍天没有答应王莽的“要求”，平帝在第一场大雪降落在长安城之后病故了。

在王莽的主持下，一套完全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制定的丧葬仪式在一片肃穆中粉墨登场了。而且他还规定，天下600石以上的官员们，都必须为皇帝穿孝服服丧三年，因为这是周公时代的古制。就像一个“周公癖强迫症”患者一样，王莽已经习惯性地不放过任何摹仿周公的机会。

葬礼过去，王莽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在两岁大的新皇帝身上。站在未央官前的广场上，看着那哀帝曾经仰望过的深邃夜空，王莽第一次觉得自己将“天意”揣摩得如此清晰——成帝早天绝后，哀帝早夭绝后，平帝早夭绝后——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残酷的现实更能表明那个深邃的“天意”——汉室气运已尽?

很快，一个叫做谢嚣的小官僚就送来了一块上方下圆的白色石头，据说是从井里面挖出来的。石头上面刻着八个大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七

具体的过程已经不再重要了。

在接下来漫长的三年时间里，王莽和知识分子们展开了一场推推拒拒的冗长戏码。知识分子们不断地拿出各种“天意”和代表天意的符命，来规劝王莽登上帝位，王莽则进两步退一步，不断与舆论拉锯。

终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季的某一天，一个落魄的京漂、梓潼人哀章，找工匠铸造了一具有两个匣子的铜匮，然后在一个匣子里放上一张“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匣子里则装进一册“天帝行玺某(即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图和书的具体内容，是天帝命令刘邦传帝位给王莽，同时上面还写着天帝指定的辅佐王莽称帝的11位开国功臣的姓名。在一个冷青色的黄昏，哀章来到汉高祖的祭庙前，把这具金匮毕恭毕敬地交给了庙里的工作人员。

很快，金匮就呈交到了王莽手里。这一次王莽终于没有再拒绝，第二天他匆匆祭拜过汉高祖，就坐上了未央宫前殿的宝座。他为自己的帝国取国号为“新”，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此前的爵号是“新都侯”的缘故，却一直都忽略了《诗经》里面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周王室的后人，王莽正炫耀着他的正统地位。

知识分子们从新莽王朝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嗅出了一种强烈的荒诞气氛——哀章所捏造的“天意”里，11位辅佐王莽的功臣，只有八位是现任中央官员，剩下的三位，一位自然是哀章他自己，另两位则是哀章随意杜撰的莫须有的路人甲和路人乙，一位叫做王兴，一位叫做王盛。除了这两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哀章再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信息。

不过这一点都难不倒王莽。秉承他的指示，在极短的时间里，有关部门迅速在京城找出了几十个叫做王兴和王盛的人来，最后，没来由的，一个卖炊饼的王盛和一个守城门的王兴被认定为是“天帝”指定的辅佐大臣，一夜间由草民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于这种荒诞，知识分子们却选择了集体性失明。相反，名闻四海的学者扬雄在这一年又写了一篇极力称颂新莽政权的大作《剧秦美新》。

知识分子们的选择性失明是可以理解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禅让神话以及董仲舒的“帝统循环”论，还有盖宽饶们对帝位禅让的强烈呼吁，一直都沉甸甸地压在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的心头，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的核心部分。如今，王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非传说的在禅让中登上皇位的人，而且这个新皇帝还是凭借着儒家学说一路走到今天的。对儒家知识分子们而言，这显然是一件划时代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事，即便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荒

诞不经的情节存在，在他们看来，也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

最能说明王莽所获得的无与伦比的支持度的，也许莫过于这件事情：王莽称帝的同年四月，汉室后裔刘快聚众数千人起兵反抗。刘快的兄长刘殷原来是汉朝的胶东王，如今在即墨城里做扶崇公。刘快本以为兄长会全力支持自己，孰料他兵至即墨城下，刘殷却下令紧闭城门，自己则主动入狱待罪。连这些前皇亲国戚们都不愿意背叛王莽，新莽政权所获得的民意支持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一支规模庞大的宣传队伍迅速被组织了起来，他们的领导班子被称作“五威将”。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开赴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包括匈奴在内的四夷地区，去宣传王莽做皇帝是天命所归，不可抗拒的。

八

取得帝位，王莽已经做到了一个政客所能做到的极限。但他仍然算不上是一个政治家，因为在这漫长的30多年里，他终日周旋于道德、礼制之中，而始终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施政方案。换言之，他仅仅是玩了30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帝国百姓们最渴望的物质文明建设，却几乎完全没有触及。身为周公之后唯一的再世“圣人”，有这样的缺陷，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王莽决心要弥补这一点。

作为一部总结周公当年开创西周盛世成功经验的著作，《周礼》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体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所不包。崇拜、扮演了许多年周公的王莽，本就对那个遥远的盛世无限向往，对于《周礼》提供的经验自然也极为服膺。更何况，他和《周礼》还得到了几乎所有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支持，甚至连孔老夫子都这样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眼里的理想社会，也只存在于周代!

真理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王莽坚信，追随着周公的脚步，忠实于《周礼》的基本精神。就等于找到了开创万世太平的钥匙。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两个叫做张邯和孙阳的儒家知识分子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

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九

在再现三代盛世光辉这个伟大的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朝建立之后迅速增加，到汉末已经高达380多万。对一个5800多万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个比例(15％)确实有些过高了。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

没做皇帝以前，王莽曾经搞过以“拯救刘汉王朝”为主旨的币制改革。不过作为一个算惯了政治账的人，王莽经常忽略掉经济账，这一次改革也不例外。他在诏书里面说道：“我当年为了挽救大汉朝，而推出以刀币取代圆钱的币制改革。然而如今刘汉已亡，天命在我。‘到乃卯、金、刀的组合，所以那些金刀钱的存在，已经不符合天意和民心，应该彻底废除。”

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放弃贝壳，改用铜钱，成了老百姓贫困的根源，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不可理喻。不过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儒学代言人王莽上台之后改革行政制度，是意料中的事情。

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著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在王莽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而那些伟大的名称，包括官职和地理名称，都存在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著里。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尘埃中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著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应由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应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十

改革全面铺展开去，盛世却仍然迟迟不来。

王莽有些想不明白了。他一直都在虔诚地依照儒家经典著作的教导改造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个往古圣贤们承诺过的金光灿灿的太平盛世，却至今杳无音信?

相反，形势似乎还正在朝着反方向急速下滑。

许多大地主根本就不愿意交出多余的土地。这些抗拒者中，有许多人本就是著名的儒家知识分子。王莽迷惑了一井田制难道不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吗?这些人抵死不愿意交出土地，王莽对那些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们许下的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自然也就落了空。王莽已经习惯了在群众的目光里充当“救世主”的角色，并且享受这种角色带来的快感。如今他却必须日复一日地感受着百姓们对他的失望，这巨大的心理落差，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让王莽痛苦的事情还有很多。

譬如：对于自己苦心制定的新币制，百姓们似乎也不以为然。这些愚民们嫌朝廷新的换算法则多而混乱，于是抛弃了流通货币，开始物物交换了。

再譬如：百姓们对于那些远古黄金时代使用过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居然也极为反感，天

天都在抱怨说他们记不住这些新名称：

王莽不明白。

他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只有1000余万，而到了新莽时代却激增到了近6000万。与之相比，耕地数量却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增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王莽和儒家知识分子们对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这个判断，其实是一个纯粹的伪命题。汉初人均耕地0.8顷，而汉末人均耕地只有0.1顷，耕地紧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是兼并造成了土地资源紧张，而是土地资源紧张造成了兼并。这早已不是恢复井田制就能解决的问题。

只有把西汉晚期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聚焦到人口激增这一事实上面来，才能逐一给出合理的解释一譬如：那些频繁的天灾，难道不正是人口激增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之后的必然结果吗?而王莽和儒家知识分子们从这些天灾里看到的，却只是汉室将亡的“天意”。

王莽又一次把自己埋进了圣贤们的皇皇巨著中。等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自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盛世至今没有出现的原因一儒家政治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夏变夷”，至今尚未具体实施。

又是一大堆名号、称呼的变化：赐给匈奴单于的印玺由“匈奴单于玺”变成了“新匈奴单于章”；高句丽不能再“高”，而必须是“下旬丽”西南地区的“句町王”也不能再是“王”，而只能是“侯”……

十一

盛世没有来，巨大的蝗灾却来了。

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关东大饥，蝗”。

地皇三年二月，“关东人相食”。

同年夏天，“蝗从东方来，蜚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

《后汉书·光武纪》总结说：“莽末，天下连岁灾蝗。”

站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满头白发的王莽看着漫天飞舞的蝗虫，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无奈。他曾很多次在这里仰望神秘的夜空，很多次揣测虚无缥缈的“天意”。如今，面对着这些穿梭于飞檐、窗棂和香炉间的蝗虫，王莽内心一度坚强无比的“天意”防线，正在慢慢地崩溃。

百姓们叛乱的消息如潮水般涌来。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已经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他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在这场残忍的杀戮里，被杀者和杀人者都没能看透那深邃的“天意”——当西汉帝国近6000万人口紧紧地拥挤在黄河中下游和渭水流域的平原地带时，过度的自然开发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事情；而过度的开发又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也正是这个原因，从汉元帝末年开始，这一地区的旱蝗灾害就越来越频繁地爆发。

后世的史学家过分夸大了王莽改革的“暴戾”程度，井田制实际上已中途取消，更改行政地理、官职名称以及“以夏变夷”，包括造成物物交换后果的币制改革，均不足以引发民众暴乱。王莽真正面对的，是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未能解决的死结：生产力终究敌不过生殖力。

请注意下面这些史实和数据：

当光武帝重建东汉，缔造出著名的光武中兴局面时，他的人口背景不足2000万，文景之治的人口背景同样不到2000万。

而当东汉王朝的人口达到5000余万的最高峰之后，和西汉末年如出一辙，剧烈的旱蝗灾害再次纷至沓来，最终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黄巾之乱与诸侯混战)，最终人口又骤减至1000多万。

这是偶然吗?当然不是。

这才是真正的“天意”。无论是谁，王莽或者其他人，也无论如何折腾，也消弭不了的残酷的“天意”——生产力敌不过生殖力。

十二

王莽死了。知识分子们呢?

他们还在。

在推翻王莽“暴政”这件事情上，农民、商人、官吏，以及刘姓宗室相继而起。知识分子们是最后一拨离开王莽的人。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而言，这是一场漂亮的丢卒保车。从此，王莽被史书牢牢地钉在了“篡逆”的耻辱桂上。尽管他曾有过的那些梦想，譬如禅让，也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梦想，尽管他所制定的那些新政，譬如井田制，在他实施之前，儒家知识分子们已经呼吁了好几个世纪——但最终，只有他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和王莽奋斗到最后一刻，直到看见大厦将倾，无可挽回，他们才悄悄地转过身去。与此同时，整个儒家学派也悄悄地来了一次转身。从新莽改制中存活下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从此不再高谈什么社会理想(外王)，而更多地转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内圣)。

许多年以后，当班固撰写《汉书》，将王莽斥为乱臣贼于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掩藏起了老班家当年与王莽的亲密关系。他不断重申自己的祖父得罪了王莽，试图与王莽划清界限。然而，事实则是，他的从祖父班伯，那位研究《齐诗》的权威，当年一直都是王莽最忠实的支持者。

编辑蔡元元